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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记载[191]，除了船上用的，还有陆上用的陆炮，炮弹小的20斤，可以打600步，大的70斤，可以打五六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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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注意到大炮的是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由于他需要到佛郎机人的船上去抽份子，看到对方船上有两个中国人，杨三和戴明。交谈下来，他发现这两个中国人知道如何造炮。何儒向上级汪 汇报后，汪 命令他把杨三接来，偷偷学会了造炮。所以，当中国和佛郎机第一次作战时，中国也有少量的大炮，这可能有助于中国将佛郎机人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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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次战斗明朝只是小胜，那么第二次战斗可谓真正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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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22年（嘉靖元年），葡萄牙人的6艘船再次来到了屯门岛，他们被中国船只围困，其中一艘船被炮火击中了弹药库，发生了猛烈的爆炸而沉没，另一艘在中国人登船后，船上所有的人都被击毙，剩下的船突围而去。[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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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葡萄牙人的记录之外，这件事在中国的史书中也有记载。根据中国的记载[193]，公元1523年（嘉靖二年），葡萄牙将军别都卢率领舰队袭击了广州新会的西草湾，中国一方的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将敌舰击退。于是葡萄牙又换了一个地方，到稍州继续骚扰，接下来的战斗中双方各有损失。其中中国一方王应恩阵亡，但中国缴获了对方的两艘船，斩首35级，生擒42人，包括葡萄牙人别都卢和疏世利。[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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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中，中国人缴获的大炮有20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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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1530年（嘉靖九年），汪 升任右都御史，借机上奏，说明了西洋大炮的好处，并请求皇帝下令，在沿海地区的炮台上装备大炮。皇帝应允了，从此中国的海防开始了火炮化。由于这种大炮学自佛郎机，于是火炮就有了佛郎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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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人对于大炮的利用并不好，主要是将士们使用不善，也没有动力去学习，打起仗来很难通过大炮御敌，这个缺陷一直保留到了清朝，乃至公元18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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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船逃走之后，中国政府一方面搜捕所有外国船上的葡萄牙人，另一方面决定逮捕从北京转运过来的葡萄牙大使皮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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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列士和葡萄牙人到达广州后，被投入监狱，很长时间内没有消息。直到后来，大约是在公元1524年（嘉靖三年），有两封信从中国的监狱中辗转送了出来，人们才知道了这个使团的最终命运：他们大部分被折磨致死或者处死。[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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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一到广州，就被送进了监狱。他们先被关了30多天，等马六甲流亡政府的使者到来后，官员们首先讯问了葡萄牙人的情况，接着又让皮列士写了一封信，做成三份，交给葡萄牙国王、果阿总督和马六甲舰队长官，要求葡萄牙人必须退出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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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使者拿到了信，却吓得够呛，表示如果向葡萄牙人转交了这信，就是他的死期。他在中国官员的逼迫下不得不出发，但他没有去马六甲，而是去了马六甲以北的北大年，将消息传给了流亡在那里的马六甲国王。马六甲国王正在宾坦被葡萄牙人围困，于是使者又回到广州带回了马六甲国王的消息，希望中国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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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广州的官员显然不敢把事情上报皇帝，只是逼迫马六甲使者们离开。使者们都不想走，告诉官员，东南亚已经找不到葡萄牙人没有占领的地方了。但最终他们还是被迫上路，在浡泥诸岛当了葡萄牙人的俘虏。[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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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表明，明朝已经没有力量保卫他的属国了，只能捂住耳朵和眼睛，装作不知道。不过，一直被认为是无能的明朝却又有足够的实力击败葡萄牙的入侵，反而是强大的清朝在经过康乾盛世不久，就被欧洲人打破国门闯入。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接下来几百年中国和欧洲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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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列士的使团成员几乎全部死在中国的监狱中。皮列士本人于公元1524年死在广州监狱。[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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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使团的悲惨命运与其说是明政府的残暴，不如说是双方文明的冲突。在明政府看来，维持东南亚属国的秩序是天经地义的，虽然中央政府无法做到随时维持秩序，但只要有机会，那么就一定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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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政府的眼中，葡萄牙人是秩序的破坏者，也是入侵者，所以应当加以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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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野蛮地入侵了东南亚，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但同时，他们又代表了一种无法改变的历史趋势：从此以后，不管明朝皇帝是否喜欢，世界性的贸易必将席卷全球，谁能在这种贸易体系中多参与一分，就能够获得多一分的优势。这一点是明王朝无法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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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葡萄牙人到来后，明王朝不是采取了开放的态度，而是更加收缩、闭关，试图将这种变化排除在外。在当时，它仍然有实力用武力将葡萄牙舰队赶走，但这是以自己的实力损失为代价的。明王朝的地方官员很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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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疆大吏之死：对外贸易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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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了佛郎机人之后，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外国商人，而是广东政府。原来，中央政府禁止了佛郎机人的同时，也禁止了其他国家在广州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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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永乐帝开始，明朝就只准许外国人以进贡的方式进行贸易，进贡之外的其他形式从法律上说都是禁止的。只是后来由于法律松弛了，民间也屡禁不止，政府只好默许了其他形式的贸易，并默认了几个贸易点让人们在其中交换商品。当广州贸易点取消之后，外国的贸易船都跑到了福建漳州，于是两广地区的财政立刻受到了影响，收入变得匮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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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仅是广东，中国的沿海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到底是遵守老祖宗的法律，还是变通一点儿允许私下里的贸易，一直是保守和开明两派大臣斗争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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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被禁止之后，当有人提出要缓和禁令时，在中央任职的给事中王希文打出了重重一拳，请求继续禁止一切非进贡的贸易，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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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感受到经济和财政寒冬的往往不是中央官员，而是地方官员。随着广东财政越来越受影响，巡抚林富又上奏，请求划出一片地方进行互市。这次皇帝支持了林富的请求，允许海外贸易商人在一个叫作香山澳的地方进行贸易。香山澳位于广东省香山县的海岸上，这里属于一片荒地，距离各个城市都很远，也只能通过陆路进入内地。由于地点太远，运输商品不便，外国商人们与地方官员配合，将贸易点移到了另一个叫作濠镜澳的地方，这里距离珠江口更近，便于贸易，所谓濠镜澳，就是后来的澳门[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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