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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何尊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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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兰之外，张政烺、马成源等对何尊铭文“中国”之释，大体相同。当代学者释“中国”并非出于自己的创意，于省吾指出“中国”一词由“中”“国”两字组成，“中”在甲骨文中形状如有旒旗帜，商王有事立旗帜以召集士众，士众围绕周围听命，故“中”的含义由旗帜引申为中央；“国”字的含义则与“邑”相同；“中”与“国”合为一体自然有中央区域之意。先秦文献中含有“中国”的记载，均表明了这番意思，只不过那时视为中央区域的，或为殷商乃至于后来西周的核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带，或为京师所在之地。《诗经·大雅·荡》载：“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中“中国”指商都或商的基本控制区。《尚书·梓材》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为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里的“中国”指文王、武王伐商及商属国所在的地区。武王克殷，以周代商，周人所在核心区域则被视为“中国”，《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诗注疏》释“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此处“中国”，指周人国都丰镐及毗邻地区。商人居东，周人居西，由西周进入东周，周人的政治中心也由位于丰镐的宗周移向位于洛邑的成周，伴随这一迁移，“中国”再次回到殷商时期的位置，即黄河中下游地带。入周以后，有关“中国”的记载越来越偏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即后世所称的中原地区，《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成公七年：“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这些文献提到的“中国”均指中原地区。不仅如此，何尊铭文所及“中国”也应指中原，《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位于洛邑的成周是周公辅佐成王时期营建的，故唐兰等均认为“余其宅兹中国”为中央之地即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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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关于“中国”一词的使用，使我们获得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无论“中国”代表中央之地还是京师，都不是政治空间，而具有鲜明的文化区特征。凡被视作“中国”的区域有着与周边地区完全不同的风范，正像唐人孔颖达所说的那样，“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6]。礼仪、服章强调的都是文化，显然“中国”所在区域盛行华夏所代表的文化；反之，没有这样文化风范的区域，均不属于“中国”。前述《左传》鲁成公七年吴伐郯事件之后，鲁国季文子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就是这样的事例，吴国先祖本为太伯、仲雍，不但不是外人，而且与周天子同为姬姓[7]，但远在长江下游，全失华夏风范，竟被鲁人视作蛮夷。西周时期，人口不多，开发程度也不高，地区之间不仅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而且华夏之风也没有可能为普天下效仿，于是不仅吴、楚不在“中国”之列，位于今四川的蜀也是如此，故西汉经学家孔安国称“蜀，叟也，春秋之时不与中国通”[8]。“叟”是那个时代对蜀地民族的称呼，限于地理条件，叟人至春秋之时与中原地区仍来往不多。文化风范与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关系密切，同处于农耕生活背景下的吴、楚、蜀尚不被视为“中国”，生活在中原周边地带的非农耕民族更无法纳入到“中国”这一文化空间，被称为戎狄、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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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期“中国”一词具有的内涵，对后世影响很大，故以后的历史时期仍然用“中国”表述地域间文化属性的差异。如《新唐书》载：“姚州地险瘴，到屯辄死。柬之论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国，域土荒外，山岨水深，汉世未与中国通，唐蒙开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东汉光武末始请内属置永昌郡统之，赋其盐布毡罽以利中土。”《宋史》载：“禁掠卖生口入蛮夷嵠峒及以铜钱出中国。”《三朝北盟会编》载：“恐兵革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而休息矣。”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载：“华阴，河行华山之北故曰华阴，河自北狄入中国皆南行，至此而极。”《乾道临安志》载：“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以上所列，涉及的内容完全不同，但“中国”的含义却很相似，其所指均不是政权空间，而是文化区域。其中《新唐书》所书姚州，东汉时已经归永昌郡统辖，与中原内地有着完全相同的管辖方式，但在唐朝人理念中仍不在“中国”或“中土”之列。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政权对峙，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但中原诸国与都于杭州的吴越国之间，宋人仍认为位于黄河流域的政权为“中国”。唐五代时期，早已打破了上古时代文化地域隔绝现象，吴越所在之地不仅拥有了与中原地区同样的礼仪风范，而且经济发展也达到了不凡的水平，尽管如此，上古时期形成的“中国”空间理念并未消退，仍然使人们将设在中原的政权统称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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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在华夏文化已经传布到各地后，文化诞生地被视作“中国”的理念仍然沿承下来，无论涉及政治、经济还是自然山川，凡言及“中国”，其地理方位均不离商周时期“中国”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或指建立在中原的地方政权，或指中原政权的核心区域。至于非汉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否自认为“中国”，仍在于政权的政治核心是否在中原。《辽史·张砺传》载：“（张）砺奏曰，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张砺本为磁州人（今河北磁县），入辽后上奏辽太宗的奏文中以“大辽”与“中国”相对，因辽王朝的政治核心在塞外西辽河流域，而辽南京所辖地区在后晋石敬瑭所献燕云十六州之内，属于传统“中国”的范畴，故有上述言辞。与《辽史》记载的情况不同，《金史·食货志》载：泰和“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金章宗泰和年间已是金人迁都南京（今北京）50年之后了，由于政治中心位居中原一带，金人以“中国”自居，反过来对位于江南的南宋政权却以宋人相称。《辽史》《金史》的记载说明，古人理念中是否认为是“中国”，并不在于政权建立者的民族归属，政权政治核心的位置与文化风范可能更为重要，故虽为女真人，只要拥有了中原之地，仍然不妨碍成为“中国”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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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研究者指出，“中国”一词从文化区转为主权国家的代表，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始。以下所引为《尼布楚条约》有关疆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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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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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两国使臣会于尼布楚城附近，为约束两国猎者越境纵猎、互杀、劫夺，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起见，特协议条款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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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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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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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一词出现后，《尼布楚条约》第一次赋予了它代表主权国家的含义。当然，清人签署国际条约中使用“中国”一词，明显含有西洋为化外之邦之意，尽管如此，此后“中国”一词逐渐摆脱了标定文化区的初始含义，而成为国家全部领土、全部主权、全体人民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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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词词义的变化，其意义并不在词汇自身，它象征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时期，这正是从“家天下”走向“天下为公”的时代，故梁启超《少年中国》称：“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绵长久远，但以“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仅数百年，以数百年之短比万年之长，真可谓少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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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中国历代疆域变化及其地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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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观念中的地理仅限于山在哪儿、水在哪儿、路在哪儿、矿在哪儿。事实上地理对于历史与今天而言并非如此简单。人类立足于大地上，无论个体还是人类集团——国家、政权，均未离开过地理，包含空间与界限的疆域更是如此。疆域是两个政权或部族空间互相碰撞的结果，若世界上只有一个政权或一个部族就不会出现疆域，而两个人类政治集团相互碰撞且稳定在某一地带，并非无因无由，地理——这一来自于自然的力量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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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前文化的空间组合与地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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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部族不断壮大并继续扩展空间时，往往会因两种障碍而驻足，即难以逾越的山川湖泊、沙漠荒原等自然物以及相互抗衡的其他部族。大的山川湖泊往往会成为多个部族驻足之处，而在环境差异不明显且没有地物成为屏障的地域，部族间在力量抗衡中以强凌弱、以大并小，成为赢家的一方会因此而扩大境域，并形成势力范围。疆域是与政治、国家、政权相关的理念，中国国家的起源在三代，三代之前属于史前时期，这一时期虽不存在疆域，却构建了后世国家的基础。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模式，认为史前文明与后世国家存在密切联系。史前文明呈漫天群星之势分布于各地，国家却诞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能够遵循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模式最终走向古代国家的并不是所有文化类型。从考古学角度去审度，遍布各地的史前文化类型没有高下之分，为什么只有一些文化类型实现了与后世历史的接轨，成为文明的薪火传人，而更多的文化类型戛然终止在灿烂的史前时期？解读这些问题，是探讨国家乃至于疆域地理基础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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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苏秉琦针对黄河流域摇篮说，提出中国史前文明“多元多中心”说，与这一学说相伴的是史前文化六大区系理论。考古文化是构成考古文化区系的基础，考古学用考古文化表示考古遗存中所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这一表述若从另一角度理解，可以视作凝聚在共同的社会力量之下、彼此之间具有联系的文化人群，在共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经济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而考古器物、墓葬形式等只是后世识别文化人群共性的标识。审度考古文化包含的内涵，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地理环境。能够将一个地域的人群凝聚在一起的力量，除共同的社会体系之外，相对完整且自然环境相似的地理单元十分重要：完整的地理单元是保障人们无障碍交流且构成文化统一体的前提，相似的自然环境则是人们从事同一文化创造的根本，地理环境不仅是人们立足之本，也是构成文化区系的基础。苏秉琦划分的六大考古文化区系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区，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文化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文化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轴的南方文化区。六大区系虽为考古文化区，却没有离开地理基础，或以基本完整的地理单元为依托，或发展于相似的地理环境下，或依凭交通纽带而自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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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考古文化区系中，中原区有着特殊的地位，突出表现在文化交往上，除巴蜀、岭南没有直接证据外，中原区与其他几个考古文化区均保持频繁的文化往来，而这样的向心性特征是其他文化区系没有的。中原区与其他文化区系的交流，或作为文化扩散中心将文化传布到各地，或将其他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肌体中，融合过程又表现为文化传入与文化覆盖两种形式，如红山文化南下进入燕山以南属于前者，龙山文化西扩对仰韶文化的替代则属于后者。中原区与其他考古文化区系的关系将这一地区推向了文化融汇中心的地位。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六大区系之中只有中原区拥有这样的地位？地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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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拥有文化融汇中心的地位，取决于这里拥有创造文明、保全文明的地理环境。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一文阐述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中原区从部落迈向国家的进程，十分强调北方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地带具有实现社会组织一统性与文化一统性的基础，其中平坦的地势利于文化交流并形成超出部落组织的更大政治实体；干旱寒冷的气候促使人们及时调整社会组织与生产对策；邻近游牧民族的地理区位会因战争联合为整体，并涌现出具有领导性的权威人物；缺水的自然环境使人们在治水的共同需求下形成高级的政治集团；共同的生产基础往往使人们将政治集团领袖的祖先视作共同祖先，进而形成宗教意识。[9]若将童恩正论证的五个方面稍加分析，均可归入地理环境这一根本理念之中。凭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人们实现了社会组织与文化意识一统的基础，并从部落迈向国家。创造文明离不开地理环境，保全文明同样要借助地理环境。竺可桢曾就气候与文明的关系指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基本都起源于干旱的大河流域，如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巴比伦，黄河流域的周、秦、汉、唐，正是干旱大河流域周边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干旱环境，成功地阻隔了其他民族的入侵并保全了文明。与竺可桢观点相似的是《全球通史》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前面已有提及，他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连续不断文明的一个原因在于地理——中国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无论竺可桢还是L.S.斯塔夫里阿诺斯，他们指陈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持续久远的伟大文明与地理环境相关，而这一地理环境就是干旱的大河流域。无疑，六大文化区系中，只有中原区拥有干旱大河流域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