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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热河，马戛尔尼的第三次考验到了，磕头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马戛尔尼仍然要求按照对等原则，要么自己磕头的同时，请中国官员对英王画像磕头，要么自己行单膝跪礼。大臣们上报皇帝裁决时，一个个胆战心惊，对使团的态度也变得不再友好。但最后，皇帝大度地同意了马戛尔尼单膝下跪，解决了这次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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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次纷争仍然显得迷雾重重，到了下一个英国使团——阿美士德使团时，清朝官员想说服阿美士德下跪，举出的例子就是马戛尔尼。清朝的记录显示，马戛尔尼按照中国人的礼节行了磕头礼，也就是九次双膝下跪。但中国的记录又被英国使团的记录所否定，马戛尔尼一行人所写的所有作品中，都显示使节行的单膝下跪礼。到底谁是谁非，还是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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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乾隆时期的中国仍然足够大度，到了他的儿子嘉庆时期，随着帝国权威的衰落，下跪就成了更加急需的礼节了[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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觐见完毕后，由皇帝的重要大臣和珅带着使节们游山玩水一番，打发他们回了北京。而此时，英国人认为自己的使命才刚刚开始——他们是来和皇帝谈判贸易条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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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英国人的看法，他们代表英国国王前来和中国谈判，中国应当派出对等的大臣进行磋商并形成文本性的协议。英国人事先准备的主题有几个：第一，允许英国派遣一个常驻北京的使节，解决有可能发生的贸易纠纷；第二，在浙江宁波珠山、天津和广东三处，给英国划几个地方做买卖；第三，仿照俄国人，让英国在京城有一个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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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使臣还在精心准备着下一步的磋商，但皇帝回到北京后，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英国人的礼品，并送出一堆赏赐，就打发他们踏上了回程，至于预想中的谈判，根本就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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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到离开时，还在思考到底哪里错了，也许是葡萄牙人说了英国的坏话？也许是那位叫作福康安的大臣曾在西藏和英国人打过交道，在背后向皇帝说了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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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津去往北京的路上，马戛尔尼就得到过消息，由于中国刚刚在西藏和尼泊尔的廓尔喀人打了一仗[291]，在战争中，英国殖民的印度是帮助尼泊尔的，由此中国人将英国人视为敌人。中国这一方参战的将军就是福康安，他对英国人非常不满，而马戛尔尼在热河也遇到过福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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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乾隆皇帝并没有不高兴，他对英国使团不远万里前来朝觐感到很满意，可也仅此而已。外国人无权与天朝上国谈判，只配进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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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英国人虽然没有谈判，但他们的问题都已经通过书信交给了皇帝，皇帝也都认真考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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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信中，乾隆皇帝一一驳斥了英国国王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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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恳请派一个人住在天朝照顾你们的买卖，这不合天朝的体制。以前西洋各国来服务天朝的人，来了就必须遵守天朝规矩做官，永远不准回去了。将心比心，假设天朝也派一个人到你们国家的首都居住，你们不也不能忍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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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浙江、天津和广东设立洋行，自古以来（其实是明朝的惯例由清朝继承），外国人都在澳门设立洋行，你们最好也遵守这个规矩。如果准许你们四处经商，其他国家也都会跟进，提出这种无理要求，那天朝不就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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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俄国人那样在北京设立商行更不可行，俄国之所以这样，是早期战争导致的特殊情况，不是惯例。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掺杂。[292]总之，一切要求都被拒绝了。[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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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朝皇帝的官员都忽略了英国时，英国人却在认真地观察着中国的一切，并做成报告发回国内，这些报告就成了英国逐渐积累的知识，将在几十年后反作用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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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往热河的路上，他们见到了传说中的长城。在西方的典籍里，中国的长城一直是一种神一样的存在，在葡萄牙人早期的著作中就提到了长城[294]。英国人第一次见到长城，本来应该很激动，但是，冷静的英国人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使团中的帕里什中尉对长城进行了详细的测量，认为这堵墙可以抵挡小型火器，比中世纪的欧洲城墙牢固，现在却挡不住普通炮火的攻击了。虽然挡不住普通大炮，但能够抵挡小型火器这件事情也说明，中国人认为自己发明了火器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否则不用修这么牢固的墙[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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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勋爵本人也写了私人日志。只是这份私人日志没有任何情节，看上去更像是一份严肃的科学考察报告。[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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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志中，马戛尔尼从风俗和品性、宗教、政府、司法、财产、人口、赋税、文武官员的等级和制度、商业和贸易、技艺和科学、水利、航行、语言等几方面详细地考察了中国的情况。这些信息来自他一路上的搜集，包括陪同使臣的清朝官员主动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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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财产一节中，马戛尔尼注意到中国没有长子继承权，在子女幼小时，丈夫死后可以将财产传给妻子。中国的合法利息是12%，但一般可以增加到18%，有时甚至到36%。即便到了今天，中国法律支持的最高利率也是36%，可见古老中国法律的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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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注意到，中国的税收大约是大不列颠的四倍，也是革命前法国的三倍，主要包括土地税、盐税、海关税和其他小税。其中三分之一多的财政收入是用于军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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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两个财库，其中一个是国库，另一个是皇帝的私库。这项制度在汉代就确立了，一直延续到清代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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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学此时已远远落后于欧洲，仅具备非常有限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事实上，中国人已经承认外国人在天文学上更加优秀，其他部门绝对不允许外国人任职，但是在制定历法时，却常常任用中亚或者欧洲人。比如，马戛尔尼时代，虽然如此防范外国人，但历法上仍然不得不使用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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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法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推算星辰和日月的位置；另一部分是根据星象解释吉凶。前一部分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技术活儿，交给了三名欧洲传教士负责，即钦天监正索德超、钦天监副教汤士选，以及安东尼奥神父（Padre Antonio），三人都是葡萄牙人。而后一部分才是有关国运的大事，自然只能交给中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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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员对水压、光学原理、透视法、电气等毫不关心，对地球仪、行星仪、气压计看不懂也不在意，却对漂亮的欧洲钟表充满了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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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的医生也评估了中国的医学水平，得出结论[297]：中国医学水平非常低，很难说是一门科学。这里没有公立医学院或者教师，没有相关科学教授，全国没有正规的医师联合团体或协会。中国人完全不知道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从未做过人体解剖，也没有丝毫概念在治疗中使用这些知识。他们的病理知识（如阴阳理论和脉象等）和治疗方法必然极端缺乏，而且大都是错的。他们的药物极其有限，几乎全都来自植物界，除驰名的驴皮胶外没有直接或间接用任何动物做药用[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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