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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次，英国人告诉皇帝，他们的礼物太贵重，禁不起颠簸，请求皇帝允许他们在距离北京更近的天津登陆。这个要求是极其荒谬的，连清朝的地方官员都没有把握，不想乾隆皇帝为了怀柔远人，竟然同意了，这是多大的恩赐！可以说，从出发开始，英国人就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乾隆皇帝的人情债，只是他们不知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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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92年9月26日，使团离开英国向遥远的中国进发，经过大西洋上的马德拉岛、特内里费岛、圣地亚哥岛，穿越赤道到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再绕过好望角，经过东南亚的群岛和交趾支那（越南的南部），再经过澳门外的万山群岛，浙江的舟山群岛，于公元1793年7月21日，在天津外的庙岛泊锚。[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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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一路上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记述和利玛窦当年的情况做一个对比，就很容易发现，与明朝相比，清朝是一个对官员管控更加严格的集权社会。在明代，官员们与外国人打交道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地方官府就可以决定是否接纳外国人，甚至在不经汇报皇帝的情况下，自主在管辖地给外国人划定住宅。但清朝经过了雍正帝的集权，以及密奏的推广，皇帝近乎掌控了所有官员的动态。官员不管做什么事，都必须以皇帝的命令为准，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必须上报，等待裁决，不准私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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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还可以与官员们成为朋友，但是英国人碰到的却只有奴才，接待官员们几乎只是传声筒，帮不上任何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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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负责接待的钦差是长芦盐政徴瑞，他又派遣了两位官员：天津道台乔人杰和通州协将王文雄，两人全程跟随使团，负责陪伴使团从天津登陆直到从广州离开。两位官员虽然表面上与英国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但他们的任何行动都必须听从皇帝的领导，交往中时时刻刻显得战战兢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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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英国人登岸之初，使团在天津上船后，负责运送他们的舰队率先离开，返回到海上，前往南方去等待使团的回程。[284]由于回程时已经没有了大件礼物做借口，使团也就必须根据中国的安排，从陆路行走到广州，才能登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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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英国人刚登陆时，另一个问题却出现了。直隶总督欢迎英国使者时——按照中国规矩，一旦使者上岸，就由当地的总督请客吃饭，但在吃饭前，必须到一间挂着皇帝画像（或者放着御座）的屋子里，让使者对着皇帝画像磕九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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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接见那天，英国人记录的场景是这样的：欢迎英国人的队伍由直隶总督和钦差带队，在他们的身后，有一队士兵，分别是三个武官。他们来到了一个帐篷，帐篷外有一组军乐队，其中有三个军号喇叭，还立着一个牌坊，牌坊旁有几组巨大的旗帜：其中有四面绿色的大旗，每面大旗中间另有五面小旗，每面小旗旁站着一些弓箭手；还有六面红色大旗，每面大旗中间有五面小旗，每面小旗旁站着一些火绳枪手；两面绿色大旗，每面大旗旁站着一些大刀手。英国人看到，清军队伍的纪律性很差，由于天气很热，有的士兵手里除武器外，竟然拿着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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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将马戛尔尼引到大厅最深处，那里摆着皇帝的御座。马戛尔尼向着御座深鞠一躬，并没有下跪，这就违背了中国的规矩。不过这一次，总督认为是外国人不懂规矩，不跟他们计较，将他放了过去。[285]记住，这是英国人第一次遭遇磕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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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经过通州，穿过北京城，被安排在圆明园中的宏雅园中，而礼物则被布置在圆明园的大殿。在这里，马戛尔尼经历了第二次磕头事件，钦差希望马戛尔尼对着大殿内皇帝的宝座磕头。马戛尔尼又如何应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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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在来之前做足了功课，知道一位俄国特使曾经拒绝磕头，但仍然签订了条约（可能与《尼布楚条约》[286]有关）。而另一个荷兰使节17世纪来到中国时，贪图小便宜，委曲求全磕了头，但最终一无所获。他由此判断，磕不磕头和签不签协议没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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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的是：俄国人之所以拒绝磕头还能获得协定，是因为有战争做后盾，同时，清初的康熙时期，皇帝还没有僵化到需要磕头来彰显权威的地步，所以更加注重实质而不注重礼节。荷兰人只是为了贸易，没有战争做后盾，所以不管磕不磕头，都不可能让清政府签协议，清政府只是把他们当作朝见而打发走了[287]。马戛尔尼显然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只是简单认定不需要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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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还是做了一步退让，表示他可以向皇帝座位磕头，但必须有一个同等级别的中国官员对着英王的画像磕头，以示平等。他这样一提，对方觉得向外国人画像磕头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也不再坚持让马戛尔尼磕头了。他的第二关也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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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圆明园的记载上，也可以看出双方的文化差异。在中国人看来，圆明园是一个优雅、充满了情趣的皇家园林。但英国人却很不注重所谓的禁区和威严，而是从舒适角度考虑问题，在他们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住着非常不舒服、陈旧、偏远的园子，他们住在这里相当于被软禁了。安德逊甚至认为它不配作为一个伟大君王的住所，是一座不实用的建筑，没有一间房超过一层。[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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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宫殿处在两个死水塘之间，地势低洼潮湿，从湿地发出恶臭的水汽，让卫生条件堪忧，看上去并不配做伟大君主的代表的住所。这个住所有一种最粗野而荒芜的景象，长期以来是蜈蚣、蝎子和蚊虫的住所[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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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圆明园不满，马戛尔尼甚至抗议了好几次，请求回北京城内住下，离开这个偏远的乡下。这一次，皇帝再次展现出了仁慈，允许他们回到北京，占据了一个广东总督（已经成为阶下囚）的府邸。这个府邸看起来才像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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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使团在北京城内又住了几天，就上路去热河拜见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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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热河，马戛尔尼的第三次考验到了，磕头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马戛尔尼仍然要求按照对等原则，要么自己磕头的同时，请中国官员对英王画像磕头，要么自己行单膝跪礼。大臣们上报皇帝裁决时，一个个胆战心惊，对使团的态度也变得不再友好。但最后，皇帝大度地同意了马戛尔尼单膝下跪，解决了这次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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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次纷争仍然显得迷雾重重，到了下一个英国使团——阿美士德使团时，清朝官员想说服阿美士德下跪，举出的例子就是马戛尔尼。清朝的记录显示，马戛尔尼按照中国人的礼节行了磕头礼，也就是九次双膝下跪。但中国的记录又被英国使团的记录所否定，马戛尔尼一行人所写的所有作品中，都显示使节行的单膝下跪礼。到底谁是谁非，还是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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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乾隆时期的中国仍然足够大度，到了他的儿子嘉庆时期，随着帝国权威的衰落，下跪就成了更加急需的礼节了[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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觐见完毕后，由皇帝的重要大臣和珅带着使节们游山玩水一番，打发他们回了北京。而此时，英国人认为自己的使命才刚刚开始——他们是来和皇帝谈判贸易条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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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英国人的看法，他们代表英国国王前来和中国谈判，中国应当派出对等的大臣进行磋商并形成文本性的协议。英国人事先准备的主题有几个：第一，允许英国派遣一个常驻北京的使节，解决有可能发生的贸易纠纷；第二，在浙江宁波珠山、天津和广东三处，给英国划几个地方做买卖；第三，仿照俄国人，让英国在京城有一个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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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使臣还在精心准备着下一步的磋商，但皇帝回到北京后，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英国人的礼品，并送出一堆赏赐，就打发他们踏上了回程，至于预想中的谈判，根本就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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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到离开时，还在思考到底哪里错了，也许是葡萄牙人说了英国的坏话？也许是那位叫作福康安的大臣曾在西藏和英国人打过交道，在背后向皇帝说了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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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津去往北京的路上，马戛尔尼就得到过消息，由于中国刚刚在西藏和尼泊尔的廓尔喀人打了一仗[291]，在战争中，英国殖民的印度是帮助尼泊尔的，由此中国人将英国人视为敌人。中国这一方参战的将军就是福康安，他对英国人非常不满，而马戛尔尼在热河也遇到过福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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