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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眼看性命不保，但一件意外却救了他的命：北京发生了一次地震。[259]这次地震改变了汤若望的命运，他被改为流徙，其余被判凌迟的七个中国人中，两人流徙，五人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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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执行中，最后流徙也没有执行，汤若望等人被释放了，软禁在北京。其余的外国人中，在北京被抓的都留在了北京，剩下的被送往广州经由澳门遣送回国。当他们被送到广州后，剩下的命令并没有被执行，这些人很快就能在广州自由活动了[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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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先虽然可以把传教士告倒，但在实际的数学和天文技术上，他却无法适应，掌管钦天监不久就因为不能胜任而辞职了，于是皇帝只好再找西洋人前来掌管。这一次教案至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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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的盛世时期，人们常把康乾并提，但事实上，康熙皇帝是一个有着充分好奇心的人，而他的孙子却更加自大，对外来的事物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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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亲政后，传教士们的好日子再次到来。皇帝对外国人的态度显得极其宽容，使得中国的基督教出现了大发展。首先，西方人掌管钦天监成了清代的惯例，即便在海禁最严的时候，中国人也承认在天文上是不如西方的，仍然寻找西方人担任这个职务。直到道光帝时期，才由于中国人已经能够完全胜任，理解西法，从而改由中国人掌管钦天监。[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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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康熙皇帝对于海外的事务同样有好奇心，愿意去了解世界地理和科技知识。这给了外国人一定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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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康熙皇帝对于他们的传教也采取了一定的宽容态度，使得教会的活动慢慢变得公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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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时期是教士们弹冠相庆的时刻，他们以为苦尽甘来，再也不会出现新的波折，中国也终将接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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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喜庆时他们忘记了一点：中国皇帝与教会之间始终有一个矛盾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是暂时隐藏了，却不会消失。它就是：到底谁才是最后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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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只能是皇帝，但是在教会，必然是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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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采取的方法是，利用自己的中间人身份隐藏这个矛盾：在向教皇汇报时，故意降低中国皇帝的权威，突出教皇的威仪；但在中国皇帝的宫廷内，他们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官员，只有在完成了官员的职责后，才会去做一些传教工作，用对皇帝的顺从，来换取皇帝对传教工作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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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虽然有效，却无法让教会冲破皇权的束缚。当西方另一些新的教团来到中国时，事情就麻烦了。这些教团是后来进入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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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天主教内部，也有许多个教团存在，这些教团可以与佛教中不同的小派别做类比。这些教团虽然都遵从教皇，却也有改革和保守之分。教团中耶稣会成立最晚，在公元1534年（嘉靖十三年）才由罗耀拉建立，但从成立之初它就是保守派的代表，强调对教皇的无限忠诚，并迅速铺向世界，成了东方传教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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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耶稣会，成立于公元1209年（嘉定二年）的方济各会是改革性的教派，强调清贫和虔诚。成立于公元1217年（嘉定十年）的多明我会是一个保守性的教条派，对异端最不宽容。这两派在对外传播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信仰的纯粹性和不妥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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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保守派的耶稣会反而更强调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两个教团看到了耶稣会在东方的成就，一方面是妒忌的，但另一方面又带着不屑，认为耶稣会对东方的原始信仰妥协太多，是变了味的信仰传播。他们不断地向教皇告状，说耶稣会采取了变通的做法，这是违背了教会的初衷。同时，这两个教团也在慢慢地渗入东方，和当地政权产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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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双方的冲突达到高潮时，教皇决定派遣一个使团前来中国会见康熙皇帝。这个使团把教会与中国皇帝的矛盾彻底揭开了，而这个矛盾已经被耶稣会尽量隐藏了上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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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4月8日，教皇使节铎罗抵达广州，12月，他见到了康熙皇帝。[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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铎罗带来的命令是：教皇希望在北京派驻一个教皇的常驻代表，负责督导全国的基督教事务。其中的含义是，从此以后，耶稣会等教团都只能听这个教皇代表的命令，不再听从皇帝的命令，也就是说，教皇通过这个代表控制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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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是，康熙皇帝竟然答应了下来。原来，皇帝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这个提议。他首先认为，这个代表必须听从皇帝的指令，也就是说，皇帝可以通过这个代表控制全国的基督徒。之前，皇帝还担心中国基督徒太多，又分散在各地，帝国已经无法掌控了，而且这些教徒都不听话。如果教皇让他们必须听从这个代表的，同时皇帝又能控制这个代表的任命，自然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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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是在自说自话，却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冲突。第二年皇帝又接见了铎罗，希望将事情明确下来。这一次双方再也没有误解，皇帝知道了教皇的真实想法，于是下令驱逐铎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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铎罗事件将在华传教士的地位彻底改变，从此以后，康熙皇帝虽然仍然宠信这些传教士，却在宠信之外额外增加了一条规定：所有在华传教的人，必须首先得到皇帝的允许，拿到证书（称为“票”）。这种证书相当于以前朝代皇帝给僧人下发的度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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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书出现之前，传教士是不需要资格的，在这之后，传教变成了许可证制，“自由信仰”变成了“计划信仰”，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高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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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始终没有对传教士下手，但是，到了他的儿子雍正帝时期，事情终于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事实上，整个中国都在雍正和乾隆时期完成了一次完美转型。政府在不知不觉之间失去了当年的开放心态和好奇心，对世界关闭了大门。这是集权模式的通病，在上台时保持了足够的进取和谦恭，一旦掌权并经过几次皇帝的轮替，新皇帝为了维稳，就不再容忍一切超出控制的事务出现。而那些新鲜事物、能够改变社会和经济的事务，都被当作不稳定因素而禁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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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上台不久的雍正帝立刻下令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在明朝后期，传教士还能在官员的保护下暂避风头，但在集权的清朝，已经没有了这样的空间。命令下达后，各地耶稣会的建筑都被查封，有的改做粮仓，有的成了书院、医馆、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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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皇帝将传教士驱逐出境，少量想办法留下的，也没有能力再发展信徒，随着他们的凋零，天主教在中国大地上近乎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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