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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自从独立之后，就和中国一样处于王朝循环之中。公元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越南的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初创。阮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也借助了外国人的力量。公元1787年，阮朝首任国王阮福映为了对抗敌对性的地方王朝西山朝，让他的太子阮福景在法国传教士百多禄的陪同下前往巴黎去寻求帮助。这位越南太子一时间成了法国的焦点，法国也决定派兵支援阮朝。然而，到了公元1802年越南统一之后，阮朝却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态度，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法国才想办法用武力撬开了越南的大门，将它慢慢变成了法国的保护国。[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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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越南，原来东南亚的强国占婆已经被越南完全吸收，而柬埔寨被泰国和越南压缩成了小国，也被法国人纳入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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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甸和越南之间的泰国由于缅甸贡榜王朝的入侵，离开了大城，在现代的曼谷建立了曼谷王朝。这个王朝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泰国之所以幸运地保持了独立，在于它的国王们采取了中立的政策。他们敏锐地发现，虽然泰国的西方（缅甸）和南方（马来）已被英国占据，东方（越南和柬埔寨）和北方（老挝）被法国占据，但英国和法国并不希望彼此对抗，也不希望两者的殖民地接壤，而泰国就恰好可以作为一个缓冲区存在，隔开英法的势力范围。泰国唯一需要的，就是做到在英法之间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让两大强权放心。正是因为这种中立和缓冲的策略，使得英法都承认了泰国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泰国也迅速开展了西化和工业化策略，加强自己的实力，成功地保持了独立国家的地位。[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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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局势变化的过程中，清朝政府却并没有与时俱进，他们不了解葡萄牙人的衰落，也不知道英国的霸主地位，仍然通过广州口岸与葡萄牙等国家保持贸易，却对后起之秀的英国采取了比较冷漠的态度。[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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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另一个后起之秀荷兰人的态度上，清政府还表现得比较灵活，这主要缘于荷兰人曾经帮助清政府对付郑成功。清政府由此对荷兰产生了好感。据英国人称[275]，清代第一任皇帝（顺治帝）曾经邀请荷兰人访问过北京[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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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英国人却一直是渴望接触中国的。早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公元1558—1603年在位），葡萄牙才刚刚在中国建立了贸易点，女王就曾给明朝的皇帝写过信，但因为船只在海上遇难，没有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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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世国王时期（公元1625—1649年在位），英国商人得到了特许到东印度群岛（即印度尼西亚群岛）贸易，商人们与葡萄牙果阿总督达成协议，获得在中国以及葡萄牙人居住地区进行自由贸易的许可。葡萄牙人虽然答应了，可英国商人在一个叫作温德尔的船长指挥下来到澳门时，葡萄牙人只允许他们在澳门修船，不同意贸易。葡萄牙人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中国方面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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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贸易权，温德尔决心探寻去往广州的水路，他们准备了一艘驳船和一艘帆船，共50多人，负责人是一位叫作卡特的船长。然而卡特在进入珠江之后，在广州口外遇到了清朝广州官员派出的阻挡他们的舰队。在这里，双方发生了不少误会和冲突。英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接上了头，就可以获得贸易执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希望完全禁止他们的贸易，并且不准他们进入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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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如同鸡同鸭讲一样耽误了几天时间，之后，广州官员调集了46门铁炮，每门炮重六七百磅，向英国船队开火。英国船立刻予以还击。之后，英国船只直达广州，向广州官员按照中国的礼节（也就是磕头）递上了贸易申请书。他们仍然不敢采取完全对立的姿态，希望通过配合而获得贸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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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标志着英国势力的到来，最终，广东政府也允许英国人建立了商行，表面上让英国与其他国家取得了平等的贸易地位。[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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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英国一直是在华西方势力中比较弱势的一个。清朝政府一方面对他们不甚重视，另一方面认为他们很会找麻烦。加上皇帝对贸易都一无所知，官僚系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拒绝就拒绝。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英国水手与中国民众之间也时常有纠纷出现，甚至出过人命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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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调整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双方的误会？英国人认定必须见到北京的皇帝，才能把事情说清楚，并达成新的协议。他们认为问题出现在官僚层面上，皇帝是开明的。但是，中国的政策是不让外国人进入内地的，如何才能见到皇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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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也想过其他办法，他们找了一位会英语的中国人前往北京，但中国人似乎倾向于惩罚一切帮助外国人的本国人，这人不仅无法完成任务，反而被治罪了[278]。种种迹象表明，必须由英国国王派出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才能完成这个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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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派遣使团的动议开始付诸实施，使团的大使叫作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Macartney），副使是斯当东爵士（George Staunton）。他们乘坐的船队是由高厄船长指挥的，旗舰号称狮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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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这次出使是非常认真的，从人员配备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科学精神。除政府大使和船员之外，船上还有一系列特殊人才，比如他们带上了科学家、画家、工程师等，以便对中国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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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使团队伍中，最重要的却是翻译。如果他们到亚洲现找翻译，应该可以找到，但他们希望在欧洲就把事情办好，这就有了很大的麻烦。在英国本土，之前只有一个人学会了中文，并私自到过北京，他叫洪任辉，不过他曾经私自闯入宁波和天津，被判定有罪后驱逐出境了[279]，在马戛尔尼出使时，他已经死去。另一个叫加贝尔的法国人久居广州，会中国话，英国使团本来指望找他做翻译，不想他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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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本土缺乏汉语人才，他们只好前往欧洲大陆去寻找。他们首先于1792年1月出发前往法国巴黎，请当地的教会推荐。当地教会说有一个人20多年前去过中国，但年纪太大了，早就忘记了当年学会的语言；但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开了一个中国学院，即前文提到的圣家书院，有一些中国人在那儿学习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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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英国人继续前往罗马，得到了一位罗马的红衣主教的帮助，这人首先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同时又写信给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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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院里，果然有几个中国年轻人懂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更巧的是，他们有的正准备回国。英国人和其中两人谈好，让他们充当翻译。就这样，传教士马国贤在雍正时期费心创立的中国学院，到了乾隆晚期竟然结出了硕果，成了中西方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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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使团考虑的是送什么礼物。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人喜欢外国钟表，这种东西是在中国国内制造不出来的。在清代，大大小小的官员都以拥有一块钟表为荣。[280]但随着中外贸易的持续，至少对于皇帝而言，这种奢侈品的需求可能已经饱和了。英国人三思之后，选择了同样有弹簧齿轮和镶嵌珠宝的八音盒，广东人叫它新桑（Sing So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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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展现英国的科技实力，加上听说中国人重视天文，英国人又弄了几架大型的天文仪器，都价值不菲。当然还有英国人最骄傲的枪炮。另外，礼物里还有许多英国制造的日用品，是准备通过献给皇帝，产生广告效应，达到慢慢在中国市场铺开的目的。[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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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了。这个工作由位于广州的英国商会负责。这一次，当申请书递上去，乾隆皇帝竟然对英国人展现出了巨大的仁慈，答应英国人可以不按照普通进贡的路线进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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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所有的外国（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南亚的）使节团，都必须按照中国惯例，从广州登陆，之后由中国政府负责，将他们从陆路和运河一路颠簸着送往北京觐见，之后再折腾回广州，才准坐船。[282]这是为了让中国只有一个港口和外国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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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次，英国人告诉皇帝，他们的礼物太贵重，禁不起颠簸，请求皇帝允许他们在距离北京更近的天津登陆。这个要求是极其荒谬的，连清朝的地方官员都没有把握，不想乾隆皇帝为了怀柔远人，竟然同意了，这是多大的恩赐！可以说，从出发开始，英国人就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乾隆皇帝的人情债，只是他们不知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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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92年9月26日，使团离开英国向遥远的中国进发，经过大西洋上的马德拉岛、特内里费岛、圣地亚哥岛，穿越赤道到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再绕过好望角，经过东南亚的群岛和交趾支那（越南的南部），再经过澳门外的万山群岛，浙江的舟山群岛，于公元1793年7月21日，在天津外的庙岛泊锚。[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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