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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西周官道走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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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成周通向齐地的道路既是当时的官道，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主要道路。主要道路之外，另有连接各地的区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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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政事往来、军事征伐更加频繁，与道路相关的事件屡屡见载于史籍。《战国策》载有“秦兴师临周求九鼎”之事，这件事涉及沿黄河东行道路及其南下分支。事件起始于“秦临周而求九鼎”，周君请谋士颜率为其解难。颜率没有西行至秦，反而东向入齐，并告之齐王，周君愿献九鼎于齐，齐王大喜，发兵五万，逼秦退兵。周人的问题解决了，齐人随后向颜率索取九鼎。颜率给予齐人满意的答复后，随后问道：“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人以经魏国都城大梁相对，这条道路正是沿黄河东行至临淄的道路。听到这条道路，颜率马上对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这简直就是有去无回呀，齐王只好改口“寡人将寄径于楚”。此时秦将白起已攻下楚都郢，楚人迁都至陈（今河南淮阳），“寄径于楚”即绕过魏都大梁，从洛阳起步，东南行经今叶县、禹县、许昌至淮阳，转向商丘抵达临淄。九鼎代表天子之位，为国之重器，经行楚地更是如同羊入虎口，故颜率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无奈之下，齐王只好放弃了索取九鼎的愿望。[14]“秦兴师临周求九鼎”涉及的道路多与西周官道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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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洛阳南下至南阳的道路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沟通淮河流域及汉水流域的重要通道。历史时期主要道路有两条：一条为洛阳南下经今临汝、鲁山，沿沙河支流瀼河和白河支流鸭河河谷抵南阳，古称这条道路为三鵶路；另一条由洛阳起步，经今许昌、襄城、叶县、方城至南阳，这条道路也称方城路。[15]三鵶路与方城路南下抵达南阳，自南阳继续向南，沿汉水支流白河可达襄阳，进入长江中游地带。南阳盆地三面为山，盆地北侧为秦岭山脉东端的伏牛山地，南侧是大巴山脉的东端，东面为桐柏山、大别山。其中伏牛山东南余脉也称方城山，这道山体不仅构成南阳盆地的北方屏障，山口地带也是连接中原与江淮地带交通的必经之地与军事冲要。洛阳至南阳这条南下道路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以来的战事涉及这条道路者尤多。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鄂君启节》，记录了战国晚期长江中游一带车行路线与水路交通，其中溯汉水、白河及其支流溧水而上，至今南阳舍舟乘车改走陆路，从南阳盆地东北逾伏牛山口抵方城一带，折东南经汝、颍下游平原，渡淮抵寿春就是由长江中游通向中原地区的车行之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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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平原为主，道路纵横交错，多数道路具有继承性，千百年间保持着持续利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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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内蒙古、东北三大区域的道路系统历史悠久，在承担交通功能的同时，也伴随历史发展而出现区域性交通核心的转变。中国历史早期以豫西洛阳一带为核心，自金、元以来核心转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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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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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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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据调查，磁山文化南起漳河，北界已到保定以北的拒马河、大清河流域。”（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省分册》载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于清苑、顺平、曲阳、唐县、涞水、涿州、容城、徐水、安新、正定、平山、邯郸、柏乡、武安、永年、磁县等太行山东麓地带（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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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河北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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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旧唐书·颜杲卿传》载：“（天宝）十五年正月思明攻常山郡，城中兵少众寡不敌御备皆竭，其月八日城陷，杲卿、履谦为贼所执，送于东都。思明既陷常山，遂攻诸郡，邺、广平、巨鹿、赵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复为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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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旧唐书·李光弼传》载：“会郭子仪军东下井陉，收常山郡。贼将史思明以卒数万来援常山，追击破之，进收藁城等十余县，南攻赵郡……六月与贼将蔡希德、史思明、尹子奇战于常山郡之嘉山，大破贼党，斩首万计，生擒四千。思明露发跣足奔于博陵，河北归顺者十余郡。光弼以范阳禄山之巢穴将先断之，使绝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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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水经注》卷四《河水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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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唐书》卷二○六《杨国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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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元]王恽：《秋涧集》卷八○《中堂事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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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默特之变》载：“太监王振劝上亲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仓卒，举朝震骇。命太师英国公张辅、太师成国公朱勇率师以从，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学士曹鼐、张益等扈从。吏部尚书王直及大小群臣伏阙恳留，不允……遂偕王振并官军五十余万人……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声息愈急，随驾诸臣连上章留，振怒，悉令掠阵。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寇亦佯避，诱师深入……会前军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全军覆没，镇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势决不可行，振始有还意。明日班师大同，总兵郭登告学士曹鼐等，车驾入宜从紫荆关，庶保无虞，王振不听。振蔚州人因欲邀驾幸其第，既又恐损其禾稼，行四十里复转而东还。”“是日驾至土默特（土木堡），日尚未晡，去怀来仅二十里，众欲入保怀来。以王振辎重千余两（辆）未至，留待之。邝埜再上章，请车驾疾驱入关，而严兵为殿不报。又诣行殿力请，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驻土木，旁无水泉，又当敌冲。十四日辛酉欲行，敌已逼不敢动。人马不饮水已二日，饥渴之甚，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额森（也先）所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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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杨文才：《下辽河平原第四纪海陆变迁》，《中国东北平原第四纪自然环境形成与演化》，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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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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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雷晋豪：《周道：封建时代的官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0—115页。图11-2根据雷晋豪此书中插图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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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战国策》卷一《东周策》之《秦兴师临周求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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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文楚：《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发展》，《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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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谭其骧：《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均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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