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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中国历代人口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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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战乱、灾疫，中国历史上实行的赋税制度对人口增殖有很大的束缚。从汉代开始，实行地税、口税并行制度，地税取之于田，口税系之于人，人一生从七八岁到六十岁左右，均有向国家交纳口税的义务。口税重于地税，沉重的口税不但造成户口登记中的大量隐漏，而且大大限制了人口增殖。清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中国赋税史上这一重大改革，使相沿实行了近2000年的“人头税”至此正式取消。口税的取消对人口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清初见于簿册的人口数额尚不足1亿，排除各种隐漏也不过1亿多人口，200多年后，即清代末年全国人口已超过4亿。民以食为天，人口不断增殖，要求农业生产有与之同步的发展进程。在中国农业与现代科技接轨之前，靠传统生产方式带来单位土地面积上农作物的增产、增值，远不能满足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了生存，人们将眼光一次次投向山林边荒，耕地扩展成为中国农业发展进程中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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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扩展取决于社会经济与地理环境双重因素，人口增殖是推动耕地扩展的动力，而新开垦的土地选在什么地方，则深受自然条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中国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但适宜发展农耕生产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自然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农耕区的扩展只能在以东部季风区为主的范围内进行，并形成了黄河、长江两大农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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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河流域农耕区的兴衰及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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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的农业，最初主要分布在沿河两岸的冲积沃土上。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加上疏松易耕的黄土冲积层，自然条件适宜经营农业，故从史前时期就出现了原始农业。但这时人口稀少，生产工具原始落后，被开垦出来的土地只是聚落周围狭小的一块，就此形成的农田景观只是散布在莽原中的小片点状区域。进入历史时期，夏、商、周三代农业虽然摆脱了原始阶段，但土地开发能力仍很弱，农耕区主要分布在汾河、伊、洛河、沁河下游一带肥腴的冲积沃土上，即《史记》提到的三河地带[8]，这里既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农耕区，也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三河地带受司马迁称道的是先进的农业，然而三河范围并不大，三河之外其他地区由于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农田主要分布在城邑附近，远离城邑的地方往往是大片荒野，农耕区基本呈岛状分布。岛状农耕区消失，农田相连成片，大约在春秋末、战国时期。列国鼓励人口增殖，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促进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整个黄河流域经济发达区也不再限于三河一带，各诸侯国国都周围都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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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汉继秦祚，在完成国内事业的同时，继续开疆拓土。幅员辽阔、疆域广大的帝国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黄河流域在昔日繁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不但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将天下分为关西、关东、江南及龙门碣石以北四个经济区，其中龙门、碣石以北基本为畜牧业生产区；江南一带虽维持着农业生产方式，但尚处于开发的初期阶段，人口与经济实力都不能与位于黄河流域的关西、关东抗衡；关西、关东两地开发历史悠久[9]，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是天下财富的生产地与聚集地，黄河两岸沃土上的物产不仅哺育了华夏的芸芸众生，也造就了人类文化的赫赫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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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黄河中下游一带不仅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也是全国政治与军事中心。国家政权力量对政治中心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破坏。这是因为，国都既是政治集团权利之争的核心地带，也是军事攻击的主要目标。当政治冲突发展到军事行动时，无论是小的武力讨伐还是全国性的战乱，这里都是受害最重的地方。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在火炼与血屠中经历了大起大落、大浮大沉。从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到公元4世纪北魏统一北方为止，中国历史进入了分裂、动荡时期，其间汉末军阀混战、三国争雄、西晋永嘉之乱、十六国政权更迭，民族仇杀，战祸相循，几无中辍。农业生产是生物连续性生产过程，适宜的自然条件是其发展基础，而稳定的社会条件则是必要保证。干戈相攘、锋镝战火之中，人民生命尚难保证，更谈不上维持农业生产。长达3个世纪的政局动荡与人民流移，对农业生产造成空前破坏，土地荒芜，生产凋敝，黄河流域经济受到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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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战争劫难，黄河流域重新振兴是在隋唐时期，隋文帝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了全国。隋祚虽短，却为唐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抛弃实际户口数额不说，仅以文献见载数额论，唐天宝年间全国有人口5200万，秦岭、淮河以北占3／5，其中河北、河南两道，即相当于今冀、鲁、豫三省之地，又占北方人口的2／3，形成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仅就唐代黄河流域而言，过去几个世纪，尽管饱经战乱，但一经恢复，悠久的农耕文明与雄厚的历史基础便使这里再度兴盛。然而，若将汉唐两代黄河流域的经济地位做比较，则会发现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汉唐两代均定都长安，西汉时全国经济发达区只限于黄河流域，支持以长安为中心的国家机器运转，主要靠函谷关以东地区的漕粟。隋唐时期关中政治中心所仰仗的不仅是关东漕粟，而且远及东南，正如《新唐书·食货志》所云：“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漕东南之粟。”[10]这意味着唐代黄河流域已经不是天下唯一的重要农业区，随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崛起，从两大流域平分秋色到经济重心转向长江下游，黄河流域渐渐失去往日的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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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江流域的开发与经济重心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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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开发的时间进程远远落后于黄河流域，当黄河流域早已成为秦汉帝国经济重心的时候，南方还处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发初期，大部分地区还保持着自然界的原始面貌。这时位于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还布满了湖泊、沼泽，为古云梦泽的一部分；长江下游太湖平原一带亦因地势低洼，河湖密布，饱受水患之扰。暖湿的气候，茂密的亚热带植被，密布的河湖水系，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都成为那时人们开发利用的障碍。故《禹贡》论及天下土壤性状时，将荆州即长江中游地区列为下中，而处于长江下游的扬州则为下下。这里不但人口稀少，而且开发落后，有“卑湿贫国”之称。故汉景帝之子刘发因其母位卑无宠，没有资格跻身于中原诸王之列，才被封为长沙王。[11]从《汉书·地理志》所载元始二年全国人口统计来看，这时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5，具有明显的地广人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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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长江流域，解决劳动力不足是一个关键问题，黄河流域的每一次战乱都为长江流域提供了一次发展契机。从西汉末年王莽之乱以及随之而至的农民起义、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到三国分裂、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难”、十六国更迭，黄河流域累经兵燹，人口大量南迁。仅公元4世纪初永嘉之难至刘宋时期即公元420年前后，南渡人口共约90万。当时刘宋全境人口共500多万，南下的北方移民占1／6，这使江南开发所需劳动力得到补充与改善，江南地区逐渐摆脱了原来的生产方式，开始从粗耕农业的经济类型向精耕农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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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两大经济区地位的互换与北方政治中心对南方经济的依赖是逐渐形成的。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人口总的变化来看，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流域的人口数量及其人口在全国所占比例都呈递减趋势，而长江流域却呈明显上升状况。封建社会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劳动力多少是生产力高低的直接标志，因此人口增长直接促进了农业发展。“安史之乱”引发的北方人口南迁，再度推动原已颇具规模的江南经济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不但成为北方政治中心赖以撑持的支点，而且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对此当时朝野给予了充分肯定，如韩愈指出：“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12]杜牧进一步肯定了这一事实：“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13]北宋末年由“靖康之难”而造成的第三次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促使江南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这里有发达的经济、丰富的物产以及众多的人口，仅在有限的平原地区之内就养活了近全国总人口22%的人民，同时还负担了国家大量粮赋。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太平兴国六年（981）朝廷规定由江淮运往京师的粮食为400万石。以后随着东南经济不断发展，至道元年（995）增为580万石。大中祥符初年（1008）朝廷又将江淮漕粮增至700万石，这一数字是输往京师总漕粮的82%。包拯说：“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14]在运往京师的巨额漕粮中，“江南所出过半”[15]，而来自太湖平原一带的漕粮，又“素甲于江浙”[16]，故宋人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廪也。”[17]除了输往京师的漕粮，太湖平原还是东南地区的主要粮食供给地，其中杭州城、宁绍平原、温台沿海平原、福建、淮南都需要从太湖平原漕运粮食，此外太湖平原还有一部分粮食运往海外，可谓名副其实的“苏湖熟天下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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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并不代表移至整个长江流域，而仅限于下游长江三角洲与太湖平原；长江流域各段的农业开发进程并不一致，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早在战国时期已进入与中原地区同步开发进程，唯位于中游的江汉平原待宋元时期才进入农业开发。宋元时期江汉平原一直处于湖沼状态，先秦文献中称其为“云梦泽”，湖沼水体成为开发利用的障碍。江汉平原的形成与全面开发大约从南宋后期开始，经元代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并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输出地，接受这里粮食的包括南北十余省，民间俗称“湖广熟天下足”。宋代盛产粮食的太湖平原，至明清时期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转变：以工商业为依托，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棉花和蚕桑，粮食作物反而退居到次要地位。由于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太湖平原所需粮食往往不能自给，由原来的粮食输出地变为粮食输入地。随着太湖平原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代之而起的江汉平原承担了长江流域粮食生产中心的职能。长江上中下游的全面开发为整个流域带来了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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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古代农业开发历程，以扩展农业种植空间为核心的广度开发是中国历史上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开发空间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扩展仅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幕；伴随社会发展与人口增殖，农田继续从长江流域伸向珠江流域，从中原向周边地区，从平原向山区，逐步推向所有能够利用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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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提高产量为目的的深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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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既是农业的生产者，又是农产品的消费者，随着人口增殖与社会发展，追求产量与产品品质是农业生产的双重目标，农作物嬗替与种植制度变化就是以增加产量、提升农产品品质为目的的农业技术进步，二者不仅是中国古代农业从广度开发转向深度开发的标识，而且建构了新的农业地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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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时期主要农作物嬗替与农业地理格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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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先民将野生植物种子埋在土中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那么在以后的农业发展进程中，人们对作物类型的取舍应是有意识的选择，正是通过这样的选择，农作物种类不断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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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中国古代主要农作物原产地与传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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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中国本土的农作物主要为北方谷子、南方水稻。经过数千年的农业生产活动，农作物种类不断丰富，仅从粮食作物种类来看，早已不限于谷子、水稻两大类型，外来作物的传入逐渐淡化了本土作物的地位，并通过作物嬗替、取代，建立了新的作物组合形式，从而改变了农业地理的基本格局。大约4000年前冬小麦传入中国，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外来作物之一。继冬小麦之后传入的农作物主要有占城稻、高粱、玉米、甘薯、马铃薯、棉花等。这些外来作物不仅具备高产的优势，且在新扩展农耕区内表现出良好的环境适应性，并凭借环境适应性，不仅在北上南下中不断突破原来的农作物耕作界限，而且对于原有作物存在明显的嬗替取代现象。史前时期传入中国的冬小麦，元代通过二次传播传入的高粱[19]，明代传入的玉米、甘薯，这些旱地作物逐渐取代了本土作物粟（谷子）、黍的种植空间。随着外来作物逐渐传入，粟、黍从最初一统旱地农业的局面，逐渐降低地位，时至20世纪初，即使在黄河流域，粟在耕地中也仅占30%—40%的比例。桑、麻种植在中国均有久远的历史，棉花传入中国之前，人们的衣着主要依托麻、丝制品。盛行数千年的麻、丝衣被天下的现象，随着棉花传入，逐渐改变，这一引起中国纤维作物地理分布格局变化的时代大约在宋元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