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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去往撒马尔罕，傅安还顺便去了赫拉特等西域城市。这一次，明成祖的做法终于让沙哈鲁看到了皇帝的心思：明朝只想要和平和表面的归顺，并不想采取敌对措施，只要能满足明王朝的最低要求，就可以获得不小的利益。在这样的判断下，沙哈鲁派遣使节跟随傅安来到了中国。公元1409年（永乐七年），沙哈鲁的使节第一次到达北京。[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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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帝对沙哈鲁也很重视，当年，又派人跟随对方的使节再次回访。第二年，沙哈鲁的使节又来到了北京，表明双方的关系迅速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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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沙哈鲁已经确立了中亚盟主的地位，但他与侄子哈里（也是前盟主）之间的关系并不好，永乐帝觉得作为东方的首领，有资格去劝说一下双方和好，于是写了一封信，交给白阿尔忻台，让他作为使节，跟随对方的使节前往哈烈（赫拉特）。这封信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表明作为国主，如果连亲戚都反目，又怎么要求臣民和谐？[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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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阿尔忻台带着这封信去了赫拉特，顺便对撒马儿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鲁番、火州、柳城、哈实哈儿这些国家都进行了访问，不仅赠予礼物，还劝说他们快快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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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明朝与西方的关系已经变成了朝贡关系。这些国家得到礼品之后，果然很高兴，纷纷派人随着赫拉特的使者一同前往北京，进贡的有狮子、马匹、豹子等珍奇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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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永乐十一年，使节们到达北京，永乐帝终于感受到了万国来朝的气氛，欣喜地大肆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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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些使节回去的时候，明成祖决定派遣一个庞大的使团再次前往西域，这一次派出的人中，就有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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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使节团的成员，现在知道名字的有九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的职业使节。[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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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使团于公元1413年（永乐十一年）九月离京，第二年正月从肃州出发西行，在西域诸国连续访问，四处赏赐，直到公元1415年（永乐十三年）十月才回到北京。[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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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行程是，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正月十三日，他们出了肃州城北门。四天后过嘉峪关。如今从酒泉到嘉峪关只有二三十公里路程，他们走了四天，这个速度并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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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嘉峪关的次日，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回回墓的地方。这个墓葬就是本书第八章提到的吾艾斯墓，也就是伊斯兰教早期进入中国时，前往内地传教之人的墓葬。这座墓存在了一千多年，直到现在依然是当地的路标[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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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回回墓，他们一路上在各地安营扎寨，直到二月初九日方才到达哈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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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五日，他们再次出发，于三月初五到达吐鲁番。吐鲁番盆地是新疆东部少有的休整地，他们在吐鲁番住了17日，才于二十四日再次启程。启程时，使团分成了南北两路，陈诚带领南路前行，北路则由一位叫李达的人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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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五日，两路使团在伊犁河边会合，但随后又分道前行。南路使团折向西南，绕过热海[90]，六月二十九日，到达塞蓝城[91]，再度与北路使团会合后，一同前往帖木儿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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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们经过塔什干前往撒马尔罕。到达撒马尔罕是七月二十一日，住了10天后再次出发，前往沙哈鲁所在的赫拉特。他们到达赫拉特时已经是闰九月十五日，也就是说，从肃州前往赫拉特，他们一路上共行走了20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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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程中，使者一路上都是住在营地，即便到了城市，也只是在城边扎营，一路上奔波劳苦自不待言，还要携带大量的礼物分送各地，拜访各地的城主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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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亚回来，除许多使团跟着回访之外，使团的主要成果是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是由陈诚写的，在陈诚出发之前，大学士胡广曾经嘱咐他要观察山川地理、物产风俗，帮助国家了解西域[92]。陈诚于是将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成了《西域行程记》一书，又把西域按照国别分类，写成了《西域番国志》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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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这两本书与唐玄奘的两本对比，《西域番国志》对标的是《大唐西域记》，《西域行程记》对标的是《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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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仔细比较，就会发现，陈诚的书所记载的范围比起唐玄奘记载的要小得多，玄奘书中除对中亚的描写之外，对印度、帕米尔高原等地都有详细记录，而陈诚出使的范围只是新疆北路、中亚，以及阿富汗的一部分，其余都没有涉及。他对于西域历史地理的叙述也比不上《大唐西域记》。可以看出，明朝即便在高峰时期，在西域的影响和了解也是有限的。皇帝对西域和中亚的要求仅是让他们纳贡，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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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陈诚《西域番国志》中提到的国家[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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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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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使团归来后，双方进入了一个强化联系期。随明朝使团一同前来的还有西域各个国家的使团，这些使团都受到了皇帝的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