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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夏家店上层文化期聚落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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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上层文化存在于距今3000年，与红山诸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由采集、渔猎向原始农业为主的生存方式转变不同，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显现出了不同于夏家店下层的文化信息：出土器物证明其农业与制陶工艺技术远不及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青铜器铸造技术却高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的器物有生活用具、武器与装饰品，其中宁城南山根出土的锚状有倒刺的马衔，不但显示了驯马初期对马衔的刻意加工，而且两端倒刺的外端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都容易驯服。与马具的出现相吻合，夏家店上层出土的动物骨骼明显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其种类除了夏家店下层常见的牛、羊、猪、狗、鹿外，还有前所未见的马。[23]通过对出土器物与房址、窖穴的审度，考古学界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还过着定居生活，也有一定的农业，但畜牧业已得到充分发展，表现出了与夏家店下层不同的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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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这种不同于以往的生存手段的出现，拓展了人类的食物资源，也为聚落的环境选择带来了一些影响。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时的半农半牧区不是农、牧两种经济生活方式的插花式分布，而是通过兼业行为表现出来的。这一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既有粮食，又有动物骨骼；既有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又有用于骑射的马具，可以想见当时居住在农牧交错带的先民，在从事农耕的同时，也经营一些与定居农业有联系的牲畜放养，大有一身而兼二职的情形。正是这种兼业行为，决定了夏家店上层文化期的畜牧业依托农业定居生活而存在，并以聚落为中心形成放牧圈。根据农牧业生产特征推测，原始农业开拓的农田紧邻聚落，牲畜的放牧地则位于农田外侧；由于这一时期还没有进入游牧状态，因此放牧业应以聚落为中心，以每日往返距离为半径确定放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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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农半牧兼业的经济生活方式下，聚落的环境选择偏重于农业生产的适应性，但有时也会超越农业生产通常的耕种范围，使聚落周围的土地利用从原来的农业利用发展到农牧并存，进而扩大了聚落范围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扰动规模，缩小了聚落之间的缓冲地带。本讲所提出的这一看法，可以在1036号遗址中得到证实。红山、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聚落都在1036号遗址留下了遗迹，与其他考古文化相比，夏家店上层文化是聚落范围最大的时期，遗址所在四个采集点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陶片，其他几个时期却只在一个或两个采集点发现了陶片。对于这种现象，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组并未进行解释，我将这一现象归为环境变迁与人类生产方式双重影响的结果。环境承载能力决定聚落规模，第四纪研究的各项成果证明，从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气候变化总体趋于冷干，这一全球变化特点直接影响到西辽河流域可食性动植物资源的丰富程度，当食物资源并不丰厚时，人类只能以小群体形式活动并构成聚落，因此夏家店下层文化期人群规模与聚落规模都小于红山文化期。全新世大暖期结束于距今3500—3000年[24]，按照前面的推理，夏家店上层文化期气候冷干特征更为突出，聚落范围更应该缩小，但事实却完全相反，恐怕与畜牧业出现有直接关系，正是牲畜的放养将农田之外拓展为牧场，延伸了人类活动范围，才使考古界在数个采集点都发现了陶片，因此这一文化期气候虽然趋于冷干，但半农半牧的生存方式却拓展了人类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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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环境分析，我们了解到人类以聚落为依托在生存需求与环境限度之间寻求共存的全过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活动方式并不存在明显的环境意识，但人们在反复探求中不仅知道环境能给他们什么，而且清楚哪些地方有什么，正因此人类以维持生存为根本目的的聚落环境选择，始终追求的一个条件是食物的最大富集量。当然人类的食物包括来自采集、渔猎的成果，也包括农业产品，而无论哪种来源的食物要保证满意的收获，都必须选择最适宜的环境条件。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的文明起步于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这两个文化期聚落遗址所在的林缘地带即林地、草地交界处，这里不仅是文明的起源地，而且也是采集、渔猎背景下适宜的环境选地。此后，从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气候转向冷干——原始农业比重提高——人口增加一系列因素影响下，聚落环境选择一步步突破林缘地带，不断扩展。各考古文化追求食物的目标是一致的，其间的差异仅在于获取食物的途径，包括采集、渔猎、农业以及畜牧业等，红山文化时农业开始走向主角，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在农业中伴生有畜牧业。人类获取食物途径的每一种变化，都反映在聚落与环境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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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三 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持续使用时间与环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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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地理视角研究史前时期的人类活动，与考古学最大的不同在于，不仅关注人类的文明进程，且将重点放在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扰动程度上。一些研究提出西辽河流域红山与夏家店下层两个文化期聚落密度有超过当代聚落密度的趋势，实际上这正是在思考聚落持续使用时间与环境容量的问题。目前的研究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成果，本节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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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落持续使用时间与环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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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文化一般延续上千年或数千年，而任何聚落都不会持续使用这么长时间，能否找到判断聚落持续使用时间的途径？为此，我注意到聚落文化层的堆积厚度。虽然文化层的堆积厚度用于估计聚落持续时间存在不确定性，但若抛开单个遗址文化层堆积厚度的比较，着眼于一个地区某一考古学文化期全部遗址文化层的平均厚度，其结果应该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在所有遗址文化层平均值的计算过程中，既有通过日积月累形成的文化堆积，也有因房屋突然倒塌而留下的废墟，正由于其中包含了逐渐与突然两种情况，因此文化层的平均堆积厚度越大，持续使用时间越长，反之则使用时间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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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聚落文化层厚度固然可以区分彼此经历时间的长短，却并不能指示具体的使用时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注意到了特定历史时期聚落文化层，希望从中找到可参照的依据。辽王朝是公元916—1125年建立在西辽河流域的政权，前后延续二百余年，据内蒙古文物普查，巴林左旗境内辽代聚落文化层厚度平均为1.8米。[25]辽王朝是由契丹人建立的政权，聚落均为安置来自中原地区的农业移民的设施。根据《辽史》记载，辽王朝虽然建立于916年，但在此之前即大约905年前后的军事行动中，已经开始将中原农业人口以战俘的形式迁入西辽河流域，并首先安置在都城上京临潢府（今巴林左旗）附近，因此这一地区是辽境内聚落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地方。[26]假定自905年前后中原农业人口即在巴林左旗境内兴建聚落，并持续使用到辽王朝结束，220年平均文化堆积为1.8米，每年文化堆积厚度则为0.82厘米，这一已知年平均文化层厚度可以成为推测西辽河流域各考古文化期内聚落持续使用时间的基础。仍以敖汉旗为例，为了分析便利，这里选择的聚落均为单一文化留下的遗址，凡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聚落坐落的同一地点都不在此列。如表2-2所列，兴隆洼文化聚落遗址8处，文化层厚度0.5—1米的占87.5%，若按每年堆积厚度0.82厘米计，0.5—1米需要60—120年。红山文化聚落遗址154处、夏家店下层文化1321处、夏家店上层文化48处，文化层厚度均以0.5—1米为主，即使用时间为60—120年。虽然各个文化期聚落使用时间均主要集中在60—120年，但兴隆洼文化低于60年使用时间的聚落占12.5%，红山文化占3.2%，夏家店下层文化占0.5%，夏家店上层文化不存在；反之，兴隆洼文化不存在长于120年的聚落，而红山文化长于120年的聚落占7.8%，夏家店下层文化占46.6%，夏家店上层文化占27.1%。文化层平均堆积厚度在各考古学文化期的变化，意味着聚落使用时间趋于延长；兴隆洼文化聚落的平均持续使用时间最短，红山文化逐步增加，至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持续使用时间已在兴隆洼文化的基础上提高了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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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敖汉旗考古文化遗址文化层平均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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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既是人类的定居场所，也是人们对环境加以选择的结果，因此聚落持续使用期与人类生存方式以及环境都存在关联性，而环境容量则是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思考点。环境容量可以视作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条件的能力，当人口密度与资源环境处于相对平衡，即环境容量没有达到饱和时，人们多以稳定形式定居下来，迁移频率较低；当人口超载，资源难以承受人口压力时，人口迁移与聚落更新会变得频繁起来。迁移既是人类减轻环境压力的手段之一，也是环境容量的重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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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兴隆洼至夏家店上层文化聚落持续使用时间逐渐增加，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以采集、渔猎为主的人类生存方式下，聚落更新与位置迁移相对较多；而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期以原始农业占主导的生存方式下，迁移活动相对较少；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出现驯养动物，但这是依托农业生产而存在的放养型畜牧业，与定居背景直接相关，这一时期聚落同样表现出稳定性特征。显然，采集、渔猎与农业对于环境、资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与这两种人类活动方式相对应的环境容量也不同。采集、渔猎是建立在动植物资源基础上的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在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口极为稀少的背景下，聚落仍存在相对频繁的迁移，说明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林缘地带的可采集物与可猎获物并不丰富，动植物资源的丰富程度与更新速度都不能满足人类长期持续利用的需要，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就是十分有力的证据。白音长汗遗址从兴隆洼经赵宝沟、红山，一直持续使用到小河沿文化期，遗址中发现了马鹿、斑鹿、狍子以及野猪、野牛、马、野兔等动物骨骼，通过对骨骼的测量及对动物个体、种类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从兴隆洼至红山文化期野生动物的数量在逐渐减少，其中马鹿、斑鹿等大型食草动物的变化尤为明显。[27]生态系统中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物源，因此食草动物减少同时昭示着植物资源的减少。面对可觅性食物资源的减少，人类必须定居一定时段后通过迁移重新开辟觅食地。与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不同，进入红山文化以后，虽然人口不断增加，但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有了变化，农业不是自然资源的单纯获取，而是在人类活动支配下的资源再生产过程，通过农业生产活动人们将生产品的数量与更新控制在自己手中，可以在固定的范围内繁衍自己的生命，正因此聚落位置比较稳定。此外，红山、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聚落使用时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表明这一时期人类的农业垦殖以及聚落规模并没有突破西辽河流域的环境容量，资源能够满足需求，人们不必通过频繁地迁移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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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红山文化以来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与环境容量的关系，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一时期人类农业活动的力度，事实上这也是现有研究关注而尚未解决的问题。农业生产、人口数量与环境扰动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随着人口数量增大，对环境产生的扰动也相应增大。以人口密度最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例，敖汉旗境内发现这一时期的聚落遗址约2193处（包括与其他文化期相重叠的聚落遗址），大约每3.8平方公里即有一处聚落，这是一个与当代这一地区聚落密度接近的结果。[29]但夏家店下层文化期聚落并不属于同一个时段，据前文分析，多数聚落文化层的平均厚度为0.5—1.5米，日积月累，这一厚度的形成时间不过数十年。这说明一个聚落使用几十年后可能被放弃，邻近地区则会出现新的聚落。因此可以肯定，今天考古发掘出的聚落，固然同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期，但在某一个时段内聚落密度不仅低于今天，而且聚落所包容的人口以及人口对临近资源的摄取量也低于今天，地旷人稀是当时的环境利用特征，人类农业活动力度在整体上保持低水平发展，并在客观上具有与环境基本协调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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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落文化的更迭与环境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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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流域地处环境脆弱地带，人类对环境的持续作用必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匮乏，进而中断聚落的使用。然而，这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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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洼文化是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文化，我们的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从兴隆洼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延续5000年时间，敖汉旗所在区域内共有60个兴隆洼文化遗址，其中只有萨力巴乡水泉村一处遗址为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这些西辽河流域考古文化期连续使用，其余59处中有10处为兴隆洼一个考古文化期所用，包括兴隆洼在内两个考古文化期使用的30处，三个考古文化期的14处，四个考古文化期的3处，五个考古文化期的2处。聚落的存在依托于稳定的食物供应，当它中断了使用过程，也必然与食物供应相关，而食物供应无论来自于采集、渔猎，还是农业生产，都是一定环境下的产物。伴随人类扰动以及全球变化，当环境出现逆转，食物资源得不到满足时，为了保证人类自身的繁衍，终止在这一聚落周围的生产活动，追逐食物资源富集地，选择未经扰动的地方移居建立聚落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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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固然是史前时期人类适应环境退化的方式，但并非都是永久性的，西辽河流域聚落多数处于使用、中断与再建交相存在的状态，即一种文化人群迁离出去，一些年之后另一种文化人群又迁回来，从人地关系考虑，聚落的中断与再建实际就是环境退化转向环境恢复的过程。环境要素中与人类食物资源相关的是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体现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生态系统的弹性恢复能力。在外界力量没有对生态系统造成致命性破坏情况下，生态系统具有自我修复功能；各类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不同，脆弱系统表现出较长的恢复周期。生态学的研究显示，当人类迁出，人类活动施加于环境的压力减轻，生态系统在裸地上自行恢复的周期一般在50年左右。[30]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虽然多数情况没有在同一个聚落选地形成连续的文化序列，却也很少出现文化全然中断的状况。这一现象说明的正是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扰动没有超出这一地区环境的临界值，所有影响都在环境限度之内。虽然某一时段由于人类对食物的索取，造成环境退化或资源短缺，但当人类退出后，环境经过自身修复，仍可恢复到良性状态，并再次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聚落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