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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大问题中，第一条和第二条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只要将两国的交往集中在贸易领域，那么贸易的多元化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甚至一个良好的贸易协议可以防止俄方对领土的觊觎。至于第三条则属于无理要求，但需要清政府正面回应，形成可以援引的先例，避免由于模糊性造成的后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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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小问题，比如，由于俄国与英国竞争阿富汗，俄国希望清政府允许他们经过西藏，向喀布尔派出一支考察队；由于康熙时期的政策，俄国在北京有一个东正教会，每隔10年就有一次教士的调动，新任教士将随着使团前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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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派出的使者叫戈洛夫金（Yury Golovkin），而清朝方面负责接待的，是驻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和阿尔达西[334]，其中又以蕴端多尔济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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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国恰好处于嘉庆皇帝亲政初期。公元1796年（嘉庆元年），在位60年的乾隆帝终于退位了，让给了他的儿子嘉庆帝。1799年（嘉庆四年），乾隆帝去世，嘉庆帝终于开始了独立决策，老人不可能在坟墓中再干涉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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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生活在乾隆帝的阴影下太久，嘉庆帝是个典型的守业型的皇帝。一方面，他杀掉了腐败的大臣和珅；另一方面，他着手平息民间的愤怒，解决白莲教叛乱等问题。[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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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业，决定了嘉庆帝对外政策上的两方面特征：第一是不添事，任何被认为是麻烦的事情都会被回绝；第二，由于强调权威，许多有关礼仪的事情被更加凸显出来。他之前的几任皇帝不那么强调礼仪，允许变通，但到了嘉庆时期，皇帝对于礼仪的遵守到了痴迷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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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的是，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也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事畏首畏尾的人物，于是，嘉庆帝与蕴端多尔济两人就形成了绝配，让任何企图做事的人都不可能穿透这重重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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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戈洛夫金的访问本身，嘉庆帝又是感兴趣的。由于他每年都要举行生日大典，如果让俄国人出现在他的生日大典上，增加万国来朝的气氛，对于这位亲政不久的守成皇帝树立权威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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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朝做出了愿意接纳的回应之后，俄国人开始耐心地准备起人选、礼物和行程。他们准备了太多的礼品，加上路途过于遥远，这一准备就是两年时间，公元1803年提出动议，直到1805年使团才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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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俄中两国都有着良好的愿望，那么双方是否能把这良好的愿望转化成实际的友善呢？不要忘记，两者的根本目的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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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05年9月，当“花枝招展”的戈洛夫金带着242人的外交团队抵达蒙古[336]与俄罗斯的边境时，首先吃了第一闷棍：中国方面拒绝他们入境，表示由于使团人数太多，必须缩减到100人以下方才接待。[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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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蕴端多尔济听说戈洛夫金来了200多人，不想准备这么多马匹。按照中国传统，使臣从进入边境开始，一切吃喝拉撒都必须由接待方负责，作为库伦地区的负责人和接待方，蕴端多尔济偷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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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不会主动去做这个决定，由于皇帝事无巨细地要求他汇报情况，他在汇报中巧妙地加入了使团人数过多，是不是应该削减一下的询问，请皇帝定夺。皇帝果然立刻咬了线，拍板应该缩减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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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定调后，接下来是理藩院的职责了。理藩院查了以前的旧档案，俄国人曾于顺治十二、十三、十四年，康熙十五、三十二、五十九年，雍正五年来朝。顺治朝和康熙朝三十二年档案不见人数记载，康熙十五年使团共由156人组成，五十九年有90多人，雍正五年数量相当大，曾经令其缩减，最后到京的只有120人。由此可见，俄国使团的人数从未超过200人，而此次已经超过240人，故必须缩减。[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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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藩院查证后，事情就传到了军机处。不过，军机处为了坚决贯彻皇帝的精神，不提康熙十五年有156人团的先例，而是一口咬定没有超过100人的先例，要求俄国使团必须把人数削减到100以下。[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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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既然它已经下令缩减到100人以下，蕴端多尔济就有了执法的借口，如果俄国人不缩减规模，就拒绝入境。在之后的谈判中，他不断向皇帝汇报俄国使者不遵守规矩，如果不是皇帝想要让外国人在他生日上朝拜，这样的谈判就不应该进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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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数问题，双方又争执了很久。在经过权衡之后，戈洛夫金同意将人数缩减到130人，但蕴端多尔济却强行要求对方缩减到70人方才准予入境。北京的军机处也在继续制造障碍，由于获得了蕴端多尔济的信号，他们决定将使团人数控制在40人以内。从不超过200人，到不超过100人，到70人，再到40人，可见一个集权官僚系统在宁左勿右的指引下层层加码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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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敢质疑一下，40人已经太低了，如果只有这一点儿人，使团很难完成正常的出使任务。这时就该由皇帝最后拍板了，他亲自指出，40人是不现实的，决定将额度恢复到100人，众人连忙欢呼皇上英明。[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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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仍然不是争议的结束，双方为了人数问题又扯皮了两个月，才最终确定人数为124人，再次上报后，嘉庆皇帝又一次仁慈地同意了。[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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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威风凛凛的戈洛夫金终于跨过了国界，进入了中国境内。第二年的1月2日，他抵达库伦。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他兴致勃勃地盘算着如何到北京与皇帝谈判。但就在这时，第二记闷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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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蕴端多尔济等人在库伦宴请戈洛夫金，当他们进入庭院准备吃饭时，蕴端多尔济突然带着戈洛夫金到了一个香案跟前，要求戈洛夫金对着香案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戈洛夫金没有料到这个礼节，拒绝行礼。双方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争执，最后不欢而散，宴会也没有举行成功[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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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洛夫金一定认为是蕴端多尔济捣了鬼，从中作梗不让他顺利前往北京，但实际上，这道命令的确是皇帝所下。皇帝给蕴端多尔济下了圣旨，要求：第一，赐宴；第二，赐宴之前，使者必须叩拜。[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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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要求得如此具体，一方面是他事无巨细的性格，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的尊严没有信心。在乾隆时期，在礼节上还能够缓和，皇帝大不了说一句外国人不懂礼法。乾隆时期的大臣也更加懂得变通，即便外国人没有行大礼，装模作样一番也就容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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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嘉庆帝刚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人们都知道和珅的下场。另外，人们也都知道嘉庆帝更加在乎礼节，谁也不敢变通。胆小的蕴端多尔济也让事情更加复杂化，他奉行的原则是：紧紧跟随皇帝的指示，不做任何变通，以免引起麻烦。这几件事情叠加起来，就成了戈洛夫金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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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洛夫金以为经过一段时间争执，必将找到一个顾全双方颜面的办法，或者嘉庆皇帝最终会宽容地对待他们。不想，嘉庆帝本人是同意蕴端多尔济的看法的，表示如果使臣不叩头，就直接遣返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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