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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由被燕山、太行山两条山脉分隔的华北平原、东北地区以及蒙古高原三个不同的地理单元组成，其中燕山山脉东西延伸，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就政治、军事而言，将地处燕山以北的承德市划归河北，与穿过燕山山脉的古北口、喜峰口等重要关隘直接相关；太行山脉南北纵驰，将地处太行山脉以西蒙古高原边缘的张家口市隶属河北，与居庸关等太行险关有关。今天的河北省前身是清代与民国的直隶，清代直隶包括位于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以及承德府、宣化府、口北三厅，其中承德府包括西辽河流域，今天这一区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管辖；民国年间承德府划为热河省，张北一带划为察哈尔省，仅留有宣化府一处与华北平原并属直隶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撤销热河、察哈尔两省，确立了今天河北省的境域走向。若从政治、军事与经济几个角度审度如今河北省的“犬牙交错”，凭借燕山、太行山各个关隘达到政治、军事目的之外，利用共同的行政区协调三个不同地理单元资源禀赋带来的经济差异，应是这一区划的意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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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辖境并非只有河南之地，黄河以北安阳、新乡、鹤壁、濮阳、焦作5个地级市均属于河南省。这样的区划形势承袭于明、清两代，明、清均将位于黄河以北的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划归河南，民国继承了这一基本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曾一度将黄河以北辟为平原省，后又与河南并为一体，即今天河南省辖境。今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是河南境内自然条件最好的地方，这一地区地处太行山东麓的冲积扇地带，不仅有着良好的土壤与水分条件，而且控制太行山东麓通向中原交通道路的冲要地带。历史上之所以形成这一“犬牙交错”的政区空间形势，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大河以南黄患频繁，灾荒不断带给朝廷的税收问题，另一方面朝廷也有将大河天险消融在同一政区之内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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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与安徽两省“犬牙交错”的辖境是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明初建都于南京，并将其附近地区纳为直隶，明成祖即位后将北京设为京师，原来的直隶改为南直隶。南直隶管辖范围从江南伸向江北，又从江北伸向淮南、淮北，区域范围不仅突破了长江，而且跨越了淮河，形成自古未有的“犬牙交错”局面。有人认为这一“犬牙交错”的局面，与明太祖将家乡凤阳府纳入南直隶相关。清代随着王者血统的变更，南直隶“犬牙交错”的局面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重新划定的江苏、安徽两省没有依从历史上以淮为界或以江为界的方式，而是将明代的南直隶分割成东西两部分，偏东的土地归为江苏，偏西的土地归为安徽，二省同样都存在跨江、跨淮的地域。明、清两代当局者做出这样的划分决策，有着深刻的考虑：江南与淮北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同步的，将经济发达的江南与欠发达甚至多灾的淮北包容在同一行政区内，不仅实现了经济水平的“犬牙交错”，且面对黄河、淮河带给淮北地区的灾害，没有非常之难不必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省内即可自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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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中国一级行政区多数都与历史政区存在沿承关系，但也有的政区为近年所设，如海南省为1988年设置。就行政区划界原则而论，海南省为纯粹的“随山川形便”。海南省以琼州海峡与广东为界，辖区以海南岛为主，并包括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这样纯粹的“随山川形便”在中国行政区中为继台湾设省后的第二例。纵览整个中国历史，历代帝王费尽心机在“随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两类划界原则之间寻找最佳方案，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国家基础的稳定；行政区界限的确定稍有不慎，就会殃及国家利益，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更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审度海南省的划界问题，值得深思与探讨的东西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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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界限躺在大地上是标识，画在地图上则是线条，决定界限走向的是“随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两类划界原则的组合。两类划界原则各自选取的要素完全不同，前者得之于自然，后者取决于政治，因此行政区界限在界分彼此的同时，也将政治渗入地理之中。人类立足在大地之上，利用的不仅仅是资源与环境，空间与政治从来没有离开过历史，也必定影响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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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郑樵：《通志》卷四○《地理略》第一《地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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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91—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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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国策·燕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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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记·刺客列传》载，（傅鞠）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肴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余。意有所出，则长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易水以北”《史记正义》释之为：“以北谓燕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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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九《治国平天下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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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书》卷九五《西南夷南粤朝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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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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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汉书·西南夷南粤朝鲜传》载：“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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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德宗建中二年五月丙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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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宋史》卷三○六《柴成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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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魏源：《圣武记》卷一二《附录·武事余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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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俊杰：《关于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协作的思考》，《商业时代》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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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十一讲 历史交通地理（上）——华北、内蒙古、东北三大区域的道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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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是人类交通的途径，关乎国事民生。然而道路却不是从来就有的，鲁迅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是人踩出来的，远古时期，当先民在洪荒大地上踏出第一行脚印，留下第一个标记时，最早的道路就萌生了。从此，伴随先民的狩猎、采集、播种、收获……足迹成行，一条条道路延伸出来，交织成大地上重要的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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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固然是人踩出来的，但在没有技术可以从容不迫地逢山劈路遇水架桥的时代，先民的脚步落在什么地方，踏出一条伸向何方的道路，则与地理直接相关。中国大地上的重要道路均可追溯到史前时期，那时人们以自己的聚落为中心采集、渔猎，每向远处前进一步都需要探索与冒险，难以成行的地方自然无路可通，得以立足的地方则相联成行，为后辈所传承。道路的形成既受制于山川自然，也取决于人们足下的选择。最初的道路仅是人类在探索中形成的由家居之地到食物采集、渔猎地的途径，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道路增添了更多的功能，不仅服务于政治，也服务于国家。公元前3世纪秦帝国建立，在完成政治统一的同时，凭借驰道的修建，使车同轨、书同文成为秦统一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建了中国最早的道路交通网。《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即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驰道由数条道路构成交通网，囊括东西南北，“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1]。经过研究，可以确定的驰道分别为：（1）由咸阳沿渭河、泾河河谷西北越六盘山通向河西一带。（2）自淳化沿子午岭向北经鄂尔多斯高原至秦九原郡（今包头市西南），这条北上之路也被称为直道。（3）由咸阳东北行于临晋关（后改称蒲津关）渡黄河，沿汾河河谷北上，经平阳、太原至云中、代郡。（4）由关中经故道、褒斜道、子午道越秦岭至汉中，经金牛道越巴山入蜀。（5）由咸阳东南行出武关，沿丹江至汉水。（6）由咸阳东出函谷关，经洛阳、成皋至临淄。（7）由洛阳北渡黄河，沿太行山东麓经邯郸至蓟。陆上道路之外，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菏水、鸿沟运河的开凿又将黄河、淮河、长江各大河流水系南北相联，构成水路通道。[2]这些相联成网的道路不仅维系着地域间的联系，而且在代代相承中融入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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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具有鲜明的继承性，但明以前历史文献很少留下集中记载，追寻这些道路延伸的方向，相关信息散见于各类历史事件与考古学成果，其中与军事相关的事件几乎成为研究历史交通道路的关键性信息，故古代交通道路的研究多与军事地理研究相伴而行。明清两代商贸活动盛于前朝，为便于商旅出行，系统记载天下道路的著述越来越多，明人黄汴撰写《天下水陆路程》、憺漪子撰写《天下路程图引》等，意在为天下商旅指点行商路径，却也成为今日了解古代交通道路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中涉及天下主要道路，这些道路虽然见于明人记载，其历史却可溯至数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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