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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通枢纽的变化相似，事实上丝绸之路新疆段各条分支开通之后，并非一贯畅通无阻，受绿洲国家与草原游牧民族、中原王朝之间关系的影响，道路时断时续，乃至于主次更迭始终是丝绸之路交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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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间，西行古道上留下无数脚印，其中有出使西域的使节，有戍边守土的将士，有西行求法的高僧，也有往来东西的商旅，时代不同，目标不同，他们选择的道路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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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是西汉时期的一件大事，但无论《史记》还是《汉书》对于张骞第一次出使路线都没有清晰的记载，学术界根据西域三十六国的分布、汉将李广利出兵西域路线以及张骞居留匈奴之地等相关记载，认为张骞第一次出使进入西域的经行路线为西域北道，回归路线为经西域南道穿行阿尔金山山口进入青海，再由大斗拔谷翻越祁连山来到河西走廊，回到长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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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一部小说使唐玄奘西行取经之事家喻户晓，玄奘西行归来书写《大唐西域记》记述取经历程，唐僧人慧立另撰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部著作都涉及玄奘取经路线。贞观元年（627）玄奘出发时出玉门关，经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西行翻越天山南脉经别迭里山口进入中亚热海（今伊塞克湖）一带，过铁门（今乌兹别克南部布兹嘎拉山口），经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今巴基斯坦北部至印度。十余年游学、讲经，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回归之路选择西域南道，经行于阗、且末进入河西走廊。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玄奘从今帕米尔高原归来，究竟选择了哪个山口？这个问题中外学者都有过探讨，其中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以及后续论文对于这一问题形成了权威性结论[44]。王小甫的研究将视角落在帕米尔高原的西部，这一地区既涉及历史时期西域与吐蕃之间的交通道路，也关系到翻越帕木尔高原进入今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路径。王小甫指出，唐代西域与吐蕃之间主要存在三条交通路径，即东部为经由阿尔金山山口进入西域的通道；中部属于翻越昆仑山、喀喇昆山的道路，这条道路的走向基本与今连接新疆、西藏两地的219国道吻合；西部道路绕帕米尔高原南部，其中沿播密川（今大帕米尔谷地）至渴饭檀（今塔什库尔干）进入西域的道路，就是玄奘归来所经之路。[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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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雪山绘成大气磅礴的西部景观，但也成为西行路上的阻碍。即使当代，乘坐汽车置身于大漠、雪山之中，也会陷入巨大的环境压力中，西域路途上的古人面临的艰辛更甚于当代。十六国时期高僧法显与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均留下古道上大漠、雪山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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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长安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至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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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惛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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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西行求法的高僧与戍边守土的将士均已随着历史的前行而淡出我们的视线，但大西北的大漠雪山依旧大气磅礴，浑厚苍凉。312国道、连霍公路、兰新铁路、乌伊铁路……取代了往日的古道，历史早已走出“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的时代，唯有东、西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往一如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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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丝绸之路的物质与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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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从长安起步，经今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进入中亚，沿阿姆河、锡尔河、咸海、里海、黑海至地中海沿岸，数千年来，这条道路不仅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自身也积淀了深厚的历史。丝绸之路横贯欧亚大陆中部，自然条件与历史文化最为复杂的当属中国新疆段，自17世纪之后陆续有国外考察队针对西域山川地理、生物、矿产等进行考察；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英、法、德、俄、瑞典、日等国探险家、考察家陆续来到中国西北，以考古发掘为主，且广泛涉及历史、民族、语言、宗教等众多方面[48]，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将考察推向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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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考察揭开了蒙在新疆历史文化上的面纱，使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不再停留在文字记载之中，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物品引领我们走近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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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承担东、西方之间物质与文化交流媒介的基础，首先是人口自身的流动与迁移。确定新疆境内早期的人口流动方向与人群来源，古代人种分析是最好的证据。最初针对新疆古代人种展开研究的是西方人，斯坦因、斯文·赫定在新疆采集的几具头骨成为最早的研究样本，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逐渐将人种纳入重要研究范围[49]。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涉及几个人种类型，其中欧罗巴人种几乎都与中国古代文献提到的塞种人相关，而塞种人的先祖就是分布在东欧森林——草原交界地带的原始欧洲人，以此为基础通过迁移进一步分化为其他类型。[50]人种鉴定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新疆历史早期欧罗巴人种占明显优势，这些来自中亚、南亚、西亚甚至俄罗斯草原的人群，携带着属于各自迁出地的文化进入新疆。就总体而言新疆蒙古人种比例很低，但不同地区也有差异，其中哈密焉布拉克墓葬被鉴定头骨72.4%属于蒙古人种。蒙古人种属于东方的人种类型，哈密地处古西域通向东方的门户，自东向西迁入新疆的蒙古人种自然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带。面对新疆历史早期人种的构成特点，古人类学研究者韩康信指出：“至少在汉代以前，东、西方人种在新疆境内存在反向渗入，但相比之下，蒙古人种向西的渗入比较零碎，不如西方人种的东进活跃。”这些不同文化属性人群的空间活动，为新疆早期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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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人群带来流动的文化，语言既是传承人类文明的工具，也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与空间分布。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民丰尼雅遗址发现佉卢文木牍文书，在若羌的磨朗遗址发现古印度婆罗迷字体写成的梵文贝叶，在楼兰遗址发现写在木片或纸上的佉卢文文书以及窣利语文字（亦称粟特语）纸片。佉卢文是一种印度古文字，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流行于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南部）。斯坦因指出磨朗的梵文贝叶“由婆罗迷字体看，年代不超过第四世纪”，且这片贝叶书写于印度；至于楼兰发现的佉卢文与尼雅相似，而窣利文则“流行于今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一带的古康居国”。[51]此外，谈及新疆境内使用的古语言，必须提到吐火罗语，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西支，文化源地为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这种语言以婆罗迷文书写。吐火罗语的持有者为吐火罗人，大量考古发现证明这是“最早定居天山南北的古民族之一，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兴起的月氏人、塔里木盆地北部的龟兹人、焉耆人、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皆为吐火罗系统民族”[52]。上述新疆考古发现的几种文字均属于印欧语系，且起源于不同地带，其中佉卢文与吐火罗文两种文字发现物最多，并形成西域北道以吐火罗文为主，而西域南道以佉卢文为多的分布格局。明确了新疆历史早期语言类型，接下来需要关注的则是这些语言的使用范围，中外考古提供的证据显示，上述文字书写物包括佛经、文书、契约、书信等，这说明无论佉卢文还是吐火罗文等既通行于官方，也应用于民间，既是庙堂用语，也是世俗语言；这样的使用力度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事实，即新疆历史早期的人口主要为操印欧语系的文化人群[53]，这一结论与人种鉴定结果几乎全部吻合，进而从人种与文化两个方面落实了新疆早期历史创造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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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历史文化中的另一条线索就是汉文化的进入。中外考古均发现公元前后这一时段，不但墓葬中蒙古人种头骨比例提升，且在尼雅、楼兰等遗址发现汉文木牍以及汉代铜钱等，这说明从这一历史阶段东方的文化以及人群逐渐进入西域，并且影响不断增强。而这显然与西汉以来官方丝绸之路的凿空以及西域都护府等政权机构的设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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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携带者，在原始印欧人为主的文化基础上，以后新疆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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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干旱少雨，天山、昆仑山下的绿洲不仅成为农耕民族的定居之地，而且也是游牧民族往来的通道，自官方丝绸之路开辟以来，绿洲上三十六国乃至中原政权外，匈奴、柔然、铁勒、薛延陀、突厥、回纥等骑马民族交相辉映在西域的土地上，但真正对于文化起改变作用的是突厥人。其结果如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所说：“在8世纪后半期，突厥各部落征服该地区以前，塔里木南北的印欧绿洲，从莎车和于阗到罗布泊，从喀什、库车、焉耆到吐鲁番，他们的文化不是来自阿尔泰文明和草原文明，而是来自伟大的印度和伊朗文明。”[54]历史时期西域绿洲上印欧文化占据主角时代的终结者是突厥人。那么，突厥人所持有的文化又来自何方，属于何种类型？对于突厥人，格鲁塞是这样讲的：“他们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这一事实已由伯希和认定，属于匈奴人的原始突厥特征所证实。”而匈奴人以及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蒙古人“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颏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耳环”[55]。格鲁塞对于匈奴乃至突厥人的描述，传递给我们的是蒙古人种的形象。体质人类学对于人种的分类，也有突厥人不属于典型的蒙古人种，而是黄种人与白种人混血的说法。然而，无论分类如何细化，突厥人的来源、文化与原来绿洲上的印欧人都是不同的，从突厥人登上历史舞台到最后融入其他民族之中的几百年内[56]，西域是这一草原民族的重要活动场所。几百年中突厥人不仅活动在这里，而且将自己的文化留在这里，改变、替代着原有的文化。也许在所有文化更迭之中，语言的替代最为明显，突厥人持有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位于今蒙古国境内的8世纪突厥语碑铭证明了古突厥语与今突厥语族一些语种语言分类的一致性，即6—8世纪时期突厥人用自己的语言取代了当地原印欧语系的语言，并延续至今，今天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等语种均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大约6—8世纪出现的突厥化过程，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重大文化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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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历史上第二次重大文化更迭为伊斯兰化过程。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于阿拉伯半岛，大约7世纪中后期即传入中国。丝绸之路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重要路径，但最初伊斯兰教对于西域的影响并不普遍，伊斯兰化过程发生在蒙古人建立的东察哈台汗国时期。13世纪初，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次子察哈台获得了从中亚阿姆河到阿尔泰山一带的土地，并渐次将天山以南并入其中。这些绿洲地带的自然条件使蒙古汗国的统治者逐渐放弃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农耕生产，并放弃原来的信仰，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东察哈台汗国接受伊斯兰教乃至带动整个新疆伊斯兰化进程中，秃黑鲁帖木儿汗起了重要作用。秃黑鲁帖木儿汗是成吉思汗第七代孙，皈依伊斯兰教发生在这位大汗登基后的第六年（1353），《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用了整整一章记述这位蒙古大汗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其中当高大强壮的异教徒与矮小羸弱的穆斯林交手失败后，“人们大声欢呼，当天有十六万人剪掉长发皈依了伊斯兰教”，为皈依过程带来神圣的光环。“于是伊斯兰教的光辉驱散了不信的暗影，在察哈台汗国这一地区传布开来。”[57]1514年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后人萨义德汗创建了叶尔羌汗国，汗国的政治中心设在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强盛时期统辖范围从昆仑山北麓至天山南麓，囊括西域南、北两道全部空间，西面包括整个帕米尔及瓦罕地区，东至嘉峪关与明朝相邻。叶尔羌汗国所统治地区包括当时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伊斯兰教文化区和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区，汗国的建立将两种文化统一到伊斯兰教之下，正是这一政治与文化统一，为维吾尔族从古代民族向近代民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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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出现不仅为新疆造就了文化基础，而且沟通了欧亚大陆东西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东方的首先是凌驾于人类之上的衮衮众神，大约公元前5、6世纪佛教诞生于南亚，西汉末年就传入中国，公元2世纪东汉王朝都城洛阳出现了第一座官方佛寺——白马寺，白马寺的修建说明佛教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内地。沿着丝绸之路，佛祖与众神一路东行，留下大量石窟佛寺，包括如今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甘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继佛教之后，魏晋到隋唐时期，诞生于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伊斯兰教也沿丝绸之路先后传入中国，这些宗教的众神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仰，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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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不仅是宗教，汉代胡桃、葡萄、胡瓜、胡葱、胡椒、胡桐、胡萝卜等水果、蔬菜十有八九来自西方，此外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和杂技等也在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中被带到东方。同样是魏晋到隋唐时期，随着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支的粟特人大批迁入中国，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也陆续传入东方。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不仅获得了来自于西方的物质与文化，也将诞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丝绸、瓷器、茶叶乃至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输入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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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通道上，若想分清哪些是西方、哪些是东方的，需进行大量的研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不仅融入了彼此的历史中，也使这条道路从历史延伸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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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西南地区远离中原，交通道路不仅成为连接国家政治中心的支撑体，且在经济、文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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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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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7—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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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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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戊午，帝亲率诸军围河东郡，分遣大郎、二郎、长史裴寂，勒兵各守一面……帝曰：‘兵临蒲坂，诸君欲以舜职见推，此意可知，未烦如此。必为僚属增府，任从便宜加置。’……丙辰，冯翊太守萧造率官属举郡归义。相继有华阴县令李孝常据永丰仓，遣子弟妹夫窦轨等送款，仍便应接河西关上兵马。又京兆万年、醴泉等诸县，皆遣使至。帝曰：‘吾未济者，正须此耳。今既事办，可以济乎！’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河。庚申，率诸军以次而渡。甲子，舍于朝邑长春宫。……己巳，帝之蒲津，观河东城。庚午，南过永丰仓。是夜，宿于临晋泺、渭合流之处，将渡渭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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