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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的提留与分配状态是衡量中央集权程度的重要标志。清初赋税收入依循明制，分为起运、留存两部分，至康熙朝对留存数额逐步缩减，即“从前各省钱粮，除地丁正项外，杂项钱粮不解京者尚多。自三逆变乱以后，军需浩繁，遂见一切存留项款尽数解部，其留地方者惟俸工等项必不可省之经费，又经节次裁减，为数甚少。此外则一丝一粒，无不陆续解送京师”[126]。“各州、县岁征田赋、杂赋除存留支用外，余悉起解布政使司贮库。”[127]即使是对少量的存留，地方支用亦需户部审核。清代财赋集权达到极致，不仅弭除了汉唐以来国家财赋管理存在的离心性因素，且明代的羡余也被取消[128]。赋税分配虽然不属于行政区划，却依托行政区执行，立足于行政区；中央与地方合理的赋税分配关系不仅构成支撑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且具有制衡地方分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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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版图辽阔，清初所设十八省主要针对农耕区实施行政管理，农耕区以外则根据地方特点设官分职，其中漠南蒙古即内蒙古归属于理藩院管辖。清代帝王在履行政治管理的同时，与内蒙古王公实行政治联姻，皇族为满洲人，后妃却多来自蒙古贵族，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缘关系与政治管理结合，有清一代内蒙古各盟旗东西横亘在华北平原北部，不仅不曾为乱，且成为朝廷缓急可用的力量。内蒙古以外的非农耕区则由中央委派重臣，授以将军、都统、大臣等官职，实行军政合一管理。其中于西藏、青海两地分别派遣办事大臣，管理两地地方事务；在新疆、漠北蒙古与东北分别设立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以及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奉天将军，光绪年间新疆与东三省设省，纳入与内地同样的政治管理系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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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之上的行政区，从最初出现到全面实施，不仅仅是地方官员的施政空间，而且与中央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央既依托地方官员主持行政区管理，又需要对官员权力加以制衡。事实上，从公元前3世纪秦王朝将郡县制确立为全国性的政治制度，在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较量中，在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反复摸索中，逐渐将权力的准星定在国家利益与中央集权一线；而这一历史性的关键转折出现在唐宋两代，唐及唐以前各代地方分权不断表现出优势，自北宋时期中央集权成为权力分配的主流，以此为核心形成的组织体系与权力制衡举措既在历史时期发挥作用，也随着时代更替而被继承下来并融入现实政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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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张光直：《商文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宋镇豪：《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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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记》卷二《夏本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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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禹贡》载：“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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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二本一分册，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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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荀子·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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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吕氏春秋·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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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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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8—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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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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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恢：《中国历史地理》，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654—6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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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论语·季氏》载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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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礼·天官·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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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集解：“三十六郡者，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巨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凡三十五郡，与内史为三十六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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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晋书·地理志》、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元人方回续撰《古今考》以及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直至明末清初顾炎武的《读史方舆纪要》等重要著述均一直沿用裴骃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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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自陈芳绩始启端绪（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版），继其后的学者有全祖望、王国维等，至谭其骧总其大成（谭其骧《秦郡新考》，载《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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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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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奏谳书》，释文注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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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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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左传》卷二九哀公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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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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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来自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图4-1、4-2、4-3，《文史》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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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文史》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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