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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两个问题的探讨，“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的现象应该出现在南宋北方移民南下之初，随着北方移民完成土著化过程，平原植麦区向太湖平原一带退缩，而最终能够在这一水乡地区立足则是由于与晚稻轮作构成了一年两熟稻麦复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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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冬小麦种植区与晚稻分布区叠加在一起，两者的重合部分就是江南地区。虽然自南北朝以来冬小麦逐渐传入南方，但与晚稻结合，发展为稻麦复种一年两熟却仅限于江南地区，多生产一季粮食，为这里赢得了其他地区不具备的实力，并由此构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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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重心应具备生产品数量与生产技术均高于其他地方的属性，且不仅养活高密度的自身人口，还有大量农产品外运。在传统经济中，剩余物产主要来自农业，农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主，一个地区是否具有高于全国其他地方剩余物产的能力取决于人地关系的相互作用。当江南地区依托水稻插秧、稻麦复种实现粮食产量超出当地人口需求并持续稳定保障大量余粮外运时，这里就具备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经济重心南移经历了唐宋两代，尤其是宋代成为最终完成这一过程的重要时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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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重心是农业重心也是粮食生产重心，粮食自给与外运是经济重心形成之初的必备特征，而在人口增加，人地关系矛盾提升的背景下，提高土地利用率、扩展耕地面积、加强精耕细作投入就成为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社会财富的基本途径。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进程中，北方南下移民参与所有农业活动的同时，也成为水稻插秧与稻麦复种两项技术的携带者与推广者，这两项技术结束了江南地区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并将土地利用率从50%提升至100%，又从100%提升至200%。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从北方移向江南是对亚热带水乡农业全面开发的过程，其中包括以土地利用与面积扩展为核心的广度开发，以及以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提升为主的深度开发两个层面，经唐宋两代，经济重心南移进程中前期以广度开发为主，后期以深度开发为主。广度开发侧重于空间拓展，深度开发则在于技术投入，稻麦复种制不仅将广度、深度开发结合起来，且通过水稻、冬小麦两种作物各自的环境选择奠定了一年两熟种植制度的基本空间，并以此为依托决定了经济重心的地域所在与时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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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据1944年版重印；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家驹：《两宋经济中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版；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以经济重心的转移为主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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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西岛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哲等译，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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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尔雅·释地》解释菑、新、畲这三个名词：“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三岁曰畲。”（周祖谟：《尔雅校笺》，江苏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许慎认为“菑”是生满杂草的“不耕地”；“新”则是“取木也，从斤”，本意是斧子砍木材，引申为已经撂荒二年，正在复壮的土地；“畲”的本意“三岁制田”，引申义为已耕地经过撂荒、复壮，准备耕垦的土地（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300、290页）。由于这时还没有实行人工施肥等措施，土地种植一年后地力大减，必须撂荒休耕，下一年的耕作则选择在那些已经撂荒二年或三年的土地上进行。当年种植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也许占全部耕地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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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唐诗》卷二一四，高适《广陵别郑处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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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唐诗》卷三八二，张籍《江村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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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唐诗》卷一九八，岑参《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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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唐诗》卷二二一，杜甫《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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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西岛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哲等译，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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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卷二《水稻》注释一九，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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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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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9期）对于广东佛山发现的东汉水田模型的描述为：水田分为六方，五方田面刻水波纹，一方田面为篦点纹，每方有一俑在劳动。第一方俑戴斗笠，双手作扶犁状；第二方俑执镰作收割状；第三方一俑坐田埂上作磨镰状，田裹有两禾堆；第四方一俑作扶犁状，田面有一犁头，旁有两圆堆；第五方一俑立，田面篦点纹表示插过的秧苗；第六方附两禾堆，有一俑似在捆稻草。（见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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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三载：“小说云：简文初不别稻。”南方本土也许存在与北方“别稻”相似的技术历程，但劳动力稀缺使这项除草技术无法纳入农业生产中，而“火耕水耨”更符合南方的人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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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唐大诏令集》卷一○九《禁岭南货卖男女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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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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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韩茂莉：《论宋代冬小麦种植范围在江南地区的扩展》，《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4期；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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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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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西岛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哲等译，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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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二《水稻》，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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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宋]陆游：《剑南诗稿》卷二七《五月一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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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宋]周南：《山房集》卷一《偕蹈中过书坞归二十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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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卷上，农业出版社1965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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