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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行刺引起的贸易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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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84年（光宅元年），一艘外国船只到达了唐朝的广州，它来自海外的海岛上。[59]在唐代时，广州是帝国第一流的港口，与位于现代越南的交州齐名（当时交州属于唐）。但广州开港更早，更接近内地，其吞吐量更是位居全国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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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正因为和海外交往过多，于是产生了另一种现象：对于外国船只的敲诈勒索。广州都督路元叡是一个黯弱之人，对下属管理不力，使得广州地方的官吏更加肆无忌惮。当这艘外国船到港后，官吏们立刻蜂拥而上，想方设法进行盘剥，到最后，外国商人受不了敲诈，只好去找广州都督路元叡，请他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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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国人没有想到的是，路元叡不仅没有主持公道，反而站在了自己的下属一边，要求将外国人抓起来法办。这成了压垮事态的最后一根稻草，外国人大怒，立刻用武力反叛，有人直接抽剑登上大厅，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路元叡，又杀掉了十多个人，他们的首领才率领大家离开广州，登上大船，扬帆而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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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传到了朝廷，引起了轰动，也将中外贸易问题摆在了皇帝面前。它促成唐朝做出了两个改变：第一，向广州等地派遣的官员务必精心选择，在路元叡之后派遣的王 就是一个清廉的官员，他采取了对外国人秋毫无犯的政策，来保证广州本地的繁荣。第二，唐朝政府开始考虑建立新的机构，专门管理外国人，这就有了后来市舶司的形成，这使得唐代成了少有的对外国人实行管理和优待的王朝，也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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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期和宋代，中国最富庶的地区除了首都这样的政治中心，往往还有东南沿海的港口地区。在首都，人们是依靠政治资源而获利，但在沿海地区却是依靠实实在在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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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最大的港口有两个，一个是进行内部贸易的扬州，另一个就是进行外部贸易的广州。扬州之所以发达，和它是长江与运河的交汇点有关，在唐代，即便是蜀地的物资要想运往长安，也必须首先顺长江而下，绕到扬州，再走运河系统进入黄河，最后沿黄河而上，进入渭河，才能到达长安，这样的距离比起蜀地和长安之间的直线距离，已经远了五倍以上，但由于是水路，仍然是有利可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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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广州，则是针对整个世界的贸易地点。由于阿拉伯人占据了中亚，西域的贸易量逐渐萎缩到微不足道，而海上贸易的规模却要大得多。在广州，除从东南亚来的船之外，还有印度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的船队前来，甚至能看到从非洲来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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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北宋时期，广州变得更加发达，成了全国富商大贾的汇集之地。商人们在这里大建公馆，随处可见亭台楼阁、宝马香池，竟然如同化外之地。只要满足了政府的税收，政府倾向于放松行政上的管理，以换取经济上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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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广州之外，唐代还有一个巨型港口交州。交州之所以发展起来，是因为它距离中央政府比广州更加遥远，做起贸易来不受干扰，直到宋代交州成了外国，才和中国的贸易有了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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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由于和西北方面的联系更加薄弱，朝廷愈加依赖东南沿海，于是除了广州继续保持繁荣，其他沿海地区也得到了大发展，福建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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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福建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它北面的浙江和南面的广东都发展更早，但福建在中国体系下却一直是一个偏远的地方。这主要是广东有珠江三角洲，浙江有浙北平原等富庶之地，而福建虽然靠海，但平地却很少，只有靠海的一小条平原而已，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地。武夷山将福建与内地其他地区隔开，只有北方一条叫仙霞岭的通道与浙江和江西连接，显得非常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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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唐代，福建的大部分山区仍然是未开发地区，即便沿海地区有港口，也很难把物资从其他地区运往福建。唐代后期，才将泉州开放，成为对外港口。[61]唐末五代时期，由于福建变成了割据政权闽国，这里反而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当闽国归顺了北宋之后，福建的三大港口泉州、漳州和福州开始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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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宋时期，泉州已经成了仅次于广州的大港。[62]这里也成了海外人士聚集之地，至今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外国人的墓葬，伊斯兰教、犹太教、拜火教的墓碑都可以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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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建再继续向北，浙江地区的明州（今宁波市）、秀州（今嘉兴市）、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等地也都是外国人前来进行贸易活动的地区，甚至作为南宋首都的临安（今杭州市）也有着繁荣的对外贸易。[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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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带来的是造船业的大发展。中国由于是内陆帝国，在唐代之前，造船业一直是落后于世界水平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显、义净等僧人，只要从海外回来，就必然乘坐外国船只。[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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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造船业的落后相对的，则是外国造船业的发达。比如，扶南虽然和汉地各时期相比都显得渺小，可是扶南船却一度成了海上的主宰。在三国时期，由于东吴派遣使者去往东南亚，关于扶南造船业繁荣的消息也被使者带了回来。扶南船“长者十二寻，广肘六尺，头尾似鱼，……大者载百人”[65]。船上配备了短桨和长槁，可以应付水深和水浅的情况。[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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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加大的是波斯船或者罗马船，大的有四个帆，在海中行走如飞。[67]与此同时还有南印度地区的船，比如师子国（斯里兰卡）的船，上下楼梯就有数丈长，被认为是当时最大的船。[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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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唐之后，中国海船开始出海。晚唐时期，中国的海船已经与外国船不相上下，这也可见中国人只要遇到开放的时机，对海外的学习总是非常迅速的。到了唐末，中国已经有了可以容纳千石米粟的大船。[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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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船只更是发达，到了伊本·白图泰[70]访问中国时，[71]记载中国大船有十帆，光是载的水手和士兵就有上千人之多。[72]与此同时，海外的船只最大的也不过是装载近千人，所以中国船已经从载重量上超过了外国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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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就如同一个小社会，分工细致，有专门的水手，还有船长、副船长，兵士、杂役等，当然还有商人和货物。中国的船还配备了指南针，比起外国船更加容易掌握方位，成了航海的撒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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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船舶工业已经领先于世界，这才催生了明代初期的郑和下西洋。郑和的船队远远胜于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其秘密不在于明代，而在于宋元时期的积累。事实上，恰好是由于明初的挥霍将海外贸易变成了赔本买卖，使皇帝放弃了海外市场，才导致了中国造船业的衰落，并最终被西方超越。明代可谓享受了技术进步的最后一次辉煌，却最终毁掉了技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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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外贸易发达之时，在华的胡人也形成了庞大的团体。[73]中国在唐宋时期一直有着发达的外国人社区。看一个社会是否开放，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看它能否吸引足够多的外国人来，并以平常化的心态看待他们，容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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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放心态上看，历朝历代中唐代是最发达的朝代。以首都长安为例，在这里居住着大量的胡人，他们甚至在某些行业内占据了主流，比如珠宝行业和香料行业，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行业——卖酒业。长安城的卖酒业不仅老板是胡人，要想经营好，女服务员（酒姬）必须也是胡人，被称为胡姬。[74]当唐朝的达官贵人们在小酒馆里吆五喝六时，这些美丽的胡人女子也被视为酒馆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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