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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高丽王请求黄真和洪万带一封信给当时的皇帝宋神宗，表示想恢复朝贡关系。两人带着信找到了福建转运使罗拯，罗拯报告给宋神宗，恢复了高丽的朝贡。最初，朝贡仍然走登州路线，但几年后，高丽的朝贡路线也从登州转往了明州。[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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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的宋朝已经失去了宋仁宗朝以前的开放性，由于高丽的地位特殊，宋神宗在下令朝贡港转往明州的同时，为了避免高丽与宋朝民间的交往，还下了另一道命令，禁止民间私自与高丽做生意，将交往限制在官方层面，也就是朝贡层面。这实际上是明朝政策的一种预演，到了明朝前期，与国外的民间交往都成了非法，只剩下官方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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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丽与宋朝只剩下官方关系时，他们获得物资的能力降低了。仍然以他们最需要的书籍为例，在宋哲宗初年（公元1086年），高丽又来宋朝索要书籍，这一次他们需要的是刑法书，以及《太平御览》《开宝通礼》《文苑英华》等书。但宋哲宗经过思考，只给了一套文学性质的《文苑英华》，将其余的书籍都拒绝了。到了公元1090年（元祐五年），高丽再次派人要书，他们开列了长长的书单，但这一次，宋哲宗在苏轼等人的建议下，将这些全都拒绝了。[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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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幸运的是，宋朝的禁令与明清的禁令执行程度是不同的。事实上，高丽与中国民间的贸易关系一直没有完全断绝，甚至还很频繁。当从朝廷无法得到满足之后，他们立刻转向了民间，前往明州地区利用市场购买需要的物品。比如，《册府元龟》被皇帝拒绝了，但他们在明州很容易就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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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从皇帝处索要的书籍只能要一套，在民间，只要他们肯付钱，甚至还会有人将书版雕好直接卖给他们，回去想印多少都可以。[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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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后期皇帝的朝堂之上，始终存在着一种焦虑：要把知识保留在国内，不要轻易送到国外去。持这种态度的不仅是一般的民族主义者，还有许多名臣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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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都曾经参与了讨论。在高丽问题上，苏轼几次提到不能让高丽轻易获得书籍，代表了当时一种普遍的思潮。[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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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苏轼的态度又不能仅仅以民族主义而论，事实上，他看到了宋代朝贡体系的许多弊端，也试图维持一种自由贸易。比如，他在任杭州知州时，就曾经将高丽使团阻拦，不让他们去汴京朝贡。苏轼很早就指出了朝贡体系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当使节到来后，一路上的地方政府要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他们送给皇帝的东西大都是华而不实的奢侈品，却接受了更加贵重的赏赐。因此，苏轼认为这样的体系是不能维持的，要想获得更多的好处，就把高丽人限制在明州地区，让他们通过市场去购买需要的东西，这对民间经济有利（加强了贸易），对皇帝也有利（减少了开支）。[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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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支持以民间贸易取代朝贡体系上，苏轼也不纯粹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而是希望在某些方面加强管制，包括对书籍的管制。这或许是苏轼的局限性，却也是当时宋代大臣的普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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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贸易就在自由贸易的海洋中不时地遭遇管制的礁石。但即便是有管制，皇帝的整体态度仍然是支持贸易的。到了南宋，由于财政的需要，皇帝不得不采取了更加重商主义的态度，于是宋代成了中国历史上海洋贸易最发达的时代之一。宋代的大船在东南亚地区也慢慢地取代了波斯和阿拉伯人的大船，成了该地区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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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元代，随着世界帝国的建立，海外贸易和交往更是在宋代的基础上提升了一个层次。唐宋元时期贸易和海运的繁荣甚至让封闭的明代获得了好处，如果不是宋元时期积累的航海和造船知识，郑和是没有机会在海洋耀武扬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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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丝绸到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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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与海外的贸易中，有一个始终对中国有利的规律存在，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中间只出现过偶尔的中断，那就是：中外贸易始终是用中国的制成品（工业品）去交换海外的资源类商品（原材料和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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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有点儿例外，人们既习惯于使用西域的东西，也喜欢从西域进口制成品。同时中国人的仿制能力很强，能很快就将西域风格模仿到位。公元1970年，在陕西西安的何家村发现了一批唐代的金银器窖藏，共发现金银器一千多件，可能是唐朝中期王府的人逃避战乱之前，将宝藏埋藏在地下的。这些金银器艺术风格异常惊人，大量的器物带着明显的粟特风格。不过经过研究，人们认为这些物品都是在中国国内制造的，要么来自粟特移民匠人，要么来自学会了粟特风格的中国匠人。[107]可见在当时，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加工制造大国，对于外来的技术吸纳非常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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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中国习惯于用加工品换取资源类商品，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国内人均资源占有量小，但适合于进行生产社会化组织。而在西域和海上，由于人口密度小，不利于组织生产，但资源丰富，适合于采集资源，换取中国的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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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加工品主要有以下几种：丝绸、瓷器、纸张和茶叶。此外，铜器、漆器、铁器、货币（铜币）、布匹等，也都在不同的时间里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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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从海外进口的产品是几乎千年不变的各种土特产，这又可以分为三个方向：一是西域地区，二是东北森林地区（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三是东南亚海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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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唐朝为例，在西域地区，唐朝进口的物品主要是当地的资源性特产，以珍草异兽、金银珠玉为主，再加上一项重要的商品——马匹。有人根据唐朝与中亚地区的进贡情况，总结了中亚输入的特产，包括：马匹、花草水果（金桃、银桃、郁金香）、其他动物及衍生品（狮子、犬、鸵鸟蛋、羚羊、骆驼、髠、豹子）、宝石（玉、碧颇黎、玛瑙、水晶）、金银及其他矿产（蛇黄、青黛、红盐、黑盐）、人（侏儒、舞女）等。此外也有少量的加工品，比如毛锦、石蜜（糖）、葡萄酒、毛毯等，但在整个进口的商品中份额占比却很小。[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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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森林地区，当地的特产主要是毛皮和中药材。比较特别的是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奇缺、急需外面输入各种商品的地区。古代日本人渴望各种商品，却拿不出可供交换的产品，这是导致日本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一直无足轻重的原因。到了明代，政府对日本越发不胜其烦，强行规定日本只能每十年来进行一次贸易活动，或许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日本后来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日本的这种进出口矛盾，要到现代才有改变的可能，即通过强大的科技制造能力，弥补资源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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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南方海域，中国需要输入的物资主要有四大类：一是香料，二是海洋特产，三是热带特产，四是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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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的产地主要分布在印尼和菲律宾的群岛上，包括丁香（产于马古鲁群岛北部）、肉豆蔻（产于班达群岛）、白檀（产于小巽他群岛和印度南部）、沉香木（产于越南和柬埔寨）、小豆蔻（产于印度马拉巴尔和东南亚）、肉桂（产于斯里兰卡）、乳香和没药（产于阿拉伯半岛南部和索马里）。[109]由于欧洲人也喜欢东南亚产的香料，这部分贸易更具有全球属性，并最终导致了地理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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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特产是中国的皇室和富贵阶层最喜欢的奢侈品，包括：珍珠（产于苏禄群岛、海南岛、马纳尔湾和波斯湾）、玳瑁（产于东南亚、南亚、马尔代夫、亚丁湾和东非）、珊瑚（产于地中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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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特产包括：象牙（产于东南亚、印度和非洲）、犀角（产于东南亚、印度和非洲）、鹦鹉、犀鸟角、翠鸟羽毛（此三种均产于印度尼西亚）、孔雀（产于南亚）、红木和乌木（产于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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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主要有：琥珀（产于波罗的海，经过西亚和海路流入中国）、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后三种均产于斯里兰卡和缅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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