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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经过的地方叫火类坳，这一情节的设置可能来自新疆的一种特殊地质现象——地火。新疆许多地方由于地下煤层自燃，形成了数十年不绝的地火。这种自然现象在小册子中化成了火类坳，在两个火类坳之间，还有大蛇岭。在第二个火类坳旁，还有一具40里长的大枯骨（古人记录的这类骨头往往是大型动物的骨骼化石），被认为是佛教《本生经》里明皇太子换骨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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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碰到的是白虎精，这可能就是西游记里白骨精的原型。白虎精变成女人想要接近法师，却被猴行者看破，将白虎精降服。[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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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龙池，猴行者用三件宝贝降服了想要害法师的恶龙，将它的龙筋抽出来给法师做了皮带，系上可以健步如飞。[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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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们在一个叫深沙神的神秘人物的帮助下过了一条河，这个深沙神，可能就是将法师的前两世吃掉的那个妖怪；[318]他还有可能是后来的《西游记》中沙和尚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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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接着路过鬼子母国，这里满街都是鬼孩子。又路过女人国，这个国家的女王想留下法师，在得知他不想留下之后却并没有为难他，送给他夜明珠和一匹白马后就和他告别了。[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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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王母池时，猴行者透露自己曾在这里偷吃了十个蟠桃，被王母痛打三千八百铁杖，发配花果山已经两万七千年了。不过这一次他又偷吃了一颗七千年的枣，回到国内将之吐在了西川，这里就成了人参的产地。[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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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到了沉香国、波罗国、优钵罗国。[321]优钵罗国没有黑夜，永远春天，人可以活一千二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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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优钵罗国，就已经接近西天竺的鸡足山了，这里也称“竺国”。他们到了一个叫福仙寺的寺庙，这里的斋饭都是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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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法师请求福仙寺的和尚们施舍给他大乘经文时，和尚却说他们不知道什么佛法，他们的佛性是与天具有的，却并不知道法是什么。至于旁边的鸡足山，也是上不去的，因为看得见，却实际上非常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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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在猴行者的启发下，只好采取另外的做法——祈祷。他们师徒七人焚香祷祝，精诚所至，加上他们代表了整个东土的皇帝和人民，于是感动了上天。突然间，天昏地暗，电闪雷鸣，等天色再次放亮时，法师所需要的经文已经出现在他的身边了——这就是取经的过程。[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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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经诗话》中还故意留了一个尾巴：唐三藏通过祈祷的方式得到了大部分经文，不过经文中还缺了一种《心经》[323]，在回程时，到了盘律国香林，有神人将这部经给了他。从此以后，《心经》的地位也提升了。[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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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像“三藏西游”这种戏剧性的事件会给人们带来想象力，在民间，随着佛教一些观念深入人心，中国的民间文学也丰富起来。另外《心经》还不是中国民间的“第一经”，这个地位应该让给《金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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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魏开始，中国人就慢慢形成了几个佛教理念，最重要的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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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理念是念经可以消灾。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刚经》，又称《金刚般若经》。唐初人们写了几本关于《金刚经》灵验的小说集，其中最著名的是唐太宗时期的宰相萧瑀所作的《金刚般若经灵验记》[325]，作为宰相，萧瑀本人笃信佛法，更相信金刚经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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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是一本大乘佛教的纲领性经文，最著名的译本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其字数只有5000多字[326]，主要阐述的是大乘佛教一切皆空的理念，除实体是空（性空）之外，所有的时间规律包括佛法也都是空的（法空）。短短的5000字阐明主要理论，的确是一篇非常好的经文，但是，经文并没有任何消灾祈福之类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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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传到中国后，由于篇幅适中、道理明晰，很快成了大乘佛教的教科书，和尚们更是背得滚瓜烂熟。于是，《金刚经》就被赋予了另一重重任——消灾。人们认为只要反复不断地背诵经文，就能起到消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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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提到的《心经》虽然也被人们用来消灾，但由于篇幅太短，只有260个字，很难完整地阐释理论，又缺乏背诵难度，所以排在了《金刚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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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瑀的《灵验记》记载了不少背诵《金刚经》消灾的事例，大致模式如下：某个真实人物（必须包含姓名和籍贯，最好有职务）有某种恶习或恶果（如杀生、前世因缘、短命等），在某个特殊时间里经历了特殊事件（如遇到世外高僧、被小鬼索命到地狱判官处等），得到了指点，要求他背诵《金刚经》，他照做了，于是获得了福报（如续命、消灾、不受地狱之苦、得道成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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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理念是地狱之苦。唐人小说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描写地狱之苦的。[327]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是没有地狱和死后受罚这些概念的，[328]人们虽然也相信往生，但基本上认定往生就是与现代世界接近的另一个世界。汉代之所以厚葬，就来自这个理念，要将财富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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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佛教来临之后，人们开始相信有个地狱了，也就不再考虑将财富带过去，而是讲究修行、积福，通过自身行为来避免在地狱受苦，这实际上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在依靠财富打通死后的世界这条路上，穷人是没有办法操作的，这意味着此生受穷，死后也一样受穷。可是积累善行，对于穷人和富人都是平等的，这种平民主义的关怀有利于佛教在中国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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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理念是六道轮回。在几乎所有民间佛教故事中，轮回都成为最重要的主题。在佛教传入前，中国也同样没有轮回的概念，人只是死去，不会再回来，有少数被认为死后复生的，也只是“神迹”。至于道教中的修仙，并不是死后登仙，而是在活着的时候就鸡犬升天了，所谓“活神仙，死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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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到来后的轮回观念是如此流行，已经占据了直到近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将之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佛教在中国的最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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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佛教传入中国前后的本土俗文学做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之前的文学小说中，神怪类大都是道教的产物。比如，干宝《搜神记》等所列的神怪故事都是某种自然界产生的灵异现象，[329]或者符合道教观念的神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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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这种神怪传统仍然存在，但整体上神怪却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道教神怪，另一种是佛教神怪。道教神怪充满了想象力，如《柳毅传》中的龙王，以及其他故事中的神仙等。在唐代，也有不少续写《搜神记》的作品，[330]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神怪脉络。佛教神怪则要比道教神怪系统得多，大都是有固定范式，以人死后受审为大宗，牵出轮回观念、地狱观念、福报观念等。可以说，佛教在唐代起到的作用是迎合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却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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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少佛道结合的例子，比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本身就是佛道结合的作品，如法师和猴行者等人来到王母池这样的情节，实际上就和《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传统观念接轨，而不是从佛经得来了。到了后来，人们才创作了更加惊世骇俗的《西游记》，将佛道问题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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