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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徐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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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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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二讲 历史地理研究的起点——史前时期人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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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有本有源，有起始之时、起步之处，历史地理研究也是如此。那么历史地理研究的起点在什么时段？很多年前侯仁之即提出，历史地理研究应起步于距今一万年的最年轻的地质时期——全新世，而全新世早中期属于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史前时期。无疑，这是一个距离我们久远，且让我们充满探求欲的时代。《全球通史》的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为这部著作第一编确定的篇目，即为“文明之前的人类”，这意味着回顾历史，尽管人们的目光会更多地停留在近世繁华与纷争，但仍没有忘记“人之初”刻印在大地上的那几串脚印，这些足迹尽管稚拙，却开启了文明之门。然而，人类文明进程首先改变的不是精神追求，而是食物获取方式，严格意义讲史前时期人类的所有活动均以寻觅食物为目的，正因此，L.S.斯塔夫里阿诺斯将文明之前的人类分为食物采集者与食物生产者。食物获取方式的变化不仅仅事关人类通过什么途径存活，且在追寻食物的过程中，人类从对环境绝对依赖转为部分依赖，进而逐渐成为环境的利用者、支配者，并踏上自由王国之路。所有这一切，始终贯穿在人与环境的交融之中。因此，人类历史并非仅限于自身的行为与创造，无论人类作为食物采集者还是食物生产者，均与环境密切相关。而地球上的环境却复杂多样，既有冷暖干湿之别，且存在平原、山地、茂林、草原之异，人类本着求生的本能，对于环境不仅善者用之，劣者舍之，且因地而结庐建舍，因地而觅食垦殖，这时人类不仅叩响了文明之门，且依自然环境的变化，展现了各地人类活动的地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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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研究就是试图揭示人类历史全过程中人与环境的关系，无疑，中国是广大的，历史更是漫长的，对于史前时期人与环境这一命题，本讲自然不能涵盖集结在时空焦点上的一切，因此，选择了西辽河流域这片塞外的土地，并以此为样本，揭示人类的进步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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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流域，地处北纬41°—45°、东经118°—124°之间，包括由西辽河干流以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等主要支流汇成的区域；此外，乌尔吉木伦河在特大洪水期也能进入西辽河，因此人们也将其视为西辽河流域。西辽河流域地处中国北方生态脆弱地带，这意味着这一地区不仅环境波动甚于其他地区，且人类应对环境变化也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生存方式，建构新的人地关系。因此，尽管西辽河流域远离黄河、长江这些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但却留下了人地关系变化中串串清晰的足迹，成为后人拨开历史的帷幕透视“人之初”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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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一 史前时期聚落的环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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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是人类的居止之处，也是生产地与生活地的结点。史前时期正处于人类的蒙昧时代，这时的人类带有鲜明的动物性特征，不仅对于环境有强烈的依赖性，且以延续自身生命为目的，将寻觅食物视作根本之务，因此聚落选择在什么地带，不仅意味着人类在那里可以凭借渔猎、采集获得丰厚的食物，而且意味着那里也是一处能够运用石刀、石铲将周围土地开垦为农田的地方。聚落所在之地，拥有满足史前时期人类生存需要的资源与环境，因此，针对聚落展开的历史地理学术探讨，目的在人而不在聚落，聚落仅是储存人类活动信息的载体。依托这些信息，通过人类在哪类地理环境起步、凭借什么生产活动起步这类问题，在追寻人类社会进化轨迹的同时解读人与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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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关系研究涉及人、地两者，史前时期并无文字记载，作为人类活动的标识唯有考古文化遗址，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先后出现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等考古文化类型，从属于这些考古文化的聚落不仅载有人类活动的信息，且因考古文化的变化而呈现时代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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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加以概括的西辽河流域环境比较复杂，具有丘陵山地与河谷平原兼备的地貌特征，整个流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西辽河干流横穿流域中部，在河流的长期作用下形成冲积平原。受地形影响，来自于东南方向的降水沿山地呈C字形分布：C字核心地带最为干旱，年降雨量约200毫米，跨西辽河南北两侧的科尔沁沙地即分布在这里；C字形的边缘随地形抬升而面迎水汽，年降雨量增至400毫米，并因降雨量增加为森林、草原等多种生态系统的存在提供了条件。西辽河流域半干旱地区的气候特征，使水资源成为环境中的制约性因素，而地貌、高程不仅影响水资源再分配与动植物资源的重新组合，也是人类存活与聚落选址的必要条件，因此研究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的环境选择自然需要从这两项要素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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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的聚落早已湮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下，西辽河流域史前时期各考古文化期的聚落位置来自于《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中的第二次文物普查资料，由于流域内各旗县文物普查力度不一，并非所有旗县的普查结果均具备统计要求，其中以敖汉旗的调查最为充分。利用GIS技术获得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高程与地貌信息，且以敖汉旗为主进行的分析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各考古文化期的聚落主要在400—700米的高程区域内，坐落在这一高程区的聚落占同一文化期聚落总数的70%以上，其中兴隆洼文化遗址坐落在400—700米高程内的聚落共占95.1%，赵宝沟文化占87.7%，红山文化占87.2%，小河沿文化占64.8%，夏家店下层文化占73.0%，夏家店上层文化占71.8%，具有明显的共同选择趋向。与400—700米高程区不同，400米以下、800米以上高程区很少有聚落分布。针对地貌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从兴隆洼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前后5000年左右的时段内，聚落在地貌选择上的总体取向偏重于分布在河谷两侧的坡地、山坡。这样的地貌位置与400—700米高程相吻合。就高程与地貌而言，事实上不仅敖汉旗一地，其他旗县史前聚落均有相近的特征，兴隆洼文化典型聚落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赵宝沟文化命名地赵宝沟遗址等处房屋均处于山坡，且呈现明显的顺坡排状分布。1999年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组也观察到，分布在赤峰附近的兴隆洼文化聚落主要坐落于锡伯河和半支箭河流域，河漫滩与远离主要河流的较高山丘上都没有发现聚落遗址，近90%的聚落遗址分布在距河道40—50米的坡冈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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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高程与地貌的分析可见：史前时期人类对于聚落位置的选择几乎有着统一的意识、统一的要求，即400—700米高程区的近河山坡、坡地是聚落的首选位置，这一高程之外的山顶、河谷只在一定时期发挥过作用。面对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环境选择的结果，我们不禁要问：在没有任何人、任何信息指导先民建构生产与生活之地的时代，是什么动力推动人们形成如此统一的认识并走向共同的地理环境？其实，史前时期尽管人类拥有明确的觅食目的，却没有一定的行动方向，如今我们看到的考古聚落遗址均是人们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向上、向下，经历许多探索的结果，而探索过程中走入不宜生存之地的先民多数有去无还，没有留下遗迹；其中少数则面对困境做出重新选择，并在反复探索中成功地走到宜居之地，落脚生根。显然，西辽河流域绝大多数史前聚落坐落的400—700米高程区近河山坡就是宜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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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聚落环境选择与人类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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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文明之火为后代带来怎样绚丽的光华，点燃它的火种却是人类以生存为目的的觅食方式，而人类生存必需的是水源与食物，因此聚落坐落的位置就应是人类获取水源、食物的理想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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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至距今3000年夏家店上层文化，前后延续5000年，各考古文化期的聚落围绕400—700米高程区的山坡形成最主要的分布区，尽管5000年内，人类对水源、食物的追求贯穿始终，但却经历着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变化，食物来源不同，人类对于环境的利用幅度、利用方式自然不会一样。那么，从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夏家店下层到夏家店上层各考古文化期，人类通过什么方式利用自然且赢得了自身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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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兴隆洼、赵宝沟文化的采集、渔猎生存方式与聚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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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聚落为依托留存的人工制品、人类居住遗迹以及文化堆积，不仅从各个角度揭示了人类生存方式的特征，而且也展示了聚落所在地的环境面貌。兴隆洼、赵宝沟文化分别存在于距今8000—6500年与距今7100—6400年的时段内[2]，工具以及动植物遗存显示，这一时期人类处于食物采集者的阶段，生存方式基本以采集与渔猎为主，遗址中几乎没有发现栽培作物的种粒以及配套的农耕生产工具。[3]史前时期没有文字资料，对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佐证，来自于古人类食物结构与石器微痕研究等技术鉴定。20世纪中期考古学界引入古人类食性分析技术，这项技术的核心理论认为，人类在一定环境中生活，且长期以某类植物为食物，经人体消化吸收，转化为人体组织成分，因此人体骨组织的化学组成与食物中的化学组成密切相关，食物来源不同，人骨的化学成分也存在差异。因此，根据人骨的化学成分，即稳定同位素比值和微量元素含量，便可揭示人们的食物结构、生活方式以及生存环境等多方面信息。依食物特性可将植物分为C3、C4两类，C3类植物与稻米、小麦以及坚果相关，C4类植物包括粟、黍等作物。针对兴隆洼文化期人骨的测量结果显示，C3类植物的摄入量较多，由于此时西辽河流域还没有种植水稻、小麦，故人类直接摄入的C3植物来自于坚果；间接摄入与以C3类坚果为食物源的动物相关。此外兴隆洼文化期人类的δ15N值也较高，这是食肉较多的反映。[4]δ15 N值高与人体吸收含氮食物相关[5]，人类吸收氮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食用具有固氮功能的豆科类植物，二是食用已转化了的氮化合物，即非豆科类植物、陆相动物、海洋生物等。兴隆洼文化期西辽河流域还没有种植豆类作物，因此δ15 N值应与食用动物相关。与古人类的食物结构对应，人类使用的石器也保留了食物类型的信息。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细石叶具有明显的E1、E2（被加工物为动物皮、肉类）以及D1、D2（被加工物为骨头、鹿角）型光泽，这类光泽说明细石叶是用来切割肉类或解体动物的。赵宝沟文化遗址的细石叶也同样具有E1、E2、D1、D2型光泽。细石叶之外，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刀极少数作砍砸之用，主要用于加工木材或动物骨骼，多数为肢解动物的工具。这一文化期出土的石斧同样属于加工动物皮革、鞣制兽皮的工具。[6]以上古人类食物结构与石器微痕分析，进一步将西辽河流域人类食物指向坚果与动物，而无论坚果还是动物均来自人类的采集、渔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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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类以动植物为对象的食物采集，并非盲目的行为，而是立足于地区环境。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遗址的房址与灰坑内均发现植物果核，经鉴定属于胡桃科的胡桃楸。[7]胡桃楸为温带乔木树种，不适宜干旱以及夏季高温闷热环境，却具有一定的耐寒性，最适宜生长温度为15—30℃。此外通过浮选，在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了黄芪、球序卷耳等草本植物种子[8]，其中黄芪为典型旱生多年生草本植物。胡桃楸果核、黄芪等出现在兴隆洼文化聚落遗址中，不仅说明今天具有温带半干旱草原气候特征的西辽河流域，8000—6400年前却呈现出温带针阔混交林的环境景观，而且也显示了聚落位置具有森林、草原双重属性的环境特征。与植物籽粒对应的是兴隆洼聚落房址的居住面上以及灰坑内发现的鹿骨、狍骨以及猪骨，鹿、狍都属于活动在针阔混交林林缘地带的动物，这些动物骨骼的发现进一步指示了聚落所在位置的环境属性应为林缘地带，即林地与草地的结合部。生态学研究将鹿作为典型的林地指示动物，而牛则为典型的草地环境指示动物，对此考古学界也已形成共识。[9]与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动物骨骼相似，林西县白音长汗兴隆洼、赵宝沟文化遗址中有马鹿、斑鹿、狍子等林地环境中的动物，也有牛这类适宜草地生存的动物，并通过动物骨骼鉴定确定为野牛，即属于猎取物，并非人工驯养的家畜。[10]这样的动物类型明确地告诉我们，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时期聚落选址具有林缘地带的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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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缘地带处于林地与草地的结合部，究竟与林地存在什么样的距离关系？美国学者简·麦金托什（Jane McIntosh）根据民族学研究证明，在仅能维持生存的原始经济中，人类的定居点通常选择在最接近觅食地的地方，如猎人通常在距离营地2小时路程的范围内活动；农耕者则将耕地开垦在距离聚落1小时路程的半径内；采集者也会将他们的采集范围限于1小时的行走半径内，通常这一行走半径大约相当于5公里的路程。[11]处于原始经济背景下的兴隆洼文化期，以聚落为核心，人类的活动半径也应大致如此，即从聚落至林地边缘大约5公里。林缘地带兼具林地、草地双重资源特征，不仅动植物资源种类丰富，而且觅食较易，自然成为采集、渔猎生存方式下聚落首选之地。人们将聚落安置在这里，依托林地、草地不同种属的动植物为食物来源，完成了自身的繁衍，也为西辽河流域播撒下文明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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