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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黄河下游河道漫流状态的，是人工修建的河堤，其时大约在战国中期。此前，整个河北平原旷无人烟。有关黄河河道的记载很少，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可以肯定当时黄河一路东行，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古宿胥口河道出现分支，《汉书·地理志》《禹贡》《山海经》各自记载了一条支流。其中载于《汉书·地理志》以及《汉书·沟洫志》《水经·河水注》的下游分支河道，自宿胥口东北流至今濮阳县西南长寿津，继续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经高唐县西南，至东光县西汇合漳水，东北流至今黄骅市入海。《山海经》与《禹贡》所载下游分支从宿胥口转向北流，经今内黄、魏县、曲周、广宗等地，至今河北深州市，《山海经》河道继续北流，经安平、蠡县，至容城东流，经霸州市在天津市附近入海；《禹贡》河道自深州市东流，在今沧州以北入海。三条下游分支中，《汉书·地理志》所载河道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期存在的河道。此外，汉代的笃马河、泒河、沽河、清河、商河等也曾是那时黄河泛滥行经之处。人工筑堤固定的下游河道，被视作黄河下游第一次重大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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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修建黄河河堤之前，下游地带洪水四溢的情景固然早已被时间冲淡了痕迹，远古的传说却深深地刻印在后世的记忆中。大禹治水，“随山浚川”的传说不仅创造了一个抗争洪水的远古英雄，也成为中国历史早期环境变迁的思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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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国中期修筑河堤至西汉末年下游河道（前4世纪—公元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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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黄河下游河道两侧出现河堤。据西汉贾让《治河三策》载，战国时期堤距较宽，达数十里，河水“尚有所游荡”，此后堤距不断缩减，“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西汉时期“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奔流四溢的河水结束了漫流，被束缚在河堤之间，战国时期河水尚有数十里空间可以摆动，西汉年间则被限于狭窄河滩之内，河水携带的泥沙迅速堆积下来，很快形成“河水高于平地”的地上河之势。从今河南浚县西南古淇水口到浚县东北古黎阳县70多里的河段内，河堤高出地面1—5丈，“地稍下，堤稍高”。一次洪水，“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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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筑堤后，不仅迅速形成地上河，且大堤之内淤积了大片肥沃滩地，人们不失时机地将农田开辟在这里，并渐成聚落。为了保护农田，堤内又有堤，数重民埝，相互挑水，形成河湾，河水“一折即冲，冲即成险”，成为险段。地上河与险段的结合，使这一时期黄河下游屡屡决口，西汉一代决溢11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河决瓠子口（今濮阳西南），河水注入巨野泽，经泗水夺淮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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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筑堤形成的下游河道维持至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新河道形成后，原河道仍然保持着一定河形，被称为“大河故渎”或“王莽故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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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汉至北宋前期（11—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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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段黄河下游河道从平静走向动荡，公元11年（新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决口于今河北大名东，泛滥50余年，至69年在王景主持下进行了河道治理。半个多世纪任凭河水泛滥，与当时执政者王莽直接相关，王氏祖坟位于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河决东流，正好避免祖坟被淹之难，所以王莽不主张堵口。东汉初，王景主持下形成的新河道从长寿津（今濮阳县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故道分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至今阳谷县与古漯水分流，经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从利津入海。这条河道的出现，也被视作黄河历史上的第二次重大改道。河道形成之初没有留下多少决溢泛滥的记载，自7世纪至10世纪这300年内，决溢次数逐渐增多，平均9年出现一次决溢，决溢地点集中在浚县、滑县一段。自10世纪初至1040年的140年内，河道不稳定性再次强化，决溢次数达95次，决口地点主要集中在今浚县、滑县至濮阳、清丰一带。其中著名的决口分别发生在：944年，河决滑州，淹没曹、单、濮、郓等州，水流汇入巨野泽，将其扩展为梁山泊；1019年，河决滑州，河水流经澶、濮、曹、郓等州，注入梁山泊，东南流向泗水、淮河；1028年，河决澶州（今濮阳西）；1034年再次在此决口，并冲出一条新河道，名为横陇河，其走向从濮阳东北流，经今聊城、临清，至惠民、滨县以北入海，这条河道维持了14年。横陇河出现后，原来的河道被称为“京东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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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宋后期的下游河道（104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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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庆历八年（1048）黄河决口于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北流，自此开启了下游河道第三次大改道的历程。黄河下游第三次大改道形成的河道不只一条，基本由北流、东流两条流向构成。其中北流自商胡埽经今清丰、内黄、大名、馆陶、清河、南宫、枣强、冀州、衡水、武邑等县市，至天津以东入海。嘉祐五年（1060）河决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河水东北流，经一段西汉黄河故道后，循汉代笃马河（今马颊河）入海，这条河道被称为二股河，与北流对应，被视作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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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年以后的几十年内，黄河下游河道频繁决口，每两三年即有一次决口，每三四十年发生一次大改道，时而北流，时而东流，始终没有稳定在固定的河道中，大致以澶州、濮州为顶点，在北起太行山、南到淮河方圆千里内摆动，水过之处，田庐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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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都城开封距黄河决口地点并不远，且黄河下游南北两侧均是国家赋税的重要纳贡地，治理黄河必然成为北宋王朝的大事。然而，朝堂之上，究竟保北流堵东流，还是保东流堵北流，却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北流、东流之争伴随河决地点的变化，大概存在三个阶段，经过几番争论已经不仅仅是治河理念的差别，俨然成为政治派别的分野。其中第三次北、东流之争，东流一派代表人物为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等；北流一派代表人物为范纯仁、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俞等。两派各执一词，东流一派指陈北流存在的弊端：（1）北流河道会淤填北上至海河流域的运河——御河，进而影响驻扎在北边军队的漕粮运输。（2）河北为重要农耕区，北流行经会吞食大量民田。（3）开挖于宋辽边界的塘泊，目的本为限制辽人骑兵南下，由于北流的淤填，将失去应有的防御作用。最终若“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4]。东流一派强调国防与漕运，北流一派则注重地形与水势，提出“东流高仰，北流顺下”[5]，即东流一带黄河行经多年早已淤高，而北流一线却有低洼之处保障河水通行，依水往低处流之常理，北流更近水情。况且“塘泺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6]。北流、东流两派几乎势均力敌，帝王也难下决心支持哪一主张。元祐三年（1088）回河东流，五年后河决内黄，再次北流。此后北流、东流并存，且与北宋王朝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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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代黄河下游河道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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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年中国南北方已经分属于两个政权，女真人在北方建立了金国，南方则延续赵宋政权，后人称为南宋。由于存在南北对峙的两个政权，这一年黄河决口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工决堤。这一年南宋政权为了阻挡金人南下，在今滑县西南李固渡人为扒开大堤，“以水当兵”。这一次河水不再经行以往的河道，流向东南，经濮阳、东明、鄄城、运城、巨野、嘉祥、金乡流入泗水，再由泗水夺淮入海。“以水当兵”没有挡住金人南下，却导致了黄河下游第四次大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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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第四次大改道后泛滥依然频繁：（1）决口地点逐渐向上，从最初巨野、寿张、郓城、曹县一带，逐渐移向汲县、阳武（今原阳县）、延津。（2）河道几股并存，且迭为主次。1168年河水再次在李固渡决口，并冲出一条新道，由李固渡经今长垣东北、东明南、定陶西、曹县南、虞城东北、砀山北、萧县北，至徐州与旧道合，并于邳州市东南汇入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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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大改道形成的两条河道，均具有入泗夺淮的流向特点，各自承担了黄河部分水量，其中旧河道占总水量2/5，新河道占3/5。这一次改道的决口与泛滥之地，在宋金两个政权的交界地带，双方均无意堵塞决口，故河道长期保持多股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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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元代至清朝中期的下游河道（13世纪中叶—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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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至清中期黄河下游处于河道最为紊乱的时期，就总体流路而言以夺淮为主，但侵夺范围远远超过此前，从泗水流域向西扩展至颍水一带。此次改道被视作黄河下游第五次大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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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第五次与第四次大改道，不仅流向同为夺淮，而且均从人为决口开始。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已是金王朝晚期，在蒙古军队的压力下，金哀宗从北京一路南下逃至开封，又从开封逃至归德（今商丘）。蒙古人兵临城下之时，金人曾计划在凤池口扒开黄河大堤挡住蒙古军队，但派出去的人无一冲出重围，计划没有实现。城内的金人没有做成的事，却被城外的蒙古人实现了，可是结果如何呢？金人计划决口时就听说凤池口地势高于归德府[7]，决堤之后挡住蒙古军队，也会淹没这座城市，权衡之后，还是决定挡住蒙古人进攻最重要，于是有派遣士兵出城决堤之举。城外的蒙古人同样知道了这一信息，于是挖开凤池口，却没想到城高，河水南下，绕城而去。水淹归德没有达到结果，反而保护了这座城市，延缓了金朝的灭亡时间。这一次黄河决口，水流夺入濉河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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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年，南宋军队北上开封与蒙古军队争夺中原，蒙古人再次人为决河，决口地点在开封北20多里的寸金淀，河水南流，经封丘、开封、杞县分为三股：主流经太康县东进入涡水；另外一支经陈留、杞县、睢县循金末河道，由徐州入泗水，这条流路即古汴水所经之路；第三支从开封向南，经尉氏、洧川、扶沟、鄢陵等地，由颍水入淮。黄河水道夺泗、夺涡、夺颍，最后入淮，将河水的足迹推向黄淮平原的西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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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下游第三次到第五次大改道，河水已经从太行山东麓摆动到黄淮平原西缘，在华北平原上整整绕行了一个巨大的扇形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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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黄河下游长期汴、涡、颍三支分流，并以汴道为正流。元至正十一年（1351）针对堤防残破、决溢不断的现象，在贾鲁主持下开展了治河工程。贾鲁主张“疏塞并举”，挽河东南由泗入淮。根据这一主张，堵塞其他河口的同时，一条经今封丘南、开封北，穿行东明、兰考之间，绕商丘北、虞城南，过夏邑、砀山之间，经萧县北，自徐州入泗水，循泗水入淮的河道形成，这条河道也被称为贾鲁河。贾鲁的治理尚称成功，不但短暂地结束了数条河道并流的局面，且根据水情设计了功能不同的堤埽。“贾鲁河”建成不久，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朝廷无力顾及河道，新的决口泛滥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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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元代黄河下游专意夺淮，那么进入明代，黄河在夺淮的同时，还威胁着运河。明清两代黄河下游河道复杂多变，就时间而言可分成几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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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洪武年间决口，以颍河为干流，时人称其为“大黄河”。此时“贾鲁河”还保持一定水量，固有“小黄河”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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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91—1488年近百年时间内，黄河下游呈南北两个方向分流，一支决口后东北流，冲向张秋（今山东阳谷县东南）运河，另一支东南流，分别夺涡、夺颍，且“贾鲁河”仍有一定水量，四股河道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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