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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记载，苏丹穆罕默德·图格鲁克的统治时代维持了27年，伴随着各种战争、内斗和杀害，而白图泰赶上的就是这样的人和时代。他到达印度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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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图格鲁克执政时期，从西北方信德地区的木尔坦城传来了一个消息，有一位穆斯林申请进入印度国境，请求苏丹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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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国境穿越也如同现在一样，需要有批准和文书，然而，苏丹的答复却让现代人感到匪夷所思。按照现代人的看法，在批准一个人入境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他会离开，免得造成新的社会负担，也免得他来抢现有的资源。然而图格鲁克苏丹却答复说：这个人可以入境，但白图泰一旦入境，就必须发誓留在印度不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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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游牧部落和穆斯林地带都有重用外来人的传统。比如，成吉思汗就曾经重用大量外地人当官，缓解自己的人才不足。而穆斯林的苏丹们不仅让客人当官，还给奴隶封官换取他们的忠诚。穆罕默德·图格鲁克不相信近身的人，反而将大批的客卿带到了朝廷，也是遵循了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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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图泰为了入境，答应下来，成了德里苏丹国的一名官员。他的命运在未来的几年里随着苏丹情绪的阴晴不定而沉浮，直到寻找到出使中国的机会离开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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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罕默德·图格鲁克的时代，德里苏丹国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穆斯林政权始终只控制了印度北部，虽然有时也会控制一部分中南部，但大部分时间里，中南印度都有不少印度教的地方政权存在，与穆斯林政权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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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认为除武力因素之外，另一个原因在于都城没有选好：与南方比起来，德里太靠北了，无法在征服南方的过程中起到作用。他在中部的道拉塔巴德（Daulatabad）建造了一个新的都城，为此，大动干戈将德里城的居民都赶到道拉塔巴德去，不想却造成了严重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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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拉塔巴德在印度马哈施特拉邦的城市奥郎加巴德（Aurangabad）郊区，这里有一座石头的小山，如同金字塔一般挺立。这座小山的整个山体四周都被重新开凿成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可以通往山顶。这条小路时而是陡峭的阶梯，时而是深邃的洞穴隧道，只需要几个人把守，就可以守住上万的大军。道拉塔巴德的卫城就建在山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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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几年后，图格鲁克又将首都迁回了德里，于是人们不得不忍受第二次搬迁之苦。道拉塔巴德虽然坚固，也是征服南方的好基地，图格鲁克却忽略了一点：德里虽然不利于征服南方，却有利于震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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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把首都迁往南方之后，北方各地造反的消息频频传来，焦头烂额的图格鲁克不得不承认，迁都是失败的。他的后半生都在为这次错误的迁都买单，他在德里修建了一座新的城堡，四处出击镇压着各地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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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白图泰到来时，恰好是苏丹将都城迁回德里后不久。这个反复无常的苏丹显然被他面临的巨大困境害得精神错乱。他疑神疑鬼，动辄杀人。白图泰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苏丹杀人的过程[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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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叙述伊本·白图泰之前，我们先把德里苏丹国后来的命运做个简单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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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格鲁克死后，经过了几十年，在中亚，一位仅次于成吉思汗的征服者出现了，他就是突厥人跛子帖木儿[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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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没有攻克印度，但帖木儿做到了，他的铁骑蹂躏了印度首都德里，在高高的城墙之外堆起了标志性的人头金字塔。在突厥人的攻势下，德里苏丹国瓦解了。城市完全毁坏了，留下的居民也都死光了，两个月当中，德里城飞鸟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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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后，一个叫赛义德王朝的小朝廷在德里的荒草中复辟，赛义德王朝又被一个叫作洛迪的家族取代。然而，孱弱的小朝廷已经无力维持北印度的统一，各地的藩王各自为政。到最后，从中亚来了一支突厥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的首领巴布尔的父系是帖木儿，母系来自成吉思汗，他率军从阿富汗进攻到德里，将洛迪王朝灭亡，建立了英国人占据印度之前最后一个著名的帝国——莫卧儿帝国（公元1526年，嘉靖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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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白图泰显然看不到德里苏丹国的结局，他在变幻无常的宫廷里待了几年，找到了一个出使中国的机会，这让他可以取消自己的誓言，离开印度。公元1342年（至正二年）2月17日，他就和使团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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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走的海路已经与当年法显等人走的有了区别。在唐代以前，印度的中心在北方恒河流域，顺流而下可以到达东部的加尔各答附近，人们选择从那儿上船去往斯里兰卡，再转船经过东南亚到达中国。到了德里苏丹国时期，政治中心已经西移，也不再靠着恒河，与印度联系更多的是来自西部的穆斯林区域，所以入海口也选择了西部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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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路上经历了千辛万苦，向南经过苏丹国的南部都城道拉塔巴德，再向西到达可能是孟买以北的某处海岸，从那儿登船，经过卡利卡特，绕过印度大陆最南端，再前往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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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利卡特，有13艘中国船在等待着他们。这些船可能是在广州制造的，按照他的说法，每一艘可以装1000人，其中海员600人，战士400人。船高4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官舱是套间带厕所，可以带女眷。水手也可以带上老婆孩子，在船上还可以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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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船说明，明朝初年的郑和船队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实际上，在元朝时，中国的造船业就很发达了，这可能是中国造船业和航海业最发达、最接近世界主流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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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他们经历了战争，礼品被毁，也看到了马尔代夫神奇的珊瑚岛。经过锡兰岛[142]、印度东部的孟加拉地区，再驶往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最后到达中国的刺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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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桐城（今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港之一，大船就有百艘，小船更是不计其数。在这里，由于商人众多，穆斯林已经单独形成了片区。之后，他们前往广州，从广州，又到了以前南宋的首府杭州。从杭州，经过64天的运河行程，就到了元朝的首都汗八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城。当他到达时，已经是元顺帝的末期，距离元朝的灭亡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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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伊本·白图泰到达亚洲的最远端。当他回到祖国后，他又做过两次旅行，分别到达了位于西班牙的格拉纳达，以及位于西非的尼日尔河谷地区[143]，其中尼日尔河谷的旅程在当时也处于已知世界的边缘地带，对亚洲、欧洲来说，都只是传说中的土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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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图泰的旅行中，除看到蒙古人统一带来的好处之外，也看到了蒙古人带来的灾祸，比如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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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48年（至正八年）4月末，当伊本·白图泰旅行到大马士革时，一场瘟疫袭击了这里。全城人都虔诚地祈祷了整整三日，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不管他们是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还是基督徒。祈祷的结果是，每天死亡的人数降到了2000人[144]。他没有说祈祷前的死亡人数是多少，只说以前在埃及开罗，每天的死亡人数是24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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