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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一讲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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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旧石器还是新石器时代算起，人类在大地上已经走过万年以上的历程，而人类对于地理的认识几乎可以追溯至人类诞生之初。学术界给地理学下的定义是：地球表面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分布，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其实在地理成为科学并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之前，早已存在于人们对于环境的感知与创造之中。人类对于地理的认识首先来自于求生、觅食这一与动物没有区别的本能行为，采集、渔猎乃至于原始农业，人们都必须观察四周环境，获得哪里有食物可供采集、猎取，哪里的土地可以种植作物这类信息，并且在这样的观察中探寻出能够通行的道路与能够安置聚落的地方。这些人类早期本能的求生行为成为人类认识地理的第一步，并且人类在社会进步中继续迈出第二步、第三步……地理学逐渐发展成独立的科学。在今天的学术之林中，地理学似乎无足道，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地理学是人类最早拥有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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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的形成是一个渐进过程，人类掌握的地理知识，以及对于地理现象的探索并非停留在一个阶段，伴随社会进步，人类行为逐渐从利用环境发展到改造环境，对于自己生活之地，也从了解步入创造。这正如《全球通史》的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表述的那样，各种生物均以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实现进化，只有人类的进化相反，不是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是通过改变环境适应自己的遗传因子。[1]正是这样的进化，使人类不仅从动物中分离出来，而且凌驾在所有生物之上。确切地讲，当人类处于采集、渔猎阶段，仅属于利用环境；原始农业生产出现之后就不同了，农作物取代了天然植被，由此环境发生了改变，可以数出种类的栽培植物覆盖了地表，人类通过城邑、聚落的修建，道路的延伸，工商业的经营，改变大地面貌而形成新的地理景观。人类改造环境，营造新的地理景观的同时，继续利用环境，但这时的利用已不同于采集、渔猎对于食物的索取，而是将政治、军事意图与空间利用结合为一体，并利用地理达到政治、军事目的。《左传》中的名篇《烛之武退秦师》就是一例，春秋时期郑国面临秦、晋两国军事进攻的威胁，郑国臣子烛之武为郑国退秦、晋联军，游说秦国时一语点明利害说的就是地理，即秦与郑之间有晋相隔，而晋与郑为邻，秦、晋联军若战胜郑国，直接受益者是晋而不是秦。烛之武利用秦、晋、郑之间的地理位置，以及攻郑必然会导致“邻之厚，君之薄”这样的结果，成功地分化了秦、晋联军，实现了退军的政治目的。固然，人类基于政治、军事意图利用地理并没有改变地物的格局，但却延伸了地理的含义，从可见的自然现象、人文现象扩展到抽象的政治、军事地理。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涉及政治、军事的地理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但几乎无从在大地上找到哪里是政治，哪里是军事，两者的存在通过人们的意愿、目的、智慧而实现，且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变化手法。这样总结起来，地理的构成包括两个层面，一类属于自然界本有的，如山脉、河流、湖泊、荒漠、植被的分布，气候、土壤的形成与变化；另一类则源于人类创造，农业、城市、聚落、交通、工商业乃至于政治、军事、文化均可成为地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两类地理现象的成因不同，但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共同点缀、改造着我们脚下的大地与头顶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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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隶属于地理学，但研究对象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侯仁之曾经说过历史地理是昨天的、前天的地理——因此历史地理将历史学的时间体系纳入到研究之中，融时间与空间于一体，并在回归人类所经行的历程中探寻旧日的足迹及其影响。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历史中也孕育了对历史地理的探求。史念海指出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顾颉刚创办了专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并同时出版了学术期刊《禹贡》半月刊。《禹贡》本是《尚书》中的一篇，为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以此命名学会与刊物，乃显示其渊源的久远，但《禹贡》半月刊的英文译名却是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无疑，《禹贡》半月刊的问世就是历史地理登上中国学术舞台的年代，然而这并不是历史地理研究起步的年代，追寻历史地理的渊源，可上溯至东汉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汉书·地理志》虽未提及历史地理这一名目，但其表述形式、记述内容已具有“昨天”“前天”地理的特征，这一切将中国历史地理的学术渊源推溯至两千年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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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汉书·地理志》开启了传统历史地理的第一页，那么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则进入了新的阶段，1909年张相文创办“中国地学会”，并出版会刊《地学杂志》。《地学杂志》从1910年问世至1937年抗战前夕停办，28年间共出版181期，发表论文1600余篇，其中不乏历史地理文章。继“中国地学会”之后，前已提及，20世纪30年代前期，顾颉刚联合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三校有志于历史地理与民族史的同学，组织成立了“禹贡”学会，并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中国地学会”囊括地学各个领域，“禹贡”学会则专门致力于历史地理研究，这是历史地理第一次独立登上学术舞台。无疑，“禹贡”学会与《禹贡》半月刊的创办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禹贡》半月刊于1934年3月创刊，至1937年“七七事变”被迫停刊，共出版了7卷82期，发表文章700多篇。这些文章都成为后来历史地理各个领域的先声。[3]“禹贡”学会不仅为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乃至历史学、民族史、方志学等学科造就了一批人才，当年“禹贡”学会的创立与组织者顾颉刚、谭其骧，以及学会成员侯仁之、史念海、冯家升、吴晗、童书业、齐斯和、白寿彝、朱士嘉、周一良、张维华、杨向奎、韩儒林等，都成为后代瞩目的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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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学会开启了中国历史地理的近代化阶段，20世纪50年代，在侯仁之的倡导之下，中国历史地理逐渐与现代地理学接轨，并融入现代学术体系之中。侯仁之在全面审视地理学的性质与研究宗旨之后指出：“研究历史时期主要由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4]从那时到今天，60年中，中国历史地理各代学者的研究涉及“由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的各个领域，即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聚落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工商业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由于人类的空间活动、空间创造、空间利用多种多样，这些研究领域几乎囊括生产、生活的所有层面，且涉及了不同领域的空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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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正文分十四讲讲述历史地理的重要问题：史前时期聚落选址与环境（第二讲）、历代疆域变化的地理基础（第三讲）、历史自然地理（第四讲、第七讲）、历史农业地理（第五讲、第六讲、第八讲）、历史政治地理（第九讲、第十讲）、历史交通地理（第十一讲、第十二讲、第十三讲）、历史军事地理（第十四讲）、历史城市地理（第十五讲）。固然，这些并未囊括历史地理所有研究，但却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其中将历史地理上溯至史前时期，并非仅仅拉长了研究时段，主要在于自新石器时期人与环境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此时人类已经从依靠大自然的恩惠采集食物，转向栽培植物养活自己，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农业革命”，使人类不仅在自然的束缚中获得更多的自由，且在大地上建立了由自己创造的地理。20世纪中期，侯仁之提倡将历史地理研究上溯至一万年以来，自此针对人类改造环境、利用自然的探索成为历史地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历史地理的各个研究领域中，历史自然地理以坐落在大地上的山川湖沼、气候变化的冷暖干湿为核心，但自从人类迈出改造自然的步伐，原封未动且沿袭至今的景观与地物几乎不存在，即使环绕在四周的空气也添加了越来越多的人为生产物——甲烷、二氧化碳、雾霾……因此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一方面致力于复原历史环境，另一方面则着重探讨人类活动施加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及其后果。历史留给今天的大致有两类地理现象，一类如同化石，不仅残存且已固化，成为我们探讨、复原过去的标识；另一类生成于过去，却通过人类不间断的、连续性的行为影响到今天，环境变化即是如此。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均属于人类改造环境、创造地理的结果，这样的创造不仅有形、有物，成为人类保全自己、壮大自己的依托，且全然替换了原本属于大地之上的植被、景观，我们置身于当下，环顾四周，多属于高度耕作的景观与整治了的景观。人类立足在大地上，改造环境、整治景观并不能完全摆脱自然力的制约，因此探寻人类出于不同需求，改造环境且建构地理现象之间的空间关系，成为这些领域的基本研究内容。如果说上述历史地理各个领域更多讨论的是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那么历代疆域变化、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则着重体现了人类的组织形式与集群形式，由此形成的地理几乎没有改变大地上的什么，却凭借人类组织与政治、军事意愿利用了地理，并就此形成人类组织空间分布形式以及与政治、军事捆绑在一起的空间谋略，这就是国家疆域、人口的分布与迁移、国家执行管理的空间单元——行政区以及行军作战的路径与战场。地理学乃至历史地理学所构成的研究领域，展现了所有人类活动方式与空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过去存在，今天依然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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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追溯，回味、反思、借鉴都在其中。人类不应该因为拥有今天而割断对于昨天、前天的记忆，其实，我们今天迈出的脚步也会落在往日的足迹之上。而旧日的足迹究竟带来的是福还是祸？答案就在我们的探索之中。历史地理不是显赫的学科，却拥有任何学科都不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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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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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念海：《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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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徐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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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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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二讲 历史地理研究的起点——史前时期人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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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有本有源，有起始之时、起步之处，历史地理研究也是如此。那么历史地理研究的起点在什么时段？很多年前侯仁之即提出，历史地理研究应起步于距今一万年的最年轻的地质时期——全新世，而全新世早中期属于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史前时期。无疑，这是一个距离我们久远，且让我们充满探求欲的时代。《全球通史》的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为这部著作第一编确定的篇目，即为“文明之前的人类”，这意味着回顾历史，尽管人们的目光会更多地停留在近世繁华与纷争，但仍没有忘记“人之初”刻印在大地上的那几串脚印，这些足迹尽管稚拙，却开启了文明之门。然而，人类文明进程首先改变的不是精神追求，而是食物获取方式，严格意义讲史前时期人类的所有活动均以寻觅食物为目的，正因此，L.S.斯塔夫里阿诺斯将文明之前的人类分为食物采集者与食物生产者。食物获取方式的变化不仅仅事关人类通过什么途径存活，且在追寻食物的过程中，人类从对环境绝对依赖转为部分依赖，进而逐渐成为环境的利用者、支配者，并踏上自由王国之路。所有这一切，始终贯穿在人与环境的交融之中。因此，人类历史并非仅限于自身的行为与创造，无论人类作为食物采集者还是食物生产者，均与环境密切相关。而地球上的环境却复杂多样，既有冷暖干湿之别，且存在平原、山地、茂林、草原之异，人类本着求生的本能，对于环境不仅善者用之，劣者舍之，且因地而结庐建舍，因地而觅食垦殖，这时人类不仅叩响了文明之门，且依自然环境的变化，展现了各地人类活动的地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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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研究就是试图揭示人类历史全过程中人与环境的关系，无疑，中国是广大的，历史更是漫长的，对于史前时期人与环境这一命题，本讲自然不能涵盖集结在时空焦点上的一切，因此，选择了西辽河流域这片塞外的土地，并以此为样本，揭示人类的进步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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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流域，地处北纬41°—45°、东经118°—124°之间，包括由西辽河干流以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等主要支流汇成的区域；此外，乌尔吉木伦河在特大洪水期也能进入西辽河，因此人们也将其视为西辽河流域。西辽河流域地处中国北方生态脆弱地带，这意味着这一地区不仅环境波动甚于其他地区，且人类应对环境变化也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生存方式，建构新的人地关系。因此，尽管西辽河流域远离黄河、长江这些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但却留下了人地关系变化中串串清晰的足迹，成为后人拨开历史的帷幕透视“人之初”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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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一 史前时期聚落的环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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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是人类的居止之处，也是生产地与生活地的结点。史前时期正处于人类的蒙昧时代，这时的人类带有鲜明的动物性特征，不仅对于环境有强烈的依赖性，且以延续自身生命为目的，将寻觅食物视作根本之务，因此聚落选择在什么地带，不仅意味着人类在那里可以凭借渔猎、采集获得丰厚的食物，而且意味着那里也是一处能够运用石刀、石铲将周围土地开垦为农田的地方。聚落所在之地，拥有满足史前时期人类生存需要的资源与环境，因此，针对聚落展开的历史地理学术探讨，目的在人而不在聚落，聚落仅是储存人类活动信息的载体。依托这些信息，通过人类在哪类地理环境起步、凭借什么生产活动起步这类问题，在追寻人类社会进化轨迹的同时解读人与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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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关系研究涉及人、地两者，史前时期并无文字记载，作为人类活动的标识唯有考古文化遗址，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先后出现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等考古文化类型，从属于这些考古文化的聚落不仅载有人类活动的信息，且因考古文化的变化而呈现时代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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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加以概括的西辽河流域环境比较复杂，具有丘陵山地与河谷平原兼备的地貌特征，整个流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西辽河干流横穿流域中部，在河流的长期作用下形成冲积平原。受地形影响，来自于东南方向的降水沿山地呈C字形分布：C字核心地带最为干旱，年降雨量约200毫米，跨西辽河南北两侧的科尔沁沙地即分布在这里；C字形的边缘随地形抬升而面迎水汽，年降雨量增至400毫米，并因降雨量增加为森林、草原等多种生态系统的存在提供了条件。西辽河流域半干旱地区的气候特征，使水资源成为环境中的制约性因素，而地貌、高程不仅影响水资源再分配与动植物资源的重新组合，也是人类存活与聚落选址的必要条件，因此研究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的环境选择自然需要从这两项要素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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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的聚落早已湮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下，西辽河流域史前时期各考古文化期的聚落位置来自于《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中的第二次文物普查资料，由于流域内各旗县文物普查力度不一，并非所有旗县的普查结果均具备统计要求，其中以敖汉旗的调查最为充分。利用GIS技术获得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高程与地貌信息，且以敖汉旗为主进行的分析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各考古文化期的聚落主要在400—700米的高程区域内，坐落在这一高程区的聚落占同一文化期聚落总数的70%以上，其中兴隆洼文化遗址坐落在400—700米高程内的聚落共占95.1%，赵宝沟文化占87.7%，红山文化占87.2%，小河沿文化占64.8%，夏家店下层文化占73.0%，夏家店上层文化占71.8%，具有明显的共同选择趋向。与400—700米高程区不同，400米以下、800米以上高程区很少有聚落分布。针对地貌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从兴隆洼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前后5000年左右的时段内，聚落在地貌选择上的总体取向偏重于分布在河谷两侧的坡地、山坡。这样的地貌位置与400—700米高程相吻合。就高程与地貌而言，事实上不仅敖汉旗一地，其他旗县史前聚落均有相近的特征，兴隆洼文化典型聚落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赵宝沟文化命名地赵宝沟遗址等处房屋均处于山坡，且呈现明显的顺坡排状分布。1999年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组也观察到，分布在赤峰附近的兴隆洼文化聚落主要坐落于锡伯河和半支箭河流域，河漫滩与远离主要河流的较高山丘上都没有发现聚落遗址，近90%的聚落遗址分布在距河道40—50米的坡冈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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