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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山川形便”原则下确定的行政区边界非山即河，这类地貌条件下的边区，首先因环境恶劣、交通闭塞而经济发展落后。在以农为本的历史中，农业立足大河流域的同时，也因地域性的环境差异形成次一级的农耕区，基于古代的交通条件，一个区域与另一个区域的边界往往是不易逾越的山地、河流。依凭这些山地、河流，区内农业生产自成一统，区域间则各具特色。作为边界的山地与中部平原，自然环境完全不同，农业开发进程也大不一样，平原既是率先从事农业开发的地带，也是人口与技术的扩散中心，平原与山区不仅存在开发进程的时间差，而且处于完全不同的技术层级，平原始终具有核心地位，无论人口流动还是技术传播都具有自平原到山区的特点，边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与落后性不仅表现在历史时期，也存在于现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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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国省会城市所在地与省边缘地区人均GDP的平均差距为4.45倍。河南省34个贫困县，一半分布在边界地区；山东省省际边界地区面积和人口均占全省总量的50%左右，但GDP总量却仅占30%；湘鄂边界20个县市区2004年GDP总量为675.9亿元，财政收入为36.1亿元，分别约占两省县市区GDP的1/14，财政收入的1/20。省际边界地区不仅存在经济发展总体状况的不足，基础设施如交通更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甘肃、宁夏、青海十地边界地区有453条公路干线，其中184条在边界处出现了断头。调查显示，江西首先修通了省内南昌至九江、九江至景德镇的高速公路，而与武汉、长沙、杭州、广州相通的高速公路却滞后于省内。广西首先修通的也是省内南宁至桂林、北海的高速公路，而通往广州的高速公路同样安排在最后。湘鄂边界公路管理则问题重重，湖北来凤与湖南龙山相距7公里，两头分设收费站；湖北五峰与湖南石门之间的公路修了20年却被300米断头路隔断。[12]省际边界经济发展在受到山川地形等自然条件的限制之外，地方保护意识尤为明显，产业趋同、龙头企业少、市场无序竞争，这些现象使原本经济落后的边区又套上了一重桎梏。仅就经济发展而言，许多年前就有人提出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协作的主张，这在实践中正成为改变边区落后面貌的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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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边区的地理条件导致行政疏于管理，被人们称为“三不管”地带。然而正是这样的“三不管”地带造就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从井冈山时代，红色革命根据地就设在边区，井冈山地处罗霄山中段，而罗霄山正是湘、赣两省交界处，此后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不断出现湘鄂赣、鄂豫皖、陕甘宁、晋察冀等边区，正是这些建立在边区的革命根据地为星星之火营造了燎原之势。边区不但成为革命根据地的摇篮，而且在军事上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20世纪初各地军阀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但拥兵自保是其首要目标，几个政区的结合部自然成为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最薄弱、也最被忽视的地方。当年毛泽东就是利用川、黔、滇三省以赤水河为界的地理特征，率领红军赢得了“四渡赤水”的用兵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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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牙交错”的划界方式将不同的地理单元归属在一省之内，经济互补与政治军事牵制的寓意同样包融在当代行政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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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由被燕山、太行山两条山脉分隔的华北平原、东北地区以及蒙古高原三个不同的地理单元组成，其中燕山山脉东西延伸，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就政治、军事而言，将地处燕山以北的承德市划归河北，与穿过燕山山脉的古北口、喜峰口等重要关隘直接相关；太行山脉南北纵驰，将地处太行山脉以西蒙古高原边缘的张家口市隶属河北，与居庸关等太行险关有关。今天的河北省前身是清代与民国的直隶，清代直隶包括位于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以及承德府、宣化府、口北三厅，其中承德府包括西辽河流域，今天这一区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管辖；民国年间承德府划为热河省，张北一带划为察哈尔省，仅留有宣化府一处与华北平原并属直隶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撤销热河、察哈尔两省，确立了今天河北省的境域走向。若从政治、军事与经济几个角度审度如今河北省的“犬牙交错”，凭借燕山、太行山各个关隘达到政治、军事目的之外，利用共同的行政区协调三个不同地理单元资源禀赋带来的经济差异，应是这一区划的意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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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辖境并非只有河南之地，黄河以北安阳、新乡、鹤壁、濮阳、焦作5个地级市均属于河南省。这样的区划形势承袭于明、清两代，明、清均将位于黄河以北的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划归河南，民国继承了这一基本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曾一度将黄河以北辟为平原省，后又与河南并为一体，即今天河南省辖境。今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是河南境内自然条件最好的地方，这一地区地处太行山东麓的冲积扇地带，不仅有着良好的土壤与水分条件，而且控制太行山东麓通向中原交通道路的冲要地带。历史上之所以形成这一“犬牙交错”的政区空间形势，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大河以南黄患频繁，灾荒不断带给朝廷的税收问题，另一方面朝廷也有将大河天险消融在同一政区之内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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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与安徽两省“犬牙交错”的辖境是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明初建都于南京，并将其附近地区纳为直隶，明成祖即位后将北京设为京师，原来的直隶改为南直隶。南直隶管辖范围从江南伸向江北，又从江北伸向淮南、淮北，区域范围不仅突破了长江，而且跨越了淮河，形成自古未有的“犬牙交错”局面。有人认为这一“犬牙交错”的局面，与明太祖将家乡凤阳府纳入南直隶相关。清代随着王者血统的变更，南直隶“犬牙交错”的局面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重新划定的江苏、安徽两省没有依从历史上以淮为界或以江为界的方式，而是将明代的南直隶分割成东西两部分，偏东的土地归为江苏，偏西的土地归为安徽，二省同样都存在跨江、跨淮的地域。明、清两代当局者做出这样的划分决策，有着深刻的考虑：江南与淮北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同步的，将经济发达的江南与欠发达甚至多灾的淮北包容在同一行政区内，不仅实现了经济水平的“犬牙交错”，且面对黄河、淮河带给淮北地区的灾害，没有非常之难不必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省内即可自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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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中国一级行政区多数都与历史政区存在沿承关系，但也有的政区为近年所设，如海南省为1988年设置。就行政区划界原则而论，海南省为纯粹的“随山川形便”。海南省以琼州海峡与广东为界，辖区以海南岛为主，并包括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这样纯粹的“随山川形便”在中国行政区中为继台湾设省后的第二例。纵览整个中国历史，历代帝王费尽心机在“随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两类划界原则之间寻找最佳方案，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国家基础的稳定；行政区界限的确定稍有不慎，就会殃及国家利益，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更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审度海南省的划界问题，值得深思与探讨的东西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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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界限躺在大地上是标识，画在地图上则是线条，决定界限走向的是“随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两类划界原则的组合。两类划界原则各自选取的要素完全不同，前者得之于自然，后者取决于政治，因此行政区界限在界分彼此的同时，也将政治渗入地理之中。人类立足在大地之上，利用的不仅仅是资源与环境，空间与政治从来没有离开过历史，也必定影响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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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郑樵：《通志》卷四○《地理略》第一《地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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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91—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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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国策·燕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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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记·刺客列传》载，（傅鞠）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肴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余。意有所出，则长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易水以北”《史记正义》释之为：“以北谓燕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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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九《治国平天下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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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书》卷九五《西南夷南粤朝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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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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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汉书·西南夷南粤朝鲜传》载：“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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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德宗建中二年五月丙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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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宋史》卷三○六《柴成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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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魏源：《圣武记》卷一二《附录·武事余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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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俊杰：《关于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协作的思考》，《商业时代》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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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十一讲 历史交通地理（上）——华北、内蒙古、东北三大区域的道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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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是人类交通的途径，关乎国事民生。然而道路却不是从来就有的，鲁迅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是人踩出来的，远古时期，当先民在洪荒大地上踏出第一行脚印，留下第一个标记时，最早的道路就萌生了。从此，伴随先民的狩猎、采集、播种、收获……足迹成行，一条条道路延伸出来，交织成大地上重要的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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