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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不会主动去做这个决定,由于皇帝事无巨细地要求他汇报情况,他在汇报中巧妙地加入了使团人数过多,是不是应该削减一下的询问,请皇帝定夺。皇帝果然立刻咬了线,拍板应该缩减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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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定调后,接下来是理藩院的职责了。理藩院查了以前的旧档案,俄国人曾于顺治十二、十三、十四年,康熙十五、三十二、五十九年,雍正五年来朝。顺治朝和康熙朝三十二年档案不见人数记载,康熙十五年使团共由156人组成,五十九年有90多人,雍正五年数量相当大,曾经令其缩减,最后到京的只有120人。由此可见,俄国使团的人数从未超过200人,而此次已经超过240人,故必须缩减。[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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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藩院查证后,事情就传到了军机处。不过,军机处为了坚决贯彻皇帝的精神,不提康熙十五年有156人团的先例,而是一口咬定没有超过100人的先例,要求俄国使团必须把人数削减到100以下。[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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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既然它已经下令缩减到100人以下,蕴端多尔济就有了执法的借口,如果俄国人不缩减规模,就拒绝入境。在之后的谈判中,他不断向皇帝汇报俄国使者不遵守规矩,如果不是皇帝想要让外国人在他生日上朝拜,这样的谈判就不应该进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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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数问题,双方又争执了很久。在经过权衡之后,戈洛夫金同意将人数缩减到130人,但蕴端多尔济却强行要求对方缩减到70人方才准予入境。北京的军机处也在继续制造障碍,由于获得了蕴端多尔济的信号,他们决定将使团人数控制在40人以内。从不超过200人,到不超过100人,到70人,再到40人,可见一个集权官僚系统在宁左勿右的指引下层层加码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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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敢质疑一下,40人已经太低了,如果只有这一点儿人,使团很难完成正常的出使任务。这时就该由皇帝最后拍板了,他亲自指出,40人是不现实的,决定将额度恢复到100人,众人连忙欢呼皇上英明。[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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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仍然不是争议的结束,双方为了人数问题又扯皮了两个月,才最终确定人数为124人,再次上报后,嘉庆皇帝又一次仁慈地同意了。[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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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威风凛凛的戈洛夫金终于跨过了国界,进入了中国境内。第二年的1月2日,他抵达库伦。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他兴致勃勃地盘算着如何到北京与皇帝谈判。但就在这时,第二记闷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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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蕴端多尔济等人在库伦宴请戈洛夫金,当他们进入庭院准备吃饭时,蕴端多尔济突然带着戈洛夫金到了一个香案跟前,要求戈洛夫金对着香案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戈洛夫金没有料到这个礼节,拒绝行礼。双方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争执,最后不欢而散,宴会也没有举行成功[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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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洛夫金一定认为是蕴端多尔济捣了鬼,从中作梗不让他顺利前往北京,但实际上,这道命令的确是皇帝所下。皇帝给蕴端多尔济下了圣旨,要求:第一,赐宴;第二,赐宴之前,使者必须叩拜。[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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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要求得如此具体,一方面是他事无巨细的性格,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的尊严没有信心。在乾隆时期,在礼节上还能够缓和,皇帝大不了说一句外国人不懂礼法。乾隆时期的大臣也更加懂得变通,即便外国人没有行大礼,装模作样一番也就容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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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嘉庆帝刚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人们都知道和珅的下场。另外,人们也都知道嘉庆帝更加在乎礼节,谁也不敢变通。胆小的蕴端多尔济也让事情更加复杂化,他奉行的原则是:紧紧跟随皇帝的指示,不做任何变通,以免引起麻烦。这几件事情叠加起来,就成了戈洛夫金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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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洛夫金以为经过一段时间争执,必将找到一个顾全双方颜面的办法,或者嘉庆皇帝最终会宽容地对待他们。不想,嘉庆帝本人是同意蕴端多尔济的看法的,表示如果使臣不叩头,就直接遣返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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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指令的蕴端多尔济再也不犹豫,在俄国使团逗留了一个月之后,令他们离境。于是,戈洛夫金满怀着为国立功的豪迈,却无处施展,连北京都没有到就灰溜溜回了国。他带的贵重礼物不仅送不出去,反而由于笨重连拿回去都困难。这个使团成了出使中国最窝囊的使团[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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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事件中,除看到礼仪之争外,还要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对俄国使团其实是很重视的,为了迎接这个使团,皇帝与大臣之间的通信来回折腾了十几次,还动用了理藩院、军机处等机构。不仅如此,皇帝还给所有位于使者道路上的封疆大吏(直隶、察哈尔等)都打了招呼,一一指导他们怎么对付这些路过的外国人[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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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使团动用如此众多的官僚力量,的确是得不偿失,但这就是明清时期皇帝对使团的本质:接见使者绝对是赔本买卖,但为了皇家的威仪,接见使者是必需的。只是这个俄国使者太不懂事了,因此赶回去予以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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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惩戒过后,皇帝又有些意犹未尽,毕竟这些黄发、高鼻子的外国人无法出现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了。于是,他又下令,等下一次使者再来时,降低他们的礼遇等级,不再给他们赐宴,但也不用他们叩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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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在盼着俄国人还会回来,但俄国人却并不接招了。事实上,不是他们不想接,而是拿破仑在欧洲引起的破坏终于波及俄国,他们应对拿破仑已经精疲力竭,没有精力再派使团到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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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俄国人对中国的愤恨一直保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意识到,与这个老大帝国谈判,不管是合理的要求还是不合理的要求,几乎都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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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到了公元1840年中英战争之后,他们终于抓住了机会,连哄带骗地将黑龙江以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都拿走了。[346]清朝不仅是在为自己的无知付账,也是为自己的傲慢买单,它虽然是受害者,但在国际上却没有引起丝毫的同情。当然,通过武力打开国门之后,外国使臣也不再对着皇帝三跪九叩,只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夜郎自大的例子加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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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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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考《欧洲形成中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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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利玛窦书信集》《利玛窦中国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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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书作者曾经去果阿参观过,对沙勿略的事迹记忆犹新,见《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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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川岛位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西南部的南海中,在历史上,曾经是重要的中外贸易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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