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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门口至潼关段的河道变化不仅体现了黄河的特性,而且用大自然的足迹印证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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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河下游河道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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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承载着文明,也孕育了灾难。“洪水猛兽”是形容难以抗拒的灾难的常用词,黄河“三年两决口”,浊流横溢,毁田庐,荡家舍,更是历史上难以忘记的大灾大难。然而,对于整条黄河而言,虽然上中游地区也存在水灾,但“善淤、善决、善徙”典型特征的河段在下游。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3000年以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约1500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有6次重大改道,近年也有人提出应是5次重大改道。尽管对于历史时期黄河重大改道次数的认识存在分歧,但不影响一个事实,即频繁的水患北及海河流域,南达淮河流域,在整个黄淮海平原留下了黄河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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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国中期筑堤以前的下游河道(前4世纪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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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进入平原地区,与所有平原河道失去地形束缚呈现的特征一样,频繁改道,四处漫溢。图7-4是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遗址分布图,当我们的视线落在这幅地图上时,免不了产生一个疑问,无论山东丘陵、太行山东麓还是山西、河南等地,都可以找到古人类留下的遗迹,唯有河北平原的腹心地带却是一片空白,既没有文化遗址,也没有城邑、聚落的可信记载。难道考古调查与古人都忽略了这块土地?还是另有原因?问题的答案出人意料,现今这片聚落密集、人情欣欣然的土地,当年却没有人类驻足。而阻碍人类居留的原因则在于黄河,那时黄河行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每当汛期河道呈现漫流状态,洪水奔流,四溢成泽,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春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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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史前时期黄河流域文化遗址与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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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黄河下游河道漫流状态的,是人工修建的河堤,其时大约在战国中期。此前,整个河北平原旷无人烟。有关黄河河道的记载很少,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可以肯定当时黄河一路东行,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古宿胥口河道出现分支,《汉书·地理志》《禹贡》《山海经》各自记载了一条支流。其中载于《汉书·地理志》以及《汉书·沟洫志》《水经·河水注》的下游分支河道,自宿胥口东北流至今濮阳县西南长寿津,继续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经高唐县西南,至东光县西汇合漳水,东北流至今黄骅市入海。《山海经》与《禹贡》所载下游分支从宿胥口转向北流,经今内黄、魏县、曲周、广宗等地,至今河北深州市,《山海经》河道继续北流,经安平、蠡县,至容城东流,经霸州市在天津市附近入海;《禹贡》河道自深州市东流,在今沧州以北入海。三条下游分支中,《汉书·地理志》所载河道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期存在的河道。此外,汉代的笃马河、泒河、沽河、清河、商河等也曾是那时黄河泛滥行经之处。人工筑堤固定的下游河道,被视作黄河下游第一次重大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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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修建黄河河堤之前,下游地带洪水四溢的情景固然早已被时间冲淡了痕迹,远古的传说却深深地刻印在后世的记忆中。大禹治水,“随山浚川”的传说不仅创造了一个抗争洪水的远古英雄,也成为中国历史早期环境变迁的思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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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国中期修筑河堤至西汉末年下游河道(前4世纪—公元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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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黄河下游河道两侧出现河堤。据西汉贾让《治河三策》载,战国时期堤距较宽,达数十里,河水“尚有所游荡”,此后堤距不断缩减,“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西汉时期“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奔流四溢的河水结束了漫流,被束缚在河堤之间,战国时期河水尚有数十里空间可以摆动,西汉年间则被限于狭窄河滩之内,河水携带的泥沙迅速堆积下来,很快形成“河水高于平地”的地上河之势。从今河南浚县西南古淇水口到浚县东北古黎阳县70多里的河段内,河堤高出地面1—5丈,“地稍下,堤稍高”。一次洪水,“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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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筑堤后,不仅迅速形成地上河,且大堤之内淤积了大片肥沃滩地,人们不失时机地将农田开辟在这里,并渐成聚落。为了保护农田,堤内又有堤,数重民埝,相互挑水,形成河湾,河水“一折即冲,冲即成险”,成为险段。地上河与险段的结合,使这一时期黄河下游屡屡决口,西汉一代决溢11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河决瓠子口(今濮阳西南),河水注入巨野泽,经泗水夺淮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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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筑堤形成的下游河道维持至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新河道形成后,原河道仍然保持着一定河形,被称为“大河故渎”或“王莽故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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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汉至北宋前期(11—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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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段黄河下游河道从平静走向动荡,公元11年(新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决口于今河北大名东,泛滥50余年,至69年在王景主持下进行了河道治理。半个多世纪任凭河水泛滥,与当时执政者王莽直接相关,王氏祖坟位于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河决东流,正好避免祖坟被淹之难,所以王莽不主张堵口。东汉初,王景主持下形成的新河道从长寿津(今濮阳县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故道分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至今阳谷县与古漯水分流,经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从利津入海。这条河道的出现,也被视作黄河历史上的第二次重大改道。河道形成之初没有留下多少决溢泛滥的记载,自7世纪至10世纪这300年内,决溢次数逐渐增多,平均9年出现一次决溢,决溢地点集中在浚县、滑县一段。自10世纪初至1040年的140年内,河道不稳定性再次强化,决溢次数达95次,决口地点主要集中在今浚县、滑县至濮阳、清丰一带。其中著名的决口分别发生在:944年,河决滑州,淹没曹、单、濮、郓等州,水流汇入巨野泽,将其扩展为梁山泊;1019年,河决滑州,河水流经澶、濮、曹、郓等州,注入梁山泊,东南流向泗水、淮河;1028年,河决澶州(今濮阳西);1034年再次在此决口,并冲出一条新河道,名为横陇河,其走向从濮阳东北流,经今聊城、临清,至惠民、滨县以北入海,这条河道维持了14年。横陇河出现后,原来的河道被称为“京东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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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宋后期的下游河道(104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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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庆历八年(1048)黄河决口于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北流,自此开启了下游河道第三次大改道的历程。黄河下游第三次大改道形成的河道不只一条,基本由北流、东流两条流向构成。其中北流自商胡埽经今清丰、内黄、大名、馆陶、清河、南宫、枣强、冀州、衡水、武邑等县市,至天津以东入海。嘉祐五年(1060)河决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河水东北流,经一段西汉黄河故道后,循汉代笃马河(今马颊河)入海,这条河道被称为二股河,与北流对应,被视作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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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年以后的几十年内,黄河下游河道频繁决口,每两三年即有一次决口,每三四十年发生一次大改道,时而北流,时而东流,始终没有稳定在固定的河道中,大致以澶州、濮州为顶点,在北起太行山、南到淮河方圆千里内摆动,水过之处,田庐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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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都城开封距黄河决口地点并不远,且黄河下游南北两侧均是国家赋税的重要纳贡地,治理黄河必然成为北宋王朝的大事。然而,朝堂之上,究竟保北流堵东流,还是保东流堵北流,却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北流、东流之争伴随河决地点的变化,大概存在三个阶段,经过几番争论已经不仅仅是治河理念的差别,俨然成为政治派别的分野。其中第三次北、东流之争,东流一派代表人物为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等;北流一派代表人物为范纯仁、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俞等。两派各执一词,东流一派指陈北流存在的弊端:(1)北流河道会淤填北上至海河流域的运河——御河,进而影响驻扎在北边军队的漕粮运输。(2)河北为重要农耕区,北流行经会吞食大量民田。(3)开挖于宋辽边界的塘泊,目的本为限制辽人骑兵南下,由于北流的淤填,将失去应有的防御作用。最终若“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4]。东流一派强调国防与漕运,北流一派则注重地形与水势,提出“东流高仰,北流顺下”[5],即东流一带黄河行经多年早已淤高,而北流一线却有低洼之处保障河水通行,依水往低处流之常理,北流更近水情。况且“塘泺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6]。北流、东流两派几乎势均力敌,帝王也难下决心支持哪一主张。元祐三年(1088)回河东流,五年后河决内黄,再次北流。此后北流、东流并存,且与北宋王朝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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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代黄河下游河道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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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年中国南北方已经分属于两个政权,女真人在北方建立了金国,南方则延续赵宋政权,后人称为南宋。由于存在南北对峙的两个政权,这一年黄河决口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工决堤。这一年南宋政权为了阻挡金人南下,在今滑县西南李固渡人为扒开大堤,“以水当兵”。这一次河水不再经行以往的河道,流向东南,经濮阳、东明、鄄城、运城、巨野、嘉祥、金乡流入泗水,再由泗水夺淮入海。“以水当兵”没有挡住金人南下,却导致了黄河下游第四次大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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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第四次大改道后泛滥依然频繁:(1)决口地点逐渐向上,从最初巨野、寿张、郓城、曹县一带,逐渐移向汲县、阳武(今原阳县)、延津。(2)河道几股并存,且迭为主次。1168年河水再次在李固渡决口,并冲出一条新道,由李固渡经今长垣东北、东明南、定陶西、曹县南、虞城东北、砀山北、萧县北,至徐州与旧道合,并于邳州市东南汇入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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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大改道形成的两条河道,均具有入泗夺淮的流向特点,各自承担了黄河部分水量,其中旧河道占总水量2/5,新河道占3/5。这一次改道的决口与泛滥之地,在宋金两个政权的交界地带,双方均无意堵塞决口,故河道长期保持多股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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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元代至清朝中期的下游河道(13世纪中叶—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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