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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谢立勇、侯立白等：《冬小麦M808在辽宁省种植区划研究》，《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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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明史》卷三○《五行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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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明史》卷二八《五行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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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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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乾隆《大同府志》卷七《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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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明英宗实录》卷三三，正统二年八月乙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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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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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五讲 历史农业地理背景下的人类活动与环境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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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将第一粒种子撒在土壤之中，即开启了农业生产的大门，以此为基础，人类活动直接参与了环境改造。农业生产是以提供人类生存基本物质需求为目的的动植物生产过程，农业耕作的对象植根在大地上，农田与农作物每前进一步均会侵夺天然植被，毫无疑问农田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天然植被退却、消失，也同时介入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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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人类活动与环境，留给世人一般的印象是破坏，但是从科学的视角审度这一问题，这样的结论不足以概括全部。若从新石器时期人类由采集、渔猎步入原始农业开始算，中国已经有八九千年农业史了，这个时段对于地球46亿年的历史而言仅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人有生之年而言又是漫长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国外提出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核心在于，享用地球给予我们的大地、天空、资源的同时，发展既要着眼于当代，又需顾全未来。无疑，这是指导人类从今天走向明天，并为明天留下光明的理论。与国外的理论不同，中国古人并没有直言“可持续发展”，但从那时到今天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提供农产品，繁衍众生，已然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若人类从铲掉第一片天然植被开始，几千年中不断延续着破坏、破坏……那么没等到今天畅谈可持续发展，我们就早已湮没在环境的废墟之中了。事实是祖先活着，我们也活着，这意味着在没有可持续发展理论协调当下与未来的时代，人们在农业耕作中已意识到并摸索出了协调农产品需求与环境的途径，在实践中走着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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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中国农业包含的可持续发展要素与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技术直接相关。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技术伴随中国农业延续2000年，得益于天、地、人三才理论。天、地、人三才理论是中国古代以农业生产为背景形成的人地关系论，也是指导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思想基础。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审时》篇载有中国人早期的三才思想：“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其中所言稼、人、天地三者就是农业生产所包含的生产者、生产对象、生产环境三个组成部分，通过农业生产技术因天时、顺地力协调三者的关系是三才理论的核心。在三才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农业持续前行，并力图在探索中找到协调农业开发与环境改造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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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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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一 历史时期人类农业开发与环境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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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开发始终贯穿两个核心，一为扩大耕地面积，二为提高作物产量。耕地面积扩展与区域开发空间进程相关，产量提高则涉及农业生产技术，前者属于农业深度开发，后者则为广度开发，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了农业进步与环境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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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扩展农业种植空间为核心的广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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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因人口增殖而提升对粮食的需求是扩展种植空间的动力，介于人口与粮食需求之间的则是粮食亩产量。人口、粮食单产（即亩产）、粮食需求量三者之中，人口与粮食单产决定粮食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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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数千年的农业发展进程，单季农作物产量提高幅度并不大。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例，汉代这里旱地作物粟（谷子）的亩产量约为3石，合今制为120斤。[1]隋唐时期粮食亩产一般为2石左右[2]，唐代容器量制比汉代大，这一产量合今制约为140斤。北宋时期亩产为1—2石，宋代的容量又比唐代略大，这一产量合今制约为117—155斤。[3]明清时期粟类粮食亩产又略有增加，据研究，中上田可以达到150—200斤。[4]数千年间，以粟为代表的旱地作物增产幅度并不大，玉米大量推广后，旱地作物亩产才有了较明显的提高，一般可达280—300斤。[5]至于南方的稻米，以农业集约程度最高的江南地区为例，根据文献记载，折合成统一亩制与量制，南宋时期每亩产量为1.3石，元代为1.8石，明代为2.1石。[6]江南以外的南方其他地区，稻米亩产的基本水平与提高幅度均达不到这一水平。总体来看，粮食亩产的变化相对于千年历史、相对于几千年之内人口数额的不断增长，显得滞缓而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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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缓慢变化，人口却不断增加。葛剑雄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即公元前3世纪，全国约有人口2000万；至汉平帝元始二年（2），全国人口已增至6000万；西汉以后至隋唐之前的数百年内，由于灾疫、战乱，人口发展处于低值期；唐代随着社会安定，人口逐渐恢复，至天宝年间文献记载户口为5200万，考虑各种隐漏及未载籍的人口，这时全国人口至少在8000万上下；明清两代是中国人口大幅度增长时期，明代中后期全国人口1亿多，清代人口增殖尤其显著，清朝末年全国已超过4亿人口（图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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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中国历代人口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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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战乱、灾疫，中国历史上实行的赋税制度对人口增殖有很大的束缚。从汉代开始，实行地税、口税并行制度，地税取之于田，口税系之于人，人一生从七八岁到六十岁左右，均有向国家交纳口税的义务。口税重于地税，沉重的口税不但造成户口登记中的大量隐漏，而且大大限制了人口增殖。清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中国赋税史上这一重大改革，使相沿实行了近2000年的“人头税”至此正式取消。口税的取消对人口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清初见于簿册的人口数额尚不足1亿，排除各种隐漏也不过1亿多人口，200多年后，即清代末年全国人口已超过4亿。民以食为天，人口不断增殖，要求农业生产有与之同步的发展进程。在中国农业与现代科技接轨之前，靠传统生产方式带来单位土地面积上农作物的增产、增值，远不能满足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了生存，人们将眼光一次次投向山林边荒，耕地扩展成为中国农业发展进程中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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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扩展取决于社会经济与地理环境双重因素，人口增殖是推动耕地扩展的动力，而新开垦的土地选在什么地方，则深受自然条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中国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但适宜发展农耕生产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自然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农耕区的扩展只能在以东部季风区为主的范围内进行，并形成了黄河、长江两大农耕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