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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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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讨论留下多篇文章，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通过荷水为吴王夫差北上赴“黄池之会”与晋国争霸而开凿这一事件，将《禹贡》成书上限确定在公元前486年，这一内证的提出成为《禹贡》成书不能早于春秋晚期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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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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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唐晓峰：《殷商“外服”农业发展在国家领土扩张上的意义》，《中国学术》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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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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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提出邰即陕西武功，钱穆《周初地理考》提出邰即山西闻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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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荀子·儒效篇》：“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居五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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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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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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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五》。陇西郡位于今甘肃临洮，襄武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南；安定郡位于今甘肃镇原东南，美阳县在武功县北；北地郡位于今宁夏吴忠一带，池阳县在今泾阳县北；上郡位于今陕西榆林东南，衙县在今陕西白水县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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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后汉书》卷一一三《郡国志五》朔方郡条引《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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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资治通鉴》卷四五《汉纪》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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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表3-2所列参见王恢《中国历史地理》，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916—936、956—10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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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参见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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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62年明浙江提督胡宗宪《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标明了福建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等岛屿列在其中。1562年郭儒霖《重编使琉球录》：“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当时中国已将钓鱼岛列岛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屿（今赤尾屿）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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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法〕儒勒·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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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参见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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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四讲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植被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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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立足之地，山川河流、土壤植被不仅是人类生存需求的基础，而且也存在自身的发展变化。自然环境自身的变化与人类施加于环境的烙印共同影响着人类历史与文明进程，并通过人类活动方式记录着人地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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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是大气物理特征的长期平均状态，且主要用冷、暖、干、湿这些要素衡量。然而包围在地球表层的大气物理状态并非永远不变，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来自于内、外两方面：内部进程是地球受自身内部的动力以及天体之间相互作用而引发的冷暖、干湿之变；外压强迫产生的力量主要在于人类活动方式施加的影响，而人类活动对于气候施加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方式，另一方面则与数量相关。就农业与工业两大生产部门而言，工业生产本身以及工业社会施加给气候的影响远远大于农业生产与农业社会。欧洲的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而工业革命的实质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能源的消耗、各类金属和非金属原料的使用，由此而排放的气体，给予大气乃至于下垫面从未有过的影响。每当人们赞颂工业革命带来的奇迹时，总会想起马克思曾经说过的话，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到一百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是的，但是若站在气候变化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也可以认为这一百年内人类活动施加给气候的力量超过任何农业社会阶段，且以更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以后的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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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业革命起步于18世纪，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时期人类面临的冷暖干湿之变，绝大多数时段来自于地球自身，只有近三百多年的时间内，人类活动施加的影响才占有明显的份额，故工业革命前后是研究气候变化的两个不同阶段：前期动力来自于地球内部以及行星因素，而书写在历史文献中的人类活动方式的改变与相关考古发现仅仅记录了全球变化走过的足迹，以及人类应对变化的举措；后期气候变化则是地球内部进程与外部压迫双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与西方相比，中国工业化进程大约晚两百年，通过人类活动施加给气候的影响也同样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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