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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清通典》卷三三《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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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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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大清会典则例》卷三八《户部·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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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羡余为地方官吏施加给百姓的各种附加税，明代属于地方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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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十讲 空间的政治——行政区划界原则与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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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是地方官员权力依托的空间，行政区界限则是界定官员权力空间的标识，以地理学的视角审度此两者，前者将政治赋予地理，后者用地理影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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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势力空间的大小，且明确界限走向，并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行为。界限是一个政权或部族、部落空间扩展中受阻而停顿下来的地方，而受阻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山脉、河流、湖泊、森林等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另一方面则来自势均力敌且相向发展的族群。在这两种力量的影响下，界限逐渐产生，而推动人们扩展空间的动力则是对于更多资源的追求。史前时期人口稀少，人们的生产、生活均集中在以聚落为圆心的数公里范围之内，这样的活动范围相对稳定且与一定的人群具有对应性。那时有限的人口相对生存资源而言，绝对是地胜于人，而不是人胜于地，因此那个时代的人们利用资源，却没有必要占有资源。当历史进入国家阶段，夏、商、周三代，封国乃至部族固然互有界限，但由于地旷人稀，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农田围绕都邑形成岛状农业区，农田之外为原生态环境，这样的人地关系，不仅在空间上以都邑为中心形成人口密集程度与土地开垦程度不同的国、郊、野之分，且因人口稀少，境界往往被忽略。这时各个封国、采邑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城邦国家很相似，城邑既是政治中心，也是人口与经济中心。春秋时期列国之间战争频繁，为了赢得战争，鼓励人口增殖与扩大耕地面积成为各国共同实行的策略。在这样的政策影响下，原来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荒地逐渐被开垦为农田，诸侯国的境土连成一片，从城邦国家转向领土国家。这时不仅需要分清彼此疆土，且在边界地带渐具陈兵守境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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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历史时期的划界原则，大致出于两类，即“随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境界形成之初并没有一定之规，由于山川是人类空间扩展的自然障碍，往往就成为政权、部族彼此之间的界限，后来称这一境界构成原则为“随山川形便”。“随山川形便”依托自然障碍而构成的境界是人类对于环境自然选择的结果，大约从春秋中期开始这一界限原则已经成为诸侯国间确定边界的依据；此后出现的“犬牙交错”划界原则则含有更多的人为因素，用地理控制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是实施这一原则的主要意图。从那时起，这两条划界原则同时应用在历代行政区划中，不仅被沿承到今天，且因政治需要不断改变组合形式与地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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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一 “随山川形便”行政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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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山川形便”是依凭山脉、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物作为行政区边界，使行政区与自然地理区保持一致的划界方式。自然界中的山川河湖是最明显的地标，以此作为行政区的界限既是人类扩展空间的自然选择，也具有明显且相对稳定的特点，这正是宋人郑樵“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讲述的道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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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肯定“随山川形便”作为境界具有“千古不易”的特点之后，随即指出：“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经界，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不能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不能迁。”《尚书·禹贡》成文于战国初期[2]，文中九州不仅兖州、梁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但凡言及州界均属“随山川形便”。固然《禹贡》九州仅是古人划分的理想空间，并未成为现实，但这样的边界书写方式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随山川形便”必然是那个时代应用最多的划界方式。“随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在春秋中期已经出现于历史记载中，周振鹤曾运用赵穿弑君的事件来说明这一问题。《左传》载：“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春秋中期晋灵公时期，晋灵公无道，为晋国大夫赵穿所杀，事件发生时身为正卿的赵盾即宣子逃出。事后史官的记载中却如此书写：“赵盾弒其君。”赵盾十分不解，史官说你身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逃亡不越境，返回又不讨贼，不是你弑君还能是谁呢？对于这段历史的书写，站在今天的立场作何评价无须赘述，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地理信息：将“宣子未出山而复”与“亡不越境”合并考虑，一个结论自然形成，即山为当时晋国的国界。另一例则在战国晚期，《战国策》载：“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3]这是一个为人所熟知的故事，燕太子丹易水边送别荆轲的悲壮场面，即使两千年之后的今天仍令人心弦震动。从地理学的视角重审易水送别，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送别之地在易水边？原因十分清楚：战国晚期燕国依凭易水为南界[4]。虽然最初燕国南界在易水以南，但在战国后期列国之间的军事抗衡中，临易水为界已然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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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在历代行政区划中广为应用。秦统一天下，实行郡县制管理，郡作为一级行政区，其界限的确定多处体现“随山川形便”的原则。其中庐江郡东面以武夷山与闽中郡为界，西面以罗霄山与苍梧郡为邻，南面为南岭，北面为大江，呈现典型的“随山川形便”原则。此后，西汉王朝代秦而立，设置在这里的豫章郡也同样依凭“随山川形便”的原则与周邻为界。“随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在唐代得到更大的发扬，《新唐书·地理志》载：“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道”为监察区，唐初划天下为十道，后析分为十五道，“随山川形便”是确定“道”与“道”界限的主要原则，如淮南道以淮河、长江为界，河南道以黄河、淮河为界，均属此例。此后“宋始分为十五路，继为十八路，后又析为二十三路，皆因山川形便设为藩服以分统天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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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不仅圈定了官员的施政空间，自身所具有的地理意义也作用于其圈定空间的政治、经济、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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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中国人的一句俗话，讲的就是自然环境与人文习俗之间的关系。“随山川形便”原则之下形成的行政区保持了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行政区与自然区吻合，区域内部不仅自然环境相近，人文习俗也基本统一。与“随山川形便”不同，自然地理单元之间由于环境差异，生活于其间的人们有着各自的生产方式、物产、方言、民风民俗，这正是《汉书·地理志》中“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所揭示的道理。“随山川形便”原则下行政区内自然环境与人文习俗统一，便于管理、便于沟通，就管理而言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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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劣势，古人称完全以山川为界的区域为“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就军事地理而言具有易守而难攻的特点，冷兵器时期这一特点尤其突出，若割据者拥险而自守，极易形成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的局面，这就是《周易》中“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所包涵的道理。凭借“随山川形便”而拥有“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形势，四川、山西均属典型。其中四川盆地，北有秦岭、巴山，南有云贵高原，东有三峡及川东平行岭谷之地，西靠青藏高原，依凭地理之势历史上先后有蜀汉、成汉、前蜀、后蜀以及元末明玉珍、明末张献忠建立的政权，地方政权反复出现，战争动乱屡屡发生，正因此，明末清初欧阳直公《蜀警录》中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语，一直流传至今。同样具有“随山川形便”之势的是山西，这里虽地处黄土高原，但黄河西来绕过西、南两侧，东有太行山，北有雁北山地，也具备“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形式，历史上在这里建立政权的有前赵、后赵、北汉等，一直到民国时期，任山西省省主席的阎锡山名为国民政府官员，实为山西土皇帝，都与这里的地理形势密切相关。如果说四川、山西的地理形势曾经成为割据政权拥险自守的屏障，那么被古人盛赞为“关中形胜之地”的今陕西省中部八百里秦川，在中国历史上更是不止一次凭借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完成了统一大业，周、秦、汉、唐正是从这里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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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犬牙交错”行政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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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牙交错”划界原则所强调的是界限选择不一定与山川形势完全一致，这一原则下山川之险融入区域之内，不仅形成政区之间互相牵制的地理形势，且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割据者拥险自守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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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是人类空间扩展中对环境自然选择的结果，而“犬牙交错”则是出于政治、军事、经济需要的人为设置，因此这一划界原则出现的时间必然晚于前者，周振鹤的研究举出的最早的“犬牙交错”事例是西汉王朝与南越国的界限。南越国是秦朝灭亡后，由南海郡尉赵佗于前203年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后建立的政权。西汉初期曾派使者出使南越，虽然承认南越为汉朝的藩属国，但事实上却以敌国相待，只不过因汉初国力有限，无法完成对岭南地区的统一。这样的局面维持到汉武帝时期，随着西汉王朝国力强大，前111年灭南越，岭南地区归属中央。西汉初期中央王朝尚未统一南越，汉文帝曾赐赵佗书信一封，其中写道：“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6]这段记载中提到了“犬牙相入”，作为后人，我们要理解文中所言“犬牙相入”颇费思量，所幸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长沙驻军图帮助我们弄清了汉文帝所言“犬牙相入”究竟指的是什么。从山川形势来看，南岭不仅是长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也是人文区域的分界线，西汉与南越境界依循秦朝旧例，并非依南岭而置，不仅桂阳郡所属桂阳县设置在今广东连州市，即位于南岭以南，另有岭南象郡镡城县伸向岭北，如此境界走向应是汉文帝赐赵佗书中所言“犬牙相入”之事。[7]汉文帝以“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为由拒绝了“犬牙相入”之事，除了桂阳县为西汉王朝的统辖区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实际上桂阳县以“犬牙相入”之势伸入岭南之地的价值在于，这里正处于由湖南营浦（今道县）至岭南交通通道的咽喉之处，占据了这里就意味着控制了进出岭南的要道，正因此南越赵佗希望去掉这块心腹之患，而汉文帝自然不会轻易放弃。桂阳县“犬牙相入”的形势在汉武帝统一岭南时发挥了作用，由伏波将军路博德率领的军队就是通过由朝廷控制的桂阳县顺利进入岭南，进而一举收复了南越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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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牙交错”确定行政区界限的目的在于将天险消融在同一行政区内，且利用地理单元之间的空间关系制约天下，抑制割据。若将“随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两项界限原则合理应用在行政区划界中，可以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正因此历代在使用“随山川形便”原则确定政区界限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犬牙交错”。如隋代江都郡就是如此，江都郡位于今扬州，自隋代修通大运河之后，扬州作为运河、长江码头，在军事地理与区位特征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利用长江天险与运河通道割据自守，隋代设置的江都郡辖境包括长江南北的两片土地，将长江天险包容在同一政区之内，具有典型的“犬牙交错”特征。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后设置的昭义节度使辖区含泽、潞、邢、洺、磁五州之地，五州跨太行山东西两侧，泽、潞二州位于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高原，邢、洺、磁三州位于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连接地处两个不同地理单元的五州的是太行山八陉之一滏口陉等山中道路。太行山既是中国东、西部两大区域的分界线，也是地形二级阶梯与三级阶梯的转换之处，形成如此“犬牙交错”之势与“安史之乱”河北三镇脱离中央辖制，“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的政治局面相关。面对这一局面，且幸“朝廷独得邢、磁二州及临洺县”，于是本着用听命于中央的地域控制河北的意图，形成昭义节度使辖区地跨太行山东西的“犬牙交错”之势。魏博镇田承嗣的继任者田悦面对昭义节度使辖区无奈地说：本“欲阻山为境”，如今“邢、磁如两眼在吾腹中”。[9]同样与今山西相关，北宋时期的河东路与永兴军路之间的界限也属于“犬牙交错”原则下划定的区域，两路之间若依“随山川形便”自然以黄河为界，但两路却在黄河东西互有交叉，其中河东西南角划给永兴军路，使蒲津关不为河东路所有，“时银夏未宁，蒲津当馈挽之冲”[10]，军事上的牵制与晋西南产粮渡河运至宋夏前线的需要，均是如此划界的缘由；反过来处于山陕峡谷中段黄河以西的秦凤路府州一带却划归河东路，进而在山河之间构成明显的“犬牙交错”形势，府州位于黄河以西，隔河相对的是保德军，两地之间的黄河河岸比较和缓，是山陕峡谷地带重要的渡口，北宋当局从地区之间的空间制约关系考虑，蒲津关既然已经划归永兴军路，府州、保德军的渡口就不能再为其所有，况且当时北宋与西夏长期鏖战于黄土高原，来自河东的粮饷有相当一部分需要通过府州、保德军的渡口过河至河西。北宋河东及其毗邻地区这一“犬牙交错”划界方式，将黄河中游几处重要渡口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在避免拥险自守危害的同时，也保障了后方与宋夏前线后勤物资的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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