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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横山、无定河经山西中部至燕山一线构成的冬小麦分布北界，经历宋、辽、金至明清时期大体维持未变。《明史》载，“天顺三年四月，顺天、河间、真定、保定、广平、济南连日烈风，麦苗尽败……崇祯十五年五月，保定、广平诸县怪风，麦禾俱伤”[31]；“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丙申，榆社陨霜损麦。弘治八年四月庚申，榆社、陵川、襄垣、长子、沁源陨霜杀麦、豆、桑。辛酉，庆阳诸府县卫所三十五，陨霜杀麦豆禾苗。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固原陨霜杀麦”[32]。这些文献均记载有四月灾害伤麦事件，从小麦生长期分析这些受损麦子当为冬麦，此时春麦刚刚出苗，而冬麦却是生长的关键时期，故各地因灾受损，成为载于史籍的大事。上文所及之顺天、保定、真定、广平、河间、榆社、襄垣、长子、陵川、沁源以及庆阳、固原一线，基本位于冬小麦地理分布北界附近。此外，弘治十七年李东阳奉使途中“适遇亢旱”，见“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33]，天津也属于这一地带。上述界限以北地区，自然条件基本不能满足小麦越冬需求，很少种植冬小麦，如“大同地寒，无宿麦。春分前种小麦”[34]。宁夏也属于这样的地方，明英宗时工部右侍郎罗汝敬奏文中提到：“宁夏地滨黄河，资其灌溉，旱涝俱收，米贱而物贵，以此从宜定例：大布一匹，折粮八斗；中布一匹，折粮六斗；大绢一匹，折粮一石五斗；中绢一匹，折粮一石；棉花一斤，折粮二斗五升。”[35]宁夏银川一带均不是冬麦区，因此上述折粮物品均是以米相折。由于气候条件制约，宁夏直到近年在新品种与地膜技术支撑下才开始推广冬小麦。2004年6月《宁夏日报》的一条新闻标题为《我区冬麦北移计划开始启动》，其试验地点在吴忠；最近读到的一条与宁夏冬麦北移计划相关的网上新闻，记述了1999年以来在银川一带试种冬小麦的情况。这一切进一步证明了明代甚至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宁夏北部不适宜种植冬麦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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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是个复杂系统，气候影响并制约着天然植物与农作物的地理分布，因此一方水土不仅养一方人，也同样造就了一方的环境面貌与植物种属。但是衡量气候的冷、暖、干、湿要素，在近代气象观测出现之前，几乎可以视作来无踪、去无影，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却无法一把抓住，留下证据。冬小麦分布北界则在气候因素参与之下成为躺在大地上的一道标识。然而来自历史文献记载与20世纪以来农业试验的结果均呈现了一个事实，即在1000多年内冬小麦北界几乎稳定在相近的位置上，这一结果直接冲击了近2000年来气候变化研究。面对这一矛盾，生态学为我们解释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生态学用生态幅度说明一种植物适应环境条件的能力，事实上任何一种天然植物或农作物均有属于自己的生态幅度，环境变化若在这种农作物的生态幅度之内，农作物不会因此而改变地理分布。而阈值则是表达环境变化与农作物生态幅度关系的概念，一个领域或一个系统的界限称为阈，阈值即为临界值，指触发某种行为或者产生反应所需要的最低值。回顾近1000年以来，面对气候变化，冬小麦分布北界却没有明显改变，其原因在于气候变化没有超过冬小麦生态幅度的阈值，自然不能改变其基本地理分布。这一切向我们传递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近1000年以来尽管存在气候变化，但气候变化幅度并不大，即使在冬小麦分布北界——暖温带与中温带的临界地这样一个环境敏感地带也没有改变冬小麦的分布格局。也许，正是由于气候变化幅度小这一原因，导致根据不同代用材料做出的研究难以形成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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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的冷暖干湿之变存在于过去，也发生在当下。这样的变化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面向未来，探寻其中的规律，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将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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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姚檀栋、L.G.Thompson：《敦德冰芯记录与过去5ka温度变化》，《中国科学》D辑，199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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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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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δ18O为氧同位素，用于冰川年代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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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姚檀栋、施雅风：《祁连山敦德冰芯记录的全新世气候变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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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距平值在气象上主要是用来确定某个时段，相对于该数据的某个长期平均值的高、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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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绍武、龚道溢：《全新世几个特征时期的中国气温》，《自然科学进展》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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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丕远、王铮等：《中国近2000年来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B辑，199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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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葛全胜、郑景云等：《过去2000年中国温度变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自然科学进展》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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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推断》，《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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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邹逸麟、张修桂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一篇《历史时期的气候演变》（满志敏等执笔），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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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施雅风、孔昭宸：《中国全新世大暖期鼎盛阶段的气候与环境》，载《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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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郑斯中、张富春等：《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来旱涝灾害及湿润状况变化的初步研究》，《气候变化和超长期预报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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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郑景云、张丕远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干湿分异的百年际变化》，《自然科学进展》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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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丕远、王铮等：《中国近2000年来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B辑，199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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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邵雪梅、黄磊等：《树轮记录的青海德令哈地区千年降水变化》，《中国科学》D辑，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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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康兴成、程国栋：《祁连山中部公元904年以来树木年轮记录的旱涝变化》，《冰川冻土》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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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吉均、方小敏：《青藏高原隆起与环境变化研究》，《科学通报》199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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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施雅风、孔昭宸：《中国全新世大暖期鼎盛阶段的气候与环境》，《中国科学》D辑，199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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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植被图编辑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集》，地质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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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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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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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宋］程大昌：《演繁录续集》卷二《徽州苗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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