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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至宋代，原有的西部拦蓄工程与东部的太湖泄水河道均发生了变化，其中1042年增修吴江长桥，以致吴淞江水道受阻，下游日益淤塞，引发平原腹地水患频仍是关键。壅水致使“太湖宽广逾于昔时”，逢旱时“水退数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数里之间，信知昔为民田，今为太湖也”。[39]湖边“水深不过五尺，浅者可二三尺，其间尚有古岸隐见水中，俗谓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阶甃之遗址在焉”。伴随太湖水面扩展，不仅“环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灾”。[40]宋代太湖平原是国之粮仓，频繁的水患引起各方重视，宋人单锷总结前人所梳理的水患原因有三：一是“吴江筑长堤，横截江流”，吴江与太湖泄水通道吴淞江相连接，长堤所在位置正当吴江通入吴淞江咽喉之处，直接影响泄水通畅。二是“由宜兴而西溧阳县之上有伍堰”，功能在于壅水入江，以便减轻荆溪洪水期的压力；后伍堰废，则“上三州之水东灌苏、常、湖也”，进入太湖的洪水量大增。三是宜兴百渎本为分散由荆溪入太湖之水，后百渎塞，则水患增（图7-10）。[41]单锷认为此三条虽属实情，但归为原因均有失偏颇，即这些观点都将问题的关键指向太湖西部的拦蓄分流工程，而太湖水患的核心问题是“纳而不吐”，究其原因弊在东部。故单锷力主“凡欲疏导，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则上之水无不疏，若先治上则水皆趋下，漫灭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势然也”。实现这一主张在于拆除吴江长堤以及入海诸浦由湾变直两项工程，需首先针对吴江东岸沙泥涨塞之地，迁其民户，撤拆长堤，且疏导常州一带入江水道，然后修复百渎等拦蓄分水工程，依循先下后上、先东后西的治理次序。[42]无疑，单锷提出的治理方案不仅具有全局性，而且科学，应是整治太湖水患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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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 太湖平原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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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锷之前郏亶所提治水主张影响最大，他认为“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并以此为出发点，将治理太湖水患的关键放在塘浦的营造上，即“所谓高田者，一切设堰潴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谓经界沟洫，使水周流于其间，以浸润之，立冈门以防其壅，则高田常无枯旱之患，而水田亦减数百里流注之势。然后取今之凡谓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罢去其某家泾、某家浜之类，循古今遗迹，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阔深则水通流，而不能为田之害也；堤岸高厚则田自固，而水可拥而必趋于江也。然后择江之曲者，若所谓槎浦、金灶子浦而决之，使水必趋于海”。[43]很明显，郏亶的着眼点在水田与泄水通道，而不是全局，从科学价值与全局性看均在单锷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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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平原水乡，治理水患、增加赋收是历代关注的大事，宋以后元、明、清各代均提出各种治水理论，但其核心均不出宋人所论。自宋代大规模整治三江，经元、明、清三朝，太湖地区排水通道历经改造、整治、淤废多个过程，即自1042年增修吴江长桥，吴淞江水道受阻，以致下游日益淤塞；1458年另辟新道，形成今日苏州河；黄埔江原是吴淞江南岸的支流，随着吴淞江故道的淤废而日益扩大；18世纪以后，黄浦江不断扩大，而苏州河被夺流，至今黄浦江成为唯一下泄河道。由于排水系统逐渐理顺，因洪水泛滥扩展湖体、形成新湖的现象基本消失，但随之而来的人类围湖造田，同样导致湖泊面积不断缩小。[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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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湖泊水体的变化，不仅塑造了大地上的基本地貌，且与人类活动结合在一起，既导致了一方灾难，也造就了民生福祉，并将灾难与福祉融入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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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流入干流的河流为一级支流，流入一级支流的河流为二级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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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辛德勇：《黄河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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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汉]贾让《治河三策》载：“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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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史》卷九二《河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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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哲宗元祐三年闰十二月戊辰载：“视东西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见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知河决不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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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史》卷九二《河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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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元史·石盏女鲁欢传》载：“方大兵围城，议决凤池大桥水以护城。都水官言，去岁河决敖游堌时，曾以水平量之，其地与城中龙兴塔平，果决此口则无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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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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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明史》卷九一《河渠志七》载：“安山一湖，周围百里……自许民佃种以来，百里湖地尽成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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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一九《河东道》载：“大陆既作泽，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芦、茭莲、鱼蟹之类充牣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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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黄河下游河道变迁”部分参见辛德勇：《黄河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委：《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邹逸麟、张修桂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邹逸麟：《千古黄河》，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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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汉书》卷二九《沟洫志》载：“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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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钱宁、周文浩：《黄河下游河床演变》，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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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宋]苏辙：《栾城集》卷四六《论黄河东流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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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丞：《北宋二股河地上河问题研究》，《历史地理》第二十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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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钱宁、周文浩：《黄河下游河床演变》，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30—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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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许炯心：《不同来源水沙对黄河入海泥沙通量的影响》，《海洋和湖沼》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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