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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的拟想读者主要是青年，适合社会上一般读者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普及性读物；如果用作大学通识课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照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某些章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把本书系作为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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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每一本都是“十五讲”，主要是要求在较少的篇幅内讲清楚某一学科领域的通识，而选为教材，十五讲又正好讲一个学期，符合一般通识课的课时要求。同时这也有意形成一种系列出版物的鲜明特色，一个图书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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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既能满足社会上读者的需要，又能够有效地促进全国各大学的素质教育和通识课的建设，从而联合更多学界同仁，一起来努力营造一项宏大的文化教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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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一讲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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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旧石器还是新石器时代算起，人类在大地上已经走过万年以上的历程，而人类对于地理的认识几乎可以追溯至人类诞生之初。学术界给地理学下的定义是：地球表面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分布，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其实在地理成为科学并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之前，早已存在于人们对于环境的感知与创造之中。人类对于地理的认识首先来自于求生、觅食这一与动物没有区别的本能行为，采集、渔猎乃至于原始农业，人们都必须观察四周环境，获得哪里有食物可供采集、猎取，哪里的土地可以种植作物这类信息，并且在这样的观察中探寻出能够通行的道路与能够安置聚落的地方。这些人类早期本能的求生行为成为人类认识地理的第一步，并且人类在社会进步中继续迈出第二步、第三步……地理学逐渐发展成独立的科学。在今天的学术之林中，地理学似乎无足道，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地理学是人类最早拥有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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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的形成是一个渐进过程，人类掌握的地理知识，以及对于地理现象的探索并非停留在一个阶段，伴随社会进步，人类行为逐渐从利用环境发展到改造环境，对于自己生活之地，也从了解步入创造。这正如《全球通史》的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表述的那样，各种生物均以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实现进化，只有人类的进化相反，不是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是通过改变环境适应自己的遗传因子。[1]正是这样的进化，使人类不仅从动物中分离出来，而且凌驾在所有生物之上。确切地讲，当人类处于采集、渔猎阶段，仅属于利用环境；原始农业生产出现之后就不同了，农作物取代了天然植被，由此环境发生了改变，可以数出种类的栽培植物覆盖了地表，人类通过城邑、聚落的修建，道路的延伸，工商业的经营，改变大地面貌而形成新的地理景观。人类改造环境，营造新的地理景观的同时，继续利用环境，但这时的利用已不同于采集、渔猎对于食物的索取，而是将政治、军事意图与空间利用结合为一体，并利用地理达到政治、军事目的。《左传》中的名篇《烛之武退秦师》就是一例，春秋时期郑国面临秦、晋两国军事进攻的威胁，郑国臣子烛之武为郑国退秦、晋联军，游说秦国时一语点明利害说的就是地理，即秦与郑之间有晋相隔，而晋与郑为邻，秦、晋联军若战胜郑国，直接受益者是晋而不是秦。烛之武利用秦、晋、郑之间的地理位置，以及攻郑必然会导致“邻之厚，君之薄”这样的结果，成功地分化了秦、晋联军，实现了退军的政治目的。固然，人类基于政治、军事意图利用地理并没有改变地物的格局，但却延伸了地理的含义，从可见的自然现象、人文现象扩展到抽象的政治、军事地理。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涉及政治、军事的地理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但几乎无从在大地上找到哪里是政治，哪里是军事，两者的存在通过人们的意愿、目的、智慧而实现，且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变化手法。这样总结起来，地理的构成包括两个层面，一类属于自然界本有的，如山脉、河流、湖泊、荒漠、植被的分布，气候、土壤的形成与变化；另一类则源于人类创造，农业、城市、聚落、交通、工商业乃至于政治、军事、文化均可成为地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两类地理现象的成因不同，但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共同点缀、改造着我们脚下的大地与头顶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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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隶属于地理学，但研究对象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侯仁之曾经说过历史地理是昨天的、前天的地理——因此历史地理将历史学的时间体系纳入到研究之中，融时间与空间于一体，并在回归人类所经行的历程中探寻旧日的足迹及其影响。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历史中也孕育了对历史地理的探求。史念海指出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顾颉刚创办了专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并同时出版了学术期刊《禹贡》半月刊。《禹贡》本是《尚书》中的一篇，为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以此命名学会与刊物，乃显示其渊源的久远，但《禹贡》半月刊的英文译名却是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无疑，《禹贡》半月刊的问世就是历史地理登上中国学术舞台的年代，然而这并不是历史地理研究起步的年代，追寻历史地理的渊源，可上溯至东汉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汉书·地理志》虽未提及历史地理这一名目，但其表述形式、记述内容已具有“昨天”“前天”地理的特征，这一切将中国历史地理的学术渊源推溯至两千年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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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汉书·地理志》开启了传统历史地理的第一页，那么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则进入了新的阶段，1909年张相文创办“中国地学会”，并出版会刊《地学杂志》。《地学杂志》从1910年问世至1937年抗战前夕停办，28年间共出版181期，发表论文1600余篇，其中不乏历史地理文章。继“中国地学会”之后，前已提及，20世纪30年代前期，顾颉刚联合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三校有志于历史地理与民族史的同学，组织成立了“禹贡”学会，并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中国地学会”囊括地学各个领域，“禹贡”学会则专门致力于历史地理研究，这是历史地理第一次独立登上学术舞台。无疑，“禹贡”学会与《禹贡》半月刊的创办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禹贡》半月刊于1934年3月创刊，至1937年“七七事变”被迫停刊，共出版了7卷82期，发表文章700多篇。这些文章都成为后来历史地理各个领域的先声。[3]“禹贡”学会不仅为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乃至历史学、民族史、方志学等学科造就了一批人才，当年“禹贡”学会的创立与组织者顾颉刚、谭其骧，以及学会成员侯仁之、史念海、冯家升、吴晗、童书业、齐斯和、白寿彝、朱士嘉、周一良、张维华、杨向奎、韩儒林等，都成为后代瞩目的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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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学会开启了中国历史地理的近代化阶段，20世纪50年代，在侯仁之的倡导之下，中国历史地理逐渐与现代地理学接轨，并融入现代学术体系之中。侯仁之在全面审视地理学的性质与研究宗旨之后指出：“研究历史时期主要由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4]从那时到今天，60年中，中国历史地理各代学者的研究涉及“由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的各个领域，即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聚落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工商业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由于人类的空间活动、空间创造、空间利用多种多样，这些研究领域几乎囊括生产、生活的所有层面，且涉及了不同领域的空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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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正文分十四讲讲述历史地理的重要问题：史前时期聚落选址与环境（第二讲）、历代疆域变化的地理基础（第三讲）、历史自然地理（第四讲、第七讲）、历史农业地理（第五讲、第六讲、第八讲）、历史政治地理（第九讲、第十讲）、历史交通地理（第十一讲、第十二讲、第十三讲）、历史军事地理（第十四讲）、历史城市地理（第十五讲）。固然，这些并未囊括历史地理所有研究，但却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其中将历史地理上溯至史前时期，并非仅仅拉长了研究时段，主要在于自新石器时期人与环境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此时人类已经从依靠大自然的恩惠采集食物，转向栽培植物养活自己，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农业革命”，使人类不仅在自然的束缚中获得更多的自由，且在大地上建立了由自己创造的地理。20世纪中期，侯仁之提倡将历史地理研究上溯至一万年以来，自此针对人类改造环境、利用自然的探索成为历史地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历史地理的各个研究领域中，历史自然地理以坐落在大地上的山川湖沼、气候变化的冷暖干湿为核心，但自从人类迈出改造自然的步伐，原封未动且沿袭至今的景观与地物几乎不存在，即使环绕在四周的空气也添加了越来越多的人为生产物——甲烷、二氧化碳、雾霾……因此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一方面致力于复原历史环境，另一方面则着重探讨人类活动施加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及其后果。历史留给今天的大致有两类地理现象，一类如同化石，不仅残存且已固化，成为我们探讨、复原过去的标识；另一类生成于过去，却通过人类不间断的、连续性的行为影响到今天，环境变化即是如此。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均属于人类改造环境、创造地理的结果，这样的创造不仅有形、有物，成为人类保全自己、壮大自己的依托，且全然替换了原本属于大地之上的植被、景观，我们置身于当下，环顾四周，多属于高度耕作的景观与整治了的景观。人类立足在大地上，改造环境、整治景观并不能完全摆脱自然力的制约，因此探寻人类出于不同需求，改造环境且建构地理现象之间的空间关系，成为这些领域的基本研究内容。如果说上述历史地理各个领域更多讨论的是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那么历代疆域变化、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则着重体现了人类的组织形式与集群形式，由此形成的地理几乎没有改变大地上的什么，却凭借人类组织与政治、军事意愿利用了地理，并就此形成人类组织空间分布形式以及与政治、军事捆绑在一起的空间谋略，这就是国家疆域、人口的分布与迁移、国家执行管理的空间单元——行政区以及行军作战的路径与战场。地理学乃至历史地理学所构成的研究领域，展现了所有人类活动方式与空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过去存在，今天依然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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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追溯，回味、反思、借鉴都在其中。人类不应该因为拥有今天而割断对于昨天、前天的记忆，其实，我们今天迈出的脚步也会落在往日的足迹之上。而旧日的足迹究竟带来的是福还是祸？答案就在我们的探索之中。历史地理不是显赫的学科，却拥有任何学科都不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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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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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念海：《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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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徐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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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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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二讲 历史地理研究的起点——史前时期人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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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有本有源，有起始之时、起步之处，历史地理研究也是如此。那么历史地理研究的起点在什么时段？很多年前侯仁之即提出，历史地理研究应起步于距今一万年的最年轻的地质时期——全新世，而全新世早中期属于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史前时期。无疑，这是一个距离我们久远，且让我们充满探求欲的时代。《全球通史》的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为这部著作第一编确定的篇目，即为“文明之前的人类”，这意味着回顾历史，尽管人们的目光会更多地停留在近世繁华与纷争，但仍没有忘记“人之初”刻印在大地上的那几串脚印，这些足迹尽管稚拙，却开启了文明之门。然而，人类文明进程首先改变的不是精神追求，而是食物获取方式，严格意义讲史前时期人类的所有活动均以寻觅食物为目的，正因此，L.S.斯塔夫里阿诺斯将文明之前的人类分为食物采集者与食物生产者。食物获取方式的变化不仅仅事关人类通过什么途径存活，且在追寻食物的过程中，人类从对环境绝对依赖转为部分依赖，进而逐渐成为环境的利用者、支配者，并踏上自由王国之路。所有这一切，始终贯穿在人与环境的交融之中。因此，人类历史并非仅限于自身的行为与创造，无论人类作为食物采集者还是食物生产者，均与环境密切相关。而地球上的环境却复杂多样，既有冷暖干湿之别，且存在平原、山地、茂林、草原之异，人类本着求生的本能，对于环境不仅善者用之，劣者舍之，且因地而结庐建舍，因地而觅食垦殖，这时人类不仅叩响了文明之门，且依自然环境的变化，展现了各地人类活动的地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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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研究就是试图揭示人类历史全过程中人与环境的关系，无疑，中国是广大的，历史更是漫长的，对于史前时期人与环境这一命题，本讲自然不能涵盖集结在时空焦点上的一切，因此，选择了西辽河流域这片塞外的土地，并以此为样本，揭示人类的进步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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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流域，地处北纬41°—45°、东经118°—124°之间，包括由西辽河干流以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等主要支流汇成的区域；此外，乌尔吉木伦河在特大洪水期也能进入西辽河，因此人们也将其视为西辽河流域。西辽河流域地处中国北方生态脆弱地带，这意味着这一地区不仅环境波动甚于其他地区，且人类应对环境变化也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生存方式，建构新的人地关系。因此，尽管西辽河流域远离黄河、长江这些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但却留下了人地关系变化中串串清晰的足迹，成为后人拨开历史的帷幕透视“人之初”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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