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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哄带吓之下，国王完成了第一次朝贡。[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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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记载的沈秩的话语，已经成为孤证，不由我们不信。然而说一个国王在手无寸铁的使者吓唬之下，就从傲慢突然间转变为磕头，依然是太富有戏剧性了。在明太祖时代，说派兵也只是吓唬人，因为皇帝并不主张进攻那些遥远的国家。但在中央帝国的语境下，这种富有戏剧性的转变对皇帝来说却是合情合理的，皇帝并不认为使臣是在说假话，于是堂而皇之写入了史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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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明太祖时还不可能派兵，到了明成祖时，派兵就是真实的了，那就是郑和的“无敌舰队”。但除了耀兵，明成祖还是更喜欢用大把的赏赐，于是就有了浡泥国的另一次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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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浡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决定带上妻子、家属和陪臣，启程前来中国朝拜。朝贡的船一路向北，停在福州港，守臣向皇帝上报。皇帝大喜，连忙派太监去迎接，一路上所有的州郡都要设宴款待。永乐早年，明朝的首都还在南京应天府，浡泥国王到达时，皇帝在南京奉天门设宴招待，之后请他们住在国宾馆里。朝廷每天都为他们供应整头的牲口。赏赐自然也少不了[153]，国王以下都赐给冠带、衣物等，之后又赐给仪仗、交椅、银器、伞扇、销金鞍马、金织文绮、纱罗、绫绢衣等。官员见国王要行公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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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明成祖不断张罗时，浡泥国王却由于水土不服逝世。于是如何安葬国王又成了一出怀柔远人的大戏。皇帝专门为国王辍朝三日，赐给墓地，加上神道、墓祠，一切都是高规格的。东宫的皇子皇孙们都要去祭祀，而且每年的春秋两次，还要专门去以少牢礼祭奠。国王也有了谥号，叫作恭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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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皇帝宣布国王的儿子继承王位，临行时又赏赐了玉带一条、黄金百两、银三千两，加上别的各种财物，一路上继续派人护航，将其送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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浡泥国享受了如此待遇，忠心如何呢？最初还是不错的，公元1410年（永乐八年）九月曾经遣使入贡。公元1412年（永乐十年）九月，国王带着母亲再次前来，于是又是一套复杂的礼仪与赏赐。公元1415年（永乐十三年）到1425年（洪熙元年）间，浡泥国还有四次入贡。之后，随着永乐帝的死亡和郑和舰队的停止，浡泥国就很少来了。当然，明朝的大军也并没有如期而至，逼着他们再来入朝，毕竟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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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浡泥国，满剌加（马六甲）国王也曾经来过中国，事情发生在公元1411年（永乐九年）。满剌加国王的朝贡团非常庞大，达到了540多人，他们到了京城，又是一番折腾和赏赐，心满意足而回。[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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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六甲国王平安归去不同，苏禄国东王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苏禄国位于现在菲律宾的苏禄群岛。苏禄国的国土分成三部分，分别由东王、西王和别洞王统治[155]。公元1417年（永乐十五年），三位国王带着妻子、家人一块儿踏上了朝贡之路，这时明朝首都已经换到了北京顺天府，于是三王只好千里迢迢赶往北京。明朝皇帝大肆赏赐之后，将他们送回，不想东王走到德州时就去世了，于是皇帝下令在德州给他修建了陵墓。东王泉下有知，应该庆幸他是去世在归途，毕竟已经见过了最神圣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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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皇帝这一番好意也是短暂的。公元1420年（永乐十八年）、1421年、1423年，苏禄国还有进贡记录，之后，明朝一罢舰队，他们就再也不来了。[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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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郑和舰队罢除后，皇家使团不再出行，朝廷又禁止民间出海，明朝是否真的和外界断绝了交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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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政府的意愿与民间的利益相悖时，是不可能断绝民间的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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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后期之所以倭寇横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民间需要贸易。当政府禁止贸易时，贸易就会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存在，倭寇就是其中一种。[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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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便在政府禁止之下，民间对东南亚的探索比起郑和的官方舰队还是领先的。郑和的舰队所走的线路是相对固定的，除了经过爪哇海到印度，再到非洲，很少旁及其他地方，但这种不灵活性却被民间所弥补。当皇帝下令停止皇家舰队时，民间却一直偷偷坚持着航海，哪怕皇帝打压的高峰期，明朝的海洋仍然是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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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指南针的普及，这可以让民间用更小的船，来做更复杂的操作。于是，明朝的民间船舶不仅到达东南亚，也去了郑和不曾去到的日本、琉球、菲律宾，航线也更加多元化，不再是当初的一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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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航行的人多了，民间自发产生了一种航海地图，称之为“海道针经”。根据现存的针经[158]，不仅记载了从中国经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度和霍尔木兹的航行指南，还有中国到日本，中国到菲律宾，菲律宾到马来西亚、印尼诸港的指南，其余分支也更加丰富，将马来西亚、印尼与东南亚半岛部分紧密相连，成了复杂的航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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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指南的出现，表明了中国和东南亚贸易的活跃程度。它给社会带来的好处，要比单纯派一支皇家舰队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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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提到民间航线的丰富时，也应该看到，政府的禁止的确给民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造船业的衰落。由于民间贸易更多是在东南亚，前往印度以外的远海大船就不再需要了，加之民间造船必须躲开政府的监管，这都造成了中国造船业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突然衰落，无法与西方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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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造船业衰落和采取海禁的同时，在亚欧大陆更加遥远的一端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西欧，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蒙古人创造的世界帝国所带来的震撼，基督教世界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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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苏醒分成了几个方面，其一是科学研究方法的革命，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诞生了一批具有科学精神的哲学家，并导致了以弗朗西斯·培根为代表的研究方法的革命。在此之前，人们并不注重观察世界，而是以《圣经》为出发点不断地演绎各种奇怪的结论，之后，人们开始学会观察世界，利用自然现象总结（归纳）为更加合理的规律，再用这些规律演绎出的新结论，去和自然现象做验证。“归纳—演绎—验证”这种三段式的研究方法恢复了人们的理性和逻辑，也就有了产生现代科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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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面的苏醒是人们对于此世的关注——不再只关注天国和拯救，而是想过好这辈子的事，这导致了享乐主义兴起，却也造成了创造力的大爆发，其中最著名的是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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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面的苏醒是理性和逻辑的复活带来的对上帝的怀疑，由此产生了基督教新的分支。宗教革命的结果，是让思想市场产生了竞争机制，也让世俗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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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方面是人们好奇心和贪婪的增加，导致了对世界探索活动的加剧，而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了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开始用他们的炮舰对全球进行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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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的各种变化进入加速阶段时，作为传统世界另外几极的中东地区、印度地区和远东地区，虽然诞生了几个超级帝国，却依然是按照传统的轨迹进行着演化和迭代更替。不管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萨法维王朝、莫卧儿帝国还是明王朝，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它们与其他时代的大帝国同样伟大，但如果放在横向指标上与西欧世界对比，却显得过于渺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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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西方世界终于开始冲击全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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