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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同治《宜昌府志》卷一六《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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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道光《永州府志》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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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同治《建始县志》卷四《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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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樊士杰：《陕绥划界纪要》卷一《查节委员会横山县知事会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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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哀哉热河》，汤尔和译，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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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六讲 历史经济地理的重要命题——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与北方移民的技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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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与北方移民的技术贡献并非新鲜选题，却是一个需要重新审度、进行再研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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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移民南下，为南方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促进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命题在获得学术界共识之后，又变成社会大众的通识。而从学术研究到普世教育起重要作用的是各种版本的中国通史。紧跟这一命题，无论中国通史的作者还是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均展开了相应的论述，总结这些研究，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用主要篇幅说明伴随北方移民南下，南北方经济指标的变化，如人口、地亩、赋税、漕运物资等等[1]；（2）论述这一时期南方农业生产工具、水利设施等硬件条件的变化；（3）指出丘陵山区开发与多种经济作物种植增加了南方的财富；（4）认为北方在人口南移的同时不断遭受战乱与灾害的打击，农业生产表现出停滞，进而加大了南北地区的经济反差。无疑，上述研究对于认识北方移民南下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关系有重要意义，但也必须指出，这些研究存在很大缺憾。在传统经济“农为本”的背景下，农业以及农业中的粮食生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始终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因此古代经济重心首先是农业生产重心、粮食生产重心。农业与粮食生产的发展是江南地区步入全国经济重心的第一步，只有具备了这一基础，经济作物与商业、手工业才能因此而获得发展。正因此，探讨移民南下与经济重心南移的核心问题在于粮食生产，若忽视粮食生产而讨论经济重心南移，其论述的结果必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受自然环境限制，南方各地平原始终是主要粮食生产地，就经济地位与社会意义而言，丘陵山区的多种经营与平原地区的经济作物均是粮食生产的依附者，这些作物的发展建立在粮食生产进步的前提下，即后者是前者存在的基础；而铸造、铁器、工具、水利均服务于农业生产，这些领域技术进步的目的在于农业，本身却不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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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经济重心就是农业生产重心、粮食生产重心，那么以农业生产为本，以粮食作物为核心，北方人究竟为南方带来了什么样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从易田制到土地连作，从水稻秧播到稻麦两熟制，是北方移民核心性的技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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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一 从易田制到土地连作——江南土地利用率第一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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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永嘉之乱”、唐中期“安史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难”，这三次发生于北方的战乱成为历史时期三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动因。北方移民进入江南，最初并不善于水田耕作，但江南水乡环境不允许大量劳动力长期游离于水田耕作之外，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北方移民很快由旱地农民转为水田耕作者，且为提升水田耕作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易田制到土地连作是北方移民改变江南地区粗放农业走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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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火耕水耨下的易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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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自然地理与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成果显示，人类历史早期长江下游地区是典型的水乡泽国，适应水乡地理环境，早在史前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出现了栽培稻，并成为世界水稻起源地之一，至汉代“饭稻羹鱼”成为江南一带代表性的经济生活方式。但江南地区久远的水稻种植历史仅是环境适应的结果，并不说明农业技术水平先进，地广人稀与水乡的环境障碍必然导致农业技术的粗放。《史记·平准书》载：“江南，火耕水耨。”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汉应劭曰：“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即水稻播种前先烧掉野草，然后播种，当未烧死的野草长到七八寸时，全部割掉，并灌水令其腐烂以助肥田。火耕水耨整个劳动环节基本由播种与收获两个环节组成，水稻收获后土地处于休闲状态，由于没有任何人工措施追加土壤缺失的养分，休耕是实现土地肥力自然恢复的唯一途径。正因此，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指出火耕水耨为一年休闲法[2]，即易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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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实行易田制采取的“菑、新、畲”土地利用方式推测[3]，火耕水耨耕作方式下，土地轮耕周期大约为2—3年，即耕地中1/2或1/3处于休耕状态。实行休闲制，土地利用率约在50%甚至更低。这时江南地区有限的人口与广大未垦土地之间存在悬殊的数量关系，为人们实行易田制提供了土地空间，因此建立在易田制背景下的火耕水耨，是与当时生产技术以及人地关系吻合的一种耕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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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稻秧播与土地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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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江南水田放弃火耕水耨，从易田制转向土地连作大约在唐代中期。改变南方水田易田制，实现土地连作的关键在于水稻秧播。唐中期关于水稻插秧的记载可见于诗文中，如唐代诗人高适在诗中写道：“溪水堪垂钓，江田耐插秧。”[4]张籍写道：“江南热旱天气毒，雨中移秧颜色艳。”[5]岑参写道：“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畬。”[6]杜甫则在诗中描写了插秧以后加灌田水的情景：“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插秧适云已，引溜加灌溉。”[7]这些诗人生活的年代大致在公元700—830年之间，他们诗文中提到水稻插秧移栽的地点分别为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州（今安徽和县）、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川西（今四川成都等地），四地分别位于长江上中下游，这样的地理信息告诉我们唐中期插秧在长江流域已经不是陌生的生产技术了，沿江上下游均已实行插秧，甚至经济落后的夔州一带也是如此。探究这样一项农业技术的起源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唐以前文献没有关于水稻秧播的任何记载，唐代中期南方各地出现的插秧技术又是从何而来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从西岛定生的研究获得极大的启发，他根据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所载“五月可别稻及蓝”，推测“别稻”即属于移栽技术，可能东汉时期黄河流域已经出现水稻秧播技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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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月令》早已散佚，“五月可别稻及蓝”出于《齐民要术》所引。《齐民要术》中关于水稻播种以及稻秧管理的记载共有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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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先放水，十日后曳陆轴十遍，地既熟，净淘种子，渍，经三宿，漉出，内草篅中裛之。复经三宿，芽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掷。三日之中，令人驱鸟。苗长七八寸，陈草复起，以镰侵水芟之，草悉脓死。稻苗渐长，复须薅，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量时水旱而溉之，将熟又去水，霜降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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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土高原，本无陂泽，随逐隈曲而田者，二月冰解地干，烧而耕之，仍即下水，十日块既散液，持木斫平之。纳种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既非岁易，草稗俱生，芟亦不死，故须用栽而薅之。溉灌、收刈一如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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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曰：三月可种稉稻。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五月可别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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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民要术》上述记载包含这样几个层面的内容：稻种播种前盛放在竹编的圆形箩筐内浸涨催芽，约在三四月播于地中。苗长到七八寸时，草亦随之长起，除草方式为两种，一种为割掉杂草用水浸泡，令其腐烂；另一种为拔出水稻，待薅草后重栽。两种去草方式中，第二种“拔而栽之”虽然不是易地插秧，仅是原地复栽，但技术环节与水稻移栽具有同类性质。这项技术诞生的缘由在于水稻连续种植，杂草丛生，通过复栽可以起到彻底清除杂草的作用。至于复栽技术的实行地区，从贾思勰提到的“北土高原”判断，显然这是北方植稻区的技术特征，与南方无关。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出自东汉崔寔《四民月令》的“五月可别稻及蓝”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西岛定生认为“别”为移栽之意，缪启愉也有同样的看法[9]。若只从这一句分析，这一结论应是有道理的，但若与前句对照，即“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五月可别稻及蓝”，我认为很可能是指种在薄田上的稻苗过于稠密，需要间苗，“别”为间苗。若“别”为间苗之意，则东汉时期尚未出现移栽或复栽技术。同样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陈文华依据广东、四川等地出土的东汉时期水田模型，指出可能存在插秧技术（图6-1）。[10]但模型显示的劳动场面以及水田本身的格局并没有明确的插秧迹象[11]，即针对模型作出哪一方面的理解均合情理，这样看来东汉年间是否出现移栽、复栽技术需要斟酌。但从《齐民要术》记载的“（稻）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既非岁易，草稗俱生，芟亦不死，故须用栽而薅之”来看，北魏时期存在水稻复栽技术，应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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