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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新疆段的走向与分支深受地形与自然地理条件影响，当代地理学用“三山夹两盆”概括新疆地形，三山自北向南分别是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为准噶尔盆地，盆地中央为中国第二大沙漠库尔班通古特沙漠；天山与昆仑山之间为塔里木盆地，盆地中央为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天山南北两大沙漠之外，新疆与甘肃交界处又有库姆塔格沙漠，虽然这处沙漠面积只有2.2万平方公里，却为交通带来巨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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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深处欧亚大陆腹心地带，气候极端干旱，除伊犁河谷地带年降雨量可达300—500毫米，全区大部分在200毫米左右，吐鲁番盆地年降雨量不足50毫米，而各地蒸发量几乎都在2000毫米以上，其中吐鲁番盆地可达3000毫米。大自然赋予新疆大漠戈壁这片黄色的同时，也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山顶留下白色的冰雪，正是这些冰雪融化而成的雪水滋润了山下的绿洲，为大漠荒原添加了生命之色。依托这些绿洲，建立了西域历史早期的国家，《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唐人颜师古注《汉书》“谓西域国为城郭者，言不随畜牧迁徙”。颜师古说得非常清楚，这三十六国是拥有定居生活的农业国，每个国家都坐落在一处绿洲上，而一处绿洲与另一处绿洲被荒漠分离，相距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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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丝绸之路新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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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理环境制约，西域各个国度坐落在绿洲上，沟通东西的道路也行经绿洲之间。绿洲的存在，支撑了道路的存在。由于自然环境复杂，丝绸之路西域段由数条道路组成，其中行经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西域南道与西域北道开通最早，几乎在西汉政府经营西域的初期就被纳入到官方通道中。“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34]自河西走廊西行，玉门关、阳关是两个重要关口。玉门关位于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这里正是疏勒河所经之地。疏勒河源于祁连山，西北流，最后注入罗布泊，沿河地带是穿越库姆塔格沙漠必经之路。西距汉代玉门关20公里疏勒河古道旁的凹地上，设置了军需仓库河仓城，俗称大方盘城。河仓城西是一面湖泊，水平如镜，岸边长满芦苇、红柳。玉门关以及河仓城共同组成控制西行道路的关隘。阳关位于今甘肃敦煌西南，汉代在这里设关，控制的地理形势依然是水源。考古学界认为渥洼池和西土沟均是阳关一带的水源，依托这些水源历史上关城附近存在绿洲，这片绿洲既是沙漠中的生命之源，也是设关控制的冲要地带。玉门关与阳关分别属于西出河西走廊的北关与南关，出关之后需要穿越的则是库姆塔格沙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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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西出阳关还是玉门关，穿过库姆塔格沙漠均会到达楼兰，再从这里沿塔里木盆地边缘分为西域北道与西域南道两条分支。西域北道沿天山南麓西行，一路经行渠犁（今新疆库尔勒）、龟兹（今新疆库车）至疏勒（今新疆喀什）；西域南道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经行且末、于阗（新疆和田）、莎车（今新疆莎车）至疏勒。西域南、北两道均应从天山南脉与昆仑山结合处的乌恰山口沿克孜勒苏河进入中亚。西域北道与西域南道是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最早开通的官方通道，继此之后，东汉明帝时期在伊吾庐（今新疆哈密）置宜禾都尉，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当时称为新道，后世将其称为新北道；其走向为出玉门关西北行，经伊吾翻越天山至巴里坤，再西行穿过达坂进入吐鲁番，最后汇入西域北道。[36]这条道路也被称为大海道，所谓的大海不是蔚蓝色的海水，而是为黄沙覆盖的沙海。两汉魏晋时期中原王朝对于西域的控制主要限于天山以南今南疆地区，天山以北仍属于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唐代继在天山以南设置安西都护府之后，又在天山以北设置了北庭都护府，伴随中原王朝的力量从南疆伸向北疆，一条连接北疆的道路随即开通，这条道路事实上是东汉年间开辟的新北道西向延伸的结果，即经今哈密、巴里坤、吉木萨尔，沿天山北麓西行指向伊犁[37]，被后世称为北新道。[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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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丝绸之路各条分支是新疆段的主要通行道路，属于丝绸之路组成部分的还有其他分支。其中由四川进入青海的吐谷浑道对于沟通长江流域与西北地区意义重大，吐谷浑道沿青藏高原边缘经行今汶川踏上松潘草地[39]，从这里进入青海，并沿柴达木盆地北缘行走，西北出阿尔金山山口，从今且末汇入西域南道。这条道路大概蜀汉时期已经存在官方往来，东晋乃至刘宋时期都利用过这条道路；此后位于河西走廊的北凉政权曾数次遣使至南方的刘宋政权，试图联合抗击北魏，使臣由河西走廊进入长江流域的路径即由青海至四川，再顺江而下到建康（今江苏南京）。[40]南齐政权立国于长江流域，开国不久曾试图联合北方草原民族柔然人共同打击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政权北魏，也派使者从今四川出发沿青藏高原边缘进入青海。[41]另有穿行于北方草原之中的居延道，基本路线以位于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居延海为核心，西行进入今新疆。[42]此外，丝绸之路各条分支之中，应该提及的还有由今青海西宁西北行，经大通、门源，通过大斗拔谷穿越祁连山，出扁都口，至河西走廊张掖的道路，道路穿行于高山峡谷中，蜿蜒险峻，其上发生过许多重要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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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各条分支并非形成于同一个时代，道路交汇之处的交通枢纽也随之变化。《隋书·裴矩传》有过这样的记述：“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出口，伊吾、高昌、鄯善则是丝绸之路新疆段重要的交通枢纽。《汉书·西域传》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古楼兰国即鄯善之地，从敦煌穿越库姆塔格沙漠道路与西域北道、西域南道交汇于此，形成西行道路上最早的交通枢纽。自东汉时期开辟新北道，伊吾（今哈密）地位逐渐上升，且在以后的历史中始终显示出重要的作用。高昌即吐鲁番，西汉大将李广利就曾率领部队在此屯田，修建高昌壁，此后陆续为高昌郡郡治、高昌国国都；自新北道开辟之后，吐鲁番成为联通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伊吾与吐鲁番地位的上升是西行道路的重心东移、北移的结果，在这一转移过程之中，楼兰的地位逐渐衰落，并在4世纪前后随着水源转移而彻底湮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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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通枢纽的变化相似，事实上丝绸之路新疆段各条分支开通之后，并非一贯畅通无阻，受绿洲国家与草原游牧民族、中原王朝之间关系的影响，道路时断时续，乃至于主次更迭始终是丝绸之路交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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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间，西行古道上留下无数脚印，其中有出使西域的使节，有戍边守土的将士，有西行求法的高僧，也有往来东西的商旅，时代不同，目标不同，他们选择的道路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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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是西汉时期的一件大事，但无论《史记》还是《汉书》对于张骞第一次出使路线都没有清晰的记载，学术界根据西域三十六国的分布、汉将李广利出兵西域路线以及张骞居留匈奴之地等相关记载，认为张骞第一次出使进入西域的经行路线为西域北道，回归路线为经西域南道穿行阿尔金山山口进入青海，再由大斗拔谷翻越祁连山来到河西走廊，回到长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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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一部小说使唐玄奘西行取经之事家喻户晓，玄奘西行归来书写《大唐西域记》记述取经历程，唐僧人慧立另撰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部著作都涉及玄奘取经路线。贞观元年（627）玄奘出发时出玉门关，经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西行翻越天山南脉经别迭里山口进入中亚热海（今伊塞克湖）一带，过铁门（今乌兹别克南部布兹嘎拉山口），经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今巴基斯坦北部至印度。十余年游学、讲经，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回归之路选择西域南道，经行于阗、且末进入河西走廊。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玄奘从今帕米尔高原归来，究竟选择了哪个山口？这个问题中外学者都有过探讨，其中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以及后续论文对于这一问题形成了权威性结论[44]。王小甫的研究将视角落在帕米尔高原的西部，这一地区既涉及历史时期西域与吐蕃之间的交通道路，也关系到翻越帕木尔高原进入今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路径。王小甫指出，唐代西域与吐蕃之间主要存在三条交通路径，即东部为经由阿尔金山山口进入西域的通道；中部属于翻越昆仑山、喀喇昆山的道路，这条道路的走向基本与今连接新疆、西藏两地的219国道吻合；西部道路绕帕米尔高原南部，其中沿播密川（今大帕米尔谷地）至渴饭檀（今塔什库尔干）进入西域的道路，就是玄奘归来所经之路。[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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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雪山绘成大气磅礴的西部景观，但也成为西行路上的阻碍。即使当代，乘坐汽车置身于大漠、雪山之中，也会陷入巨大的环境压力中，西域路途上的古人面临的艰辛更甚于当代。十六国时期高僧法显与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均留下古道上大漠、雪山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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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长安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至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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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惛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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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西行求法的高僧与戍边守土的将士均已随着历史的前行而淡出我们的视线，但大西北的大漠雪山依旧大气磅礴，浑厚苍凉。312国道、连霍公路、兰新铁路、乌伊铁路……取代了往日的古道，历史早已走出“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的时代，唯有东、西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往一如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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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丝绸之路的物质与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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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从长安起步，经今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进入中亚，沿阿姆河、锡尔河、咸海、里海、黑海至地中海沿岸，数千年来，这条道路不仅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自身也积淀了深厚的历史。丝绸之路横贯欧亚大陆中部，自然条件与历史文化最为复杂的当属中国新疆段，自17世纪之后陆续有国外考察队针对西域山川地理、生物、矿产等进行考察；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英、法、德、俄、瑞典、日等国探险家、考察家陆续来到中国西北，以考古发掘为主，且广泛涉及历史、民族、语言、宗教等众多方面[48]，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将考察推向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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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考察揭开了蒙在新疆历史文化上的面纱，使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不再停留在文字记载之中，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物品引领我们走近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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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承担东、西方之间物质与文化交流媒介的基础，首先是人口自身的流动与迁移。确定新疆境内早期的人口流动方向与人群来源，古代人种分析是最好的证据。最初针对新疆古代人种展开研究的是西方人，斯坦因、斯文·赫定在新疆采集的几具头骨成为最早的研究样本，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逐渐将人种纳入重要研究范围[49]。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涉及几个人种类型，其中欧罗巴人种几乎都与中国古代文献提到的塞种人相关，而塞种人的先祖就是分布在东欧森林——草原交界地带的原始欧洲人，以此为基础通过迁移进一步分化为其他类型。[50]人种鉴定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新疆历史早期欧罗巴人种占明显优势，这些来自中亚、南亚、西亚甚至俄罗斯草原的人群，携带着属于各自迁出地的文化进入新疆。就总体而言新疆蒙古人种比例很低，但不同地区也有差异，其中哈密焉布拉克墓葬被鉴定头骨72.4%属于蒙古人种。蒙古人种属于东方的人种类型，哈密地处古西域通向东方的门户，自东向西迁入新疆的蒙古人种自然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带。面对新疆历史早期人种的构成特点，古人类学研究者韩康信指出：“至少在汉代以前，东、西方人种在新疆境内存在反向渗入，但相比之下，蒙古人种向西的渗入比较零碎，不如西方人种的东进活跃。”这些不同文化属性人群的空间活动，为新疆早期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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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人群带来流动的文化，语言既是传承人类文明的工具，也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与空间分布。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民丰尼雅遗址发现佉卢文木牍文书，在若羌的磨朗遗址发现古印度婆罗迷字体写成的梵文贝叶，在楼兰遗址发现写在木片或纸上的佉卢文文书以及窣利语文字（亦称粟特语）纸片。佉卢文是一种印度古文字，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流行于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南部）。斯坦因指出磨朗的梵文贝叶“由婆罗迷字体看，年代不超过第四世纪”，且这片贝叶书写于印度；至于楼兰发现的佉卢文与尼雅相似，而窣利文则“流行于今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一带的古康居国”。[51]此外，谈及新疆境内使用的古语言，必须提到吐火罗语，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西支，文化源地为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这种语言以婆罗迷文书写。吐火罗语的持有者为吐火罗人，大量考古发现证明这是“最早定居天山南北的古民族之一，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兴起的月氏人、塔里木盆地北部的龟兹人、焉耆人、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皆为吐火罗系统民族”[52]。上述新疆考古发现的几种文字均属于印欧语系，且起源于不同地带，其中佉卢文与吐火罗文两种文字发现物最多，并形成西域北道以吐火罗文为主，而西域南道以佉卢文为多的分布格局。明确了新疆历史早期语言类型，接下来需要关注的则是这些语言的使用范围，中外考古提供的证据显示，上述文字书写物包括佛经、文书、契约、书信等，这说明无论佉卢文还是吐火罗文等既通行于官方，也应用于民间，既是庙堂用语，也是世俗语言；这样的使用力度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事实，即新疆历史早期的人口主要为操印欧语系的文化人群[53]，这一结论与人种鉴定结果几乎全部吻合，进而从人种与文化两个方面落实了新疆早期历史创造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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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历史文化中的另一条线索就是汉文化的进入。中外考古均发现公元前后这一时段，不但墓葬中蒙古人种头骨比例提升，且在尼雅、楼兰等遗址发现汉文木牍以及汉代铜钱等，这说明从这一历史阶段东方的文化以及人群逐渐进入西域，并且影响不断增强。而这显然与西汉以来官方丝绸之路的凿空以及西域都护府等政权机构的设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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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携带者，在原始印欧人为主的文化基础上，以后新疆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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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干旱少雨，天山、昆仑山下的绿洲不仅成为农耕民族的定居之地，而且也是游牧民族往来的通道，自官方丝绸之路开辟以来，绿洲上三十六国乃至中原政权外，匈奴、柔然、铁勒、薛延陀、突厥、回纥等骑马民族交相辉映在西域的土地上，但真正对于文化起改变作用的是突厥人。其结果如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所说：“在8世纪后半期，突厥各部落征服该地区以前，塔里木南北的印欧绿洲，从莎车和于阗到罗布泊，从喀什、库车、焉耆到吐鲁番，他们的文化不是来自阿尔泰文明和草原文明，而是来自伟大的印度和伊朗文明。”[54]历史时期西域绿洲上印欧文化占据主角时代的终结者是突厥人。那么，突厥人所持有的文化又来自何方，属于何种类型？对于突厥人，格鲁塞是这样讲的：“他们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这一事实已由伯希和认定，属于匈奴人的原始突厥特征所证实。”而匈奴人以及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蒙古人“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颏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耳环”[55]。格鲁塞对于匈奴乃至突厥人的描述，传递给我们的是蒙古人种的形象。体质人类学对于人种的分类，也有突厥人不属于典型的蒙古人种，而是黄种人与白种人混血的说法。然而，无论分类如何细化，突厥人的来源、文化与原来绿洲上的印欧人都是不同的，从突厥人登上历史舞台到最后融入其他民族之中的几百年内[56]，西域是这一草原民族的重要活动场所。几百年中突厥人不仅活动在这里，而且将自己的文化留在这里，改变、替代着原有的文化。也许在所有文化更迭之中，语言的替代最为明显，突厥人持有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位于今蒙古国境内的8世纪突厥语碑铭证明了古突厥语与今突厥语族一些语种语言分类的一致性，即6—8世纪时期突厥人用自己的语言取代了当地原印欧语系的语言，并延续至今，今天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等语种均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大约6—8世纪出现的突厥化过程，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重大文化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