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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秦汉时期西南部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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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历史中，汉代的西南夷经过部族之间的分合，形成被中原称为蛮、夷、瑶、僚等多种民族。至宋代，许多蛮夷民族已被同化、融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多数仍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高原。根据宋代文献记载分析，长江沿线是这些民族分布的北界。长江以南虽然设置有行政机构，但或为蛮夷民族聚居区，或为华夷混居，设置在这里的行政机构多为羁縻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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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西南地区大多数部族生产方式落后，许多地区甚至一直到20世纪中期仍保持着原始农业生产方式，山区尤为突出。山区闭塞落后，平原坝子却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成就。西南地区平原坝子所占面积十分有限，仅占全区面积的4.9%[25]，多数集中在今云南境内，不仅有着悠久的农业开发史，也是整个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战国末年楚人庄蹻入滇首先到达的地方即为滇池一带，“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26]”。滇池附近本是以农业为基本经济生活方式的滇部落活动区域，庄蹻带来的内地生产技术对于推动这里的农业生产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早在庄蹻进入之前，位于滇部落以西洱海一带的嶲部与昆明部都是保持畜牧业经济生活方式的部族，此后在滇池一带农业的推动下，云南平原坝子的农业基本遵循自东向西的空间开发进程，西汉时期主要发展于滇东北以及滇池一带，东汉开始向滇西北特别是洱海地区移动，经三国魏晋南北朝，云南与外界的来往逐渐增多，进入这里的内地人口也开始增加，至南诏时期云南的农业生产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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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代是云南社会经济变化最大的时期，引起变化的原因来自于元代的军屯、明代的卫所建置。这些与驻军相关的屯田主管机构驻地与主要交通道路有着明显的一致性，今昆明、大理两地既是云南连接四川、贵州的灵关道、石门关道、夜郎道的终点，又是连接印度、越南的天竺道、交趾道的起点。天竺道从今大理出发南下，经今保山至瑞丽出境；交趾道从今昆明出发经今建水沿元江南下至越南，另由今建水东行经今开远、富宁至今广西南宁，再通向越南。因此大理、昆明两地无论军事还是交通都有着重要意义，元代主要军屯地点基本以控制这两地为核心，形成东西向排列，其南向凸出的部分正是沿元江一线交趾道的走向（图12-5）。明代在云南都司之下设置的卫所走向与元代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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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云贵两地元明军屯、卫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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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代军队驻地与主要屯田区分布尽管基本一致，但农业开发力度完全不同，元代参与屯田的主要是爨人、僰人[27]，即白族。屯田参与者来自于当地，整个地区人口没有明显的增加，因此农业开发力度也没有大幅度提升。而明代就不同了，从明初即实行大规模移民，将内地农民迁入西南从事屯戍，充入卫所之中。[28]明初移民已经具有“土著者少，寄籍者多”的态势了，此后人口陆续迁入，使这一态势在云贵北部更为明显。明代卫所制度设置在增加整个云贵一带人口的同时，也在空间上改变了民族分布结构。由于卫所主要设置在北部，内地迁入的汉人也主要集中在北部。大量汉人进入北部一方面与当地生活在坝子中的白族等民族杂居，另一方面则推动着其他民族向南迁，向山区迁移。今天西南地区一些民族分布在海拔很高的山区，明朝以来内地人口的迁入是促使这些民族走向深山的重要原因。随着内地汉人的进入，取代、排挤生活在平坝中的僰人、爨人，即白族等；僰人、爨人又取代、排挤其他民族，最终迫使其他民族南迁的同时，一步步走向山区，并从山麓走向山巅。平地坝子与山地之间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居住在坝子上的民族生产方式都较先进，山上的民族则相对落后；随着居住位置增高，生活在那里的民族生产方式趋于原始，山上山下在生产方式、社会进步方面可相差几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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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高原的东部为贵州，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地区为石灰岩所覆盖，地形破碎，土壤贫瘠。贵州的自然地理条件制约了这里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当地的土著主要为苗、瑶等民族。元代军屯、明代卫所同样影响到贵州的人口构成与经济进程。明代贵州都司所辖卫所也主要集中在北部，并分布在连接四川、云南、广西的道路沿线。总体来看，卫所分布界限以北是卫所的主要屯戍地，行政机构的设置也与内地一致，以府、州、县为主；这条界限以南地区以当地土著民族为主，行政管理形式采取土司制度，土官与流官不同之处在于，土官来自当地土著首领，流官则为朝廷命官，凡实行土司制度所在地，均为当地土著民族的聚居区（图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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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道路将西南地区与内地连为一体，民族融合、文化传布，同时也带来基于经济发展进程而呈现的人口地理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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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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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四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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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中国通向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北非的重要道路，然而这条道路的得名却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1877年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与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并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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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绸之路的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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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官方开凿始于西汉时期，但在此之前数千年间，这条道路上早已存在民间往来，并为道路沿线留下了大量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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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的传入就是丝绸之路上民间往来的结果。冬小麦位在五谷之列，为中国传统粮食作物，其原产地却在西亚及西南亚，大约4000年前（也许更早）传入中国。来自新疆的考古发掘让我们看到了塔里木盆地东端孔雀河下游一处距今4000年的墓葬中保存完好的小麦粒[29]，另外在天山东部巴里坤县新石器时代土墩遗址中也发现了碳化小麦粒[30]，这些史前时期的小麦粒指示了小麦传入新疆的时代。从新疆一路向东，依年代在空间上循新疆→甘肃→陕西→中原形成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就是冬小麦传入中国的路径。[31]依循这一传播路线，殷商时期小麦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的粮食作物之一，这时距官方丝绸之路开通大约1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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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开通丝绸之路始于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秦汉时期，北方草原活跃着马背民族匈奴人，汉武帝时期凭借文、景两朝奠基的雄厚国力，一改以往的和亲政策，决定与匈奴进行正面军事交锋。为了获得军事成功，汉武帝希望与活动在西域的大月氏建立军事联盟，对匈奴形成东西夹攻之势。但是，那时无论朝廷还是民间对于通向西域的道路都不熟悉，不仅需要专使出使西域与月氏人建立联盟，也有必要探明陌生的西行交通，张骞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出使西域的。然而，张骞出使并不顺利，途中被匈奴人俘获，并在那里娶妻生子，十余年后终于找到机会逃离匈奴人的控制，西行越过葱岭，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在大夏（今阿姆河上游）一带找到月氏人；但是这时月氏人几经迁徙，不但摆脱了匈奴人以及乌孙人的攻击，而且征服了大夏，拥有了土地肥沃的阿姆河流域，并逐渐由游牧生活改为定居农业，完全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不能与大月氏建立军事联盟，张骞只好归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终于于公元前126年趁匈奴内乱脱身回到长安。此次，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但在西域十余年的居留之中却对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廷开辟通往西域的官方道路提供了资料。随后汉将卫青、霍去病数次率兵北击匈奴，为中原汉地摆脱了常年处于匈奴人南下军事威胁之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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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出使西域，为官方开启丝绸之路做出了重要贡献。《史记·大宛传》载：“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刘宋时人裴骃《史记集解》引苏林释司马迁“凿空”为：“凿空，开通也。骞开通西域。”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称：“西域险阨，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均将官方开通丝绸之路归于张骞凿空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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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经过武力较量以及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进一步扩大了汉廷在西域各地的影响。公元前68年西汉政府派侍郎郑吉率兵在车师（今吐鲁番盆地）屯田，且统管天山以南各地；公元前60年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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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西汉时期官方开通丝绸之路的历史，《汉书·郑吉传》总结得十分贴切：“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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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丝绸之路的道路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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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中国部分主要由两段组成，一段自长安经河西走廊至玉门关，另一段为西域境内的各条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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