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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朝政府拒绝民间与外国人贸易，但随着朝代的延续和海上贸易的兴起，这样的禁令已经无法阻止民间自发的贸易了。于是地方政府只好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将外国人的贸易限制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小岛上。即便这样，政府还不放心，为了避免外国人得寸进尺，又对上川岛进行了严格的防范。首先不允许海岛上有永久性建筑，只准建设临时性的棚子。其次，明朝的水军对海岛进行了严格的监视，防止外国船只向大陆进发。在大陆上河口附近的港口，也是命守军严格封锁，防止外国人登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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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防守之下，沙勿略要想进入中国可谓困难重重。他设想过几种方法，包括：第一，让中国人带他偷渡上岸，上岸后就去找中国官府说明来意，他认为凭借自己的善意，见到官员后，可以获得他们的准许；第二，就在他到达上川岛的当年，还有一个暹罗[6]的使团要前往中国，这个使团是得到皇帝允许的。根据中国的政策，这些使团除正使之外，往往还可以带一定员额的商人一同前往，这些员额是可以买卖的，是使团捞取外快的方法之一。沙勿略联系了这个使团，希望能给他留一个位置，让他跟随进入中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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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方法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沙勿略突然死了。他死于公元1552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2月2日，死后尸体被运回了果阿。他倾心于中国，却始终被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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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勿略死后，随着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发展，欧洲的一次机会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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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历史上，有一次著名的事件叫作“隆庆开关”。公元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老皇帝死了，继位的隆庆帝性格仁厚，在位时间也不长。[8]但他在位时期，致力于改变前朝的对外政策。他对北方扰乱中国的蒙古俺答汗采取了和平姿态，而在南方，则废除了明代从成祖之后的闭关锁国政策，部分放开了民间对外贸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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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政策调整的成效是巨大的，不仅让中国得到了海外输入的巨量白银，也为中国东南部的工商业发展打下了基础。与清代1840年之前的铁板一块不同，明代晚期由于隆庆开关的作用，事实上放松了对外国人的管制，也给外国人进入中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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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葡萄牙人来说，好处是，明朝政府终于允许外国人在一个叫作浪白澳的地方停留，之后又迁到了更加方便贸易的濠镜澳，这里后来以澳门这个名字闻名于世。上川岛只是一个岛屿，澳门却与大陆相接，且就在珠江口附近，距离欧洲人进入中国更靠近了一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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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内，葡萄牙人就霸占了澳门的经商权，把澳门建设成了一座小城的规模，耶稣会也乘机在澳门建立了一座教堂，形成了一个永久性据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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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意大利耶稣会教士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o）作为视察员巡视印度教团时，提议在澳门设立一个独立的教区。之前的传教士直接归果阿管辖，设立教区后，果阿虽然还是东亚传教最后的管辖中心，但一般的管理事务则转移到了澳门。于是，公元1579年（明神宗万历七年），那不勒斯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成了澳门教区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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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随着广东当地官员尝到了贸易的好处，对葡萄牙人的禁令也进一步放松。葡萄牙人获得允许，在一年里有两次机会离开澳门，到省城广州去参加集市。两次集市的时间分别是一月末和六月末，一月主要销售印度产品，六月销售日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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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集市时间，葡萄牙人被允许乘船到广州，白天在集市上卖东西，晚上回到船上休息，每次集市的时间大约是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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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集市，传教士罗明坚伪装成商人，不仅混进了广州城，还由于和海道副使黄应甲[12]建立了联系，获准不用回到船上居住。广东的官员由于接触海外贸易最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于中央政府保守风气的倾向。他们注重镇压叛乱和保护当地安宁，但对贸易却往往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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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交了海道副使之后，接下来，罗明坚要攻克的是两广总督陈瑞，也就是两广的最高长官[13]。当时两广总督府并不在广州，而是在两广交界处的肇庆，这里更加安静，也便于协调广东和广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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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良好的学识和礼物，罗明坚获得了陈瑞的应允，要在广州划一片土地给传教士们，让他们得以永久性居住。如果这片地真的划给了他们，这将是西方人在明朝获得的第一个定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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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但陈瑞突然因为其他原因被朝廷免职了。新任总督郭应聘是一个长期征战在南方剿匪第一线的军事官员，为人正直廉洁，但这样的人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排外。[14]广州本来就是对外的商业中心，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地方，郭应聘担任总督后，在减少了腐败的同时，却也让许多灰色地带也消失了。按照规矩，传教士是不允许进城的，但传教士们刚刚利用前任总督的关系获得了许可，他们希望后任总督能够承认自己前任的政策。罗明坚等人想方设法拿着前任总督的命令，进入广州去见郭应聘，不想郭应聘却铁面无私，按照规矩办事，将他们赶走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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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刚刚获得的许可就作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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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传教士们失望时，却突然从肇庆传来好消息。原来是肇庆知府王泮来信，请他们前往肇庆，为他们提供了一块永久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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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传教士们在被新任总督赶出来时，无意中贿赂了一位总督的仆人，让这位仆人向总督求情。由于总督已经拒绝了他们，不便改口，只好授意手下肇庆知府，为传教士们提供一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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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的解读也是多方面的。有人将之解释为：彼时中国的官场上，任何事情都是有规矩的，但任何事情又都是可以通融的，即便拒绝了，也可以想别的办法去做，哪怕是廉洁的官员也必须学会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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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郭应聘之所以也和前任一样容忍了外国人进入自己的辖区，也是因为广东地区已经在对外贸易中开化了。人们虽然轻视外国人，却也知道外国人的价值。加上明朝的官员比起清朝的官员有更大的自由度，总督知道，自己有权力划一片地方给外国人，也不会危及自己的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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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教士后来的经历中，我们还会无数次看到，正是明朝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让明代后期形成了半开放的社会，容忍了西方贸易和科技的到来，从而产生了像徐光启这样坚持西方学问的高级官员和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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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自由裁量权、广州的开放气氛以及官场规矩的多重作用下，西方传教士在肇庆获得了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国大陆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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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进军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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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83年（万历十一年），明朝最著名的阁揆张居正刚刚去世一年[16]。张居正的变法已经是明王朝最后一次修修补补的改革尝试，与此同时，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到来：西方人正式进入了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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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传教士罗明坚和他的副手利玛窦到达肇庆。知府在西江边上为他们划了一片土地，建设了明代中国的第一座教堂，这个教堂有一个中国式的名字——仙花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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