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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贸易战争中，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本地商人大都是愿意帮助外国人的。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都可以得到中国民间的谅解与帮助。官府动不动就给他们戴上奸商或者奸民的帽子，但其实他们只是普通的百姓，更愿意接受自由贸易的规则，不愿意被政府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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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末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还有足够的威望和实力与西方的葡萄牙、荷兰人相抗衡。正是这种均势状态，使得葡萄牙和荷兰也不敢像在印度沿海、东南亚那样进行血腥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是有可能产生出一种较为中立的贸易规则的。这需要中央政府既有强硬的一面保卫领土，又有宽容的一面对待贸易，也需要民间学会与外国人打交道，尽量掌握对方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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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中国官员很好地利用了外国人的武器，也有中国民间人士掌握了贸易和科技的技巧，只是他们都只是少数派。在更多的情况下，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明智，使得这种贸易规则无法建立，一旦到了东西方实力发生逆转时，再想建立平衡，就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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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些发生在中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事实上，亚洲的超级内陆帝国和区域性强国都很少能够适应这次地理大发现的冲击。不管是波斯的萨法维王朝、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还是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包括缅甸和泰国，都不肯接受自己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不是中心这个事实。这些国家中除了较为弱小的泰国和与西方更近的奥斯曼帝国，其余的国家都无法完成转型，当他们的劣势越来越大时，就会被西方势力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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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 第十八章 重归闭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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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文从武”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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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部的开头，已经写了利玛窦“征服”中国的故事。在保守的明代，利玛窦所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几乎是唯一一个获得了许可，能够在中国境内停留，并自由活动的外国人群体。这种特权一直保持到利玛窦死亡。但是，在他死后，耶稣会的命运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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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死于公元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在六年后，情况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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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夏天，一位叫作沈㴶的官员，职务是南京礼部侍郎，联合其他官员向皇帝递了一份奏章，认为耶稣会的西方人来中国是为了传播邪说，将他们比作白莲教，聚集起上万人是为了反对朝廷，更何况是夜里聚会，白天解散，更像是非法组织。[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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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往往称自己是意大利人，是教皇派来的，但他们的国籍又大都是葡萄牙人，还和澳门打得火热，这也让中国人认为可能根本没有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他们是冒牌货，是商人派来耍阴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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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接受了沈㴶等人的看法，下令将耶稣会士们都赶走。南京礼部首先行动，将在南京的23名天主教徒羁押。第二年，北京的耶稣会士们也被抓了起来，甚至被戴上了手铐脚镣，朝廷准备将他们装进囚车，送往广州，之后发往澳门。[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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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北京和南京的房子也被拆毁，其中的木头构件卖给了孔庙，以便用来雕像，剩下的给在南京死去的浡泥王修建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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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耶稣会并没有被逐出中国。由于明末对社会的管控力已经没有那么强了，皇帝想做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够做到。一方面，传教士们信仰坚定，除了在北京和南京的人被抓了起来，在中国其他地方传教的教士一看大事不好，立刻躲到了中国教民的家里，官府根本找不到他们[226]。就连北京和南京，也一共只驱逐了四个人，且由于官府的惰性，最后还是重新开张，让他们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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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中国官场上，传教士们已经有了一批坚定的保护者。其中最著名的有四个，分别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和王徵，前两者更是做到了高官。在教案发生之前，四人都已经加入基督教。这些人由于地位的原因，不便硬碰硬去反驳同僚，却会利用官场规则保护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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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朝官场来说，虽然对西方人非常不屑，有一件事情却是他们承认的，那就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科学技术虽然在明代被称为奇技淫巧，但在某些时候却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打仗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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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皇帝继位后（公元1621年后），随着东北与女真战事的出现，李之藻乘机上书，表示意大里亚（意大利）人善于造炮，如果要打败满洲，就要借助西方的技术，让他们去当战争顾问。在这样的幌子下，耶稣会又大摇大摆返回了北京。不过他们不是作为传教士，而是作为战争顾问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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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南京事件，外国人的回忆更有价值，也更能说明明朝官场如何漏洞重重，矛盾混乱的命令，反而对传教士们形成了保护。据在南京的曾德昭回忆[227]，北京礼部首先下令囚禁教士，这份命令到达南京是在8月30日。这一天夜里，教士们就得到了从各个渠道传来的消息，教团总监龙华民和艾儒略立刻启程去北京想办法，留在南京的是王丰肃和曾德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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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兵部首脑派了三个官员来通知要驱逐他们，但兵部的人并不像礼部那么保守，临走时告诉他们，兵部首脑下令不准在途中虐待教士，甚至还有人告诉他们，上层相信他们是无罪的，不要着急，事情会平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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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沈㴶派人来带走教士，并搜查房间。但他们看到曾德昭生病了，就只带走了王丰肃，把曾德昭留下，只是在门上贴了封条。这种做法也表明，礼部的人也不赞成对教士动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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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北方朝廷的官员，以及前往北京的龙华民二人，也在不断想办法软化局势。只是由于沈㴶的坚决，才让皇帝签署了驱逐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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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皇帝的命令才下达。沈㴶坚持将两个在南京的教士各打十大板（曾德昭身体不好免打），装入囚笼，花了30天送往广州。一到广州，他们就被放出来自由活动，等北京的两位被驱逐的教士到了，再一起送往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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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几年后，由于战争的需要，皇帝就下令把他们召回北京去了。这时沈㴶已经失势，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些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回归了。皇帝不需要信仰，但皇帝需要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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