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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各类农业生产界限，历史文献具有重要价值。各种代用指标中，历史文献属于唯一不存在年代误差的材料，但是科学解读历史记载却需要对历史的了解，如果存在历史学的缺陷，得出的结论同样是谬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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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原产于西亚、北非一带，大约4000年前传入中国，并逐渐推广到各地。唐代是冬小麦空间扩展的重要时期，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冬小麦的地位有了全面改变，两税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两税法诞生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依税法规定两税中“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月”[20]。其中的六月和十一月正是冬小麦与粟等作物的成熟期，故《旧唐书》有这样的记载：“关内、河中、河南等道秋夏两税、青苗等钱，悉折纳粟、麦，兼加估收籴以便民。”[21]尽管麦、粟（今谷子）为夏、秋两税的主纳物，但并非必须缴纳两者才能完税，正如宋人程大昌评述两税法时指出的：“自杨炎立两税法，农田一年岁输官两色，夏蚕熟则输绵绢丝，亦有输麦者；秋稻熟则专输米，皆及时而取所有也。”[22]即麦熟为夏税起收的时间标志，粟、稻等成熟为秋税起收的时间标志，夏、秋两税与麦、粟相关的主要在于征收时间，而全国各地缴纳的物品并非只有麦、粟二物，而是因地设项。正由于因地设项，夏税交纳时间与冬小麦成熟期吻合，但并非夏税征纳地就应是冬小麦种植区，银、钞、钱、绢都是非冬麦区的替代物，因此实行两税法征纳夏税的地区大于冬小麦分布区。那么历史时期冬小麦分布北界位于什么地方？宋人庄绰有言，“陕西沿边地苦寒，种麦周岁始熟，以故粘齿不可食”[23]。冬小麦与春小麦是食性与生长期完全不同的小麦品种，春小麦春种秋收，冬小麦秋种夏收，属于越冬作物，不是周岁始熟，而是跨岁而熟。但凡对冬、春小麦制品的食性有知者，均明白“粘齿不可食”是春小麦制成品的典型食性。生长期与食性二者证明宋代陕西沿边种植的是春小麦，这时陕西边地大致位于无定河流域至横山一线，即北纬38度附近；冬小麦的分布区应在此线之南，从陕西沿边向东进入河东路（今山西）辖境，府州（今陕西府谷）位于黄河岸边，宋太祖乾德“四年四月府州、尉氏县、云阳县并有麦两歧”[24]，麦两歧为小麦成长到一定时期才能看到的瑞兆，因此四月在府州看到“有麦两歧”当是冬小麦接近成熟的物候标识。欧阳修对与府州纬度相近的宁化军（今山西宁武县）却留下这样的记述：“本军地寒，民不种麦。”[25]府州与宁化军都位于北纬39度附近，由此看来这一纬度位置正值冬小麦北界的边缘地带，冬小麦不属于必须种植的作物，种与不种因地而异。将陕西沿边春小麦种植区所在的北纬38度与河东一带的北纬39度连接起来成一条斜线，这条斜线与中国北方地形变化完全吻合，顺应这一趋势向太行山以东的河北路（今河北）延伸；由于河北路地处华北平原之上，气温高于河东、陕西所在的黄土高原，冬小麦的北界大约在北纬40度燕山一线。宋人刘一清生活在南宋末至元朝初年，南宋德祐二年（1276）随同大宗丞赵若秀等作为纳土官北上至元上都，写有行程记一篇，记述沿途见闻：闰三月初，东行过武清县，初七过王台镇，“四望桑麦青青”，“土人云此地甚冷，五月方可养蚕，麦苗长不满三寸，六月方食麦”。[26]六月食麦也是冬小麦的物候期。这样看来沿横山、无定河经北纬38度线所在的河东中部至燕山一线就是当时的冬小麦北界，越过这条线以北地带再无与冬小麦有关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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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历史时期冬小麦分布北界与气候变化，需要提及的是满志敏提出了9—13世纪冬小麦北界达到今长春附近的观点。《金史·食货志》载金代两税法：“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泰和五年……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陕西地寒，稼穑迟熟，夏税限以七月为初。”[27]这项研究将金代两税法涉及的燕山以北今内蒙古东部、辽宁东部视作冬小麦分布区，并以此作为温暖期的证据。前文已经说明两税法实行地区并非冬小麦分布区，那么金代在这一地区征收两税中的夏税，究竟是征纳冬小麦还是替代品？最直接的证据是这里是否种植冬小麦。事实是辽金时期文献不仅只字未提塞外种植冬小麦，且与小麦相关的信息也十分罕见，这说明这里不属于冬小麦分布区，更不具备以此纳税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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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为暖温带粮食作物，冬季最低温度是其生长的制约性因素。至20世纪初冬小麦的北界仍维持在明长城以南，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存在小范围种植区。[28]20世纪90年代小麦专家金善宝根据气候转暖这一变化将冬小麦发展规划北界定在辽宁朝阳、锦州、营口、岫岩一线[29]，但多年来这一线冬小麦尚处于试验种植阶段。1991—1998年沈阳农业大学引进乌克兰冬小麦M808在辽宁省40个地点试种，确定了辽阳、海城、盖州一线为最适种植区；铁岭、阜新以南，铁岭、沈阳、本溪以西地区（除建平县）为适宜种植区；昌图、康平、法库、彰武等县区及大连市全区为可能种植区；辽东大部分及建平县为不能种植区；安全种植北界为阜新、新民、铁岭、本溪一线。[30]与此同时，这一安全种植线以北以西的内蒙古以及吉林长春等地也引进了耐寒品种进行试验，但真正具备经济价值的冬小麦种植区尚未成熟。当代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与各种现代农业科技之下，冬小麦稳定分布区尚不能达到长春一带，金代又如何能至呢？满志敏将宋元时期定为暖期的依据是冬小麦大幅度北上，并由此得出当时长城沿线以及今辽宁中部地区冬季平均气温比现代高的结论，既然立论的依据不存在，这一结论必然大可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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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横山、无定河经山西中部至燕山一线构成的冬小麦分布北界，经历宋、辽、金至明清时期大体维持未变。《明史》载，“天顺三年四月，顺天、河间、真定、保定、广平、济南连日烈风，麦苗尽败……崇祯十五年五月，保定、广平诸县怪风，麦禾俱伤”[31]；“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丙申，榆社陨霜损麦。弘治八年四月庚申，榆社、陵川、襄垣、长子、沁源陨霜杀麦、豆、桑。辛酉，庆阳诸府县卫所三十五，陨霜杀麦豆禾苗。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固原陨霜杀麦”[32]。这些文献均记载有四月灾害伤麦事件，从小麦生长期分析这些受损麦子当为冬麦，此时春麦刚刚出苗，而冬麦却是生长的关键时期，故各地因灾受损，成为载于史籍的大事。上文所及之顺天、保定、真定、广平、河间、榆社、襄垣、长子、陵川、沁源以及庆阳、固原一线，基本位于冬小麦地理分布北界附近。此外，弘治十七年李东阳奉使途中“适遇亢旱”，见“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33]，天津也属于这一地带。上述界限以北地区，自然条件基本不能满足小麦越冬需求，很少种植冬小麦，如“大同地寒，无宿麦。春分前种小麦”[34]。宁夏也属于这样的地方，明英宗时工部右侍郎罗汝敬奏文中提到：“宁夏地滨黄河，资其灌溉，旱涝俱收，米贱而物贵，以此从宜定例：大布一匹，折粮八斗；中布一匹，折粮六斗；大绢一匹，折粮一石五斗；中绢一匹，折粮一石；棉花一斤，折粮二斗五升。”[35]宁夏银川一带均不是冬麦区，因此上述折粮物品均是以米相折。由于气候条件制约，宁夏直到近年在新品种与地膜技术支撑下才开始推广冬小麦。2004年6月《宁夏日报》的一条新闻标题为《我区冬麦北移计划开始启动》，其试验地点在吴忠；最近读到的一条与宁夏冬麦北移计划相关的网上新闻，记述了1999年以来在银川一带试种冬小麦的情况。这一切进一步证明了明代甚至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宁夏北部不适宜种植冬麦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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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是个复杂系统，气候影响并制约着天然植物与农作物的地理分布，因此一方水土不仅养一方人，也同样造就了一方的环境面貌与植物种属。但是衡量气候的冷、暖、干、湿要素，在近代气象观测出现之前，几乎可以视作来无踪、去无影，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却无法一把抓住，留下证据。冬小麦分布北界则在气候因素参与之下成为躺在大地上的一道标识。然而来自历史文献记载与20世纪以来农业试验的结果均呈现了一个事实，即在1000多年内冬小麦北界几乎稳定在相近的位置上，这一结果直接冲击了近2000年来气候变化研究。面对这一矛盾，生态学为我们解释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生态学用生态幅度说明一种植物适应环境条件的能力，事实上任何一种天然植物或农作物均有属于自己的生态幅度，环境变化若在这种农作物的生态幅度之内，农作物不会因此而改变地理分布。而阈值则是表达环境变化与农作物生态幅度关系的概念，一个领域或一个系统的界限称为阈，阈值即为临界值，指触发某种行为或者产生反应所需要的最低值。回顾近1000年以来，面对气候变化，冬小麦分布北界却没有明显改变，其原因在于气候变化没有超过冬小麦生态幅度的阈值，自然不能改变其基本地理分布。这一切向我们传递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近1000年以来尽管存在气候变化，但气候变化幅度并不大，即使在冬小麦分布北界——暖温带与中温带的临界地这样一个环境敏感地带也没有改变冬小麦的分布格局。也许，正是由于气候变化幅度小这一原因，导致根据不同代用材料做出的研究难以形成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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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的冷暖干湿之变存在于过去，也发生在当下。这样的变化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面向未来，探寻其中的规律，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将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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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姚檀栋、L.G.Thompson：《敦德冰芯记录与过去5ka温度变化》，《中国科学》D辑，199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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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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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δ18O为氧同位素，用于冰川年代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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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姚檀栋、施雅风：《祁连山敦德冰芯记录的全新世气候变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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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距平值在气象上主要是用来确定某个时段，相对于该数据的某个长期平均值的高、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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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绍武、龚道溢：《全新世几个特征时期的中国气温》，《自然科学进展》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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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丕远、王铮等：《中国近2000年来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B辑，199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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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葛全胜、郑景云等：《过去2000年中国温度变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自然科学进展》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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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推断》，《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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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邹逸麟、张修桂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一篇《历史时期的气候演变》（满志敏等执笔），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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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施雅风、孔昭宸：《中国全新世大暖期鼎盛阶段的气候与环境》，载《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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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郑斯中、张富春等：《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来旱涝灾害及湿润状况变化的初步研究》，《气候变化和超长期预报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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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郑景云、张丕远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干湿分异的百年际变化》，《自然科学进展》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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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丕远、王铮等：《中国近2000年来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B辑，199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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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邵雪梅、黄磊等：《树轮记录的青海德令哈地区千年降水变化》，《中国科学》D辑，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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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康兴成、程国栋：《祁连山中部公元904年以来树木年轮记录的旱涝变化》，《冰川冻土》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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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吉均、方小敏：《青藏高原隆起与环境变化研究》，《科学通报》199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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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施雅风、孔昭宸：《中国全新世大暖期鼎盛阶段的气候与环境》，《中国科学》D辑，199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