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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干旱少雨，天山、昆仑山下的绿洲不仅成为农耕民族的定居之地，而且也是游牧民族往来的通道，自官方丝绸之路开辟以来，绿洲上三十六国乃至中原政权外，匈奴、柔然、铁勒、薛延陀、突厥、回纥等骑马民族交相辉映在西域的土地上，但真正对于文化起改变作用的是突厥人。其结果如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所说：“在8世纪后半期，突厥各部落征服该地区以前，塔里木南北的印欧绿洲，从莎车和于阗到罗布泊，从喀什、库车、焉耆到吐鲁番，他们的文化不是来自阿尔泰文明和草原文明，而是来自伟大的印度和伊朗文明。”[54]历史时期西域绿洲上印欧文化占据主角时代的终结者是突厥人。那么，突厥人所持有的文化又来自何方，属于何种类型？对于突厥人，格鲁塞是这样讲的：“他们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这一事实已由伯希和认定，属于匈奴人的原始突厥特征所证实。”而匈奴人以及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蒙古人“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颏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耳环”[55]。格鲁塞对于匈奴乃至突厥人的描述，传递给我们的是蒙古人种的形象。体质人类学对于人种的分类，也有突厥人不属于典型的蒙古人种，而是黄种人与白种人混血的说法。然而，无论分类如何细化，突厥人的来源、文化与原来绿洲上的印欧人都是不同的，从突厥人登上历史舞台到最后融入其他民族之中的几百年内[56]，西域是这一草原民族的重要活动场所。几百年中突厥人不仅活动在这里，而且将自己的文化留在这里，改变、替代着原有的文化。也许在所有文化更迭之中，语言的替代最为明显，突厥人持有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位于今蒙古国境内的8世纪突厥语碑铭证明了古突厥语与今突厥语族一些语种语言分类的一致性，即6—8世纪时期突厥人用自己的语言取代了当地原印欧语系的语言，并延续至今，今天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等语种均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大约6—8世纪出现的突厥化过程，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重大文化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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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历史上第二次重大文化更迭为伊斯兰化过程。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于阿拉伯半岛，大约7世纪中后期即传入中国。丝绸之路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重要路径，但最初伊斯兰教对于西域的影响并不普遍，伊斯兰化过程发生在蒙古人建立的东察哈台汗国时期。13世纪初，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次子察哈台获得了从中亚阿姆河到阿尔泰山一带的土地，并渐次将天山以南并入其中。这些绿洲地带的自然条件使蒙古汗国的统治者逐渐放弃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农耕生产，并放弃原来的信仰，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东察哈台汗国接受伊斯兰教乃至带动整个新疆伊斯兰化进程中，秃黑鲁帖木儿汗起了重要作用。秃黑鲁帖木儿汗是成吉思汗第七代孙，皈依伊斯兰教发生在这位大汗登基后的第六年（1353），《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用了整整一章记述这位蒙古大汗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其中当高大强壮的异教徒与矮小羸弱的穆斯林交手失败后，“人们大声欢呼，当天有十六万人剪掉长发皈依了伊斯兰教”，为皈依过程带来神圣的光环。“于是伊斯兰教的光辉驱散了不信的暗影，在察哈台汗国这一地区传布开来。”[57]1514年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后人萨义德汗创建了叶尔羌汗国，汗国的政治中心设在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强盛时期统辖范围从昆仑山北麓至天山南麓，囊括西域南、北两道全部空间，西面包括整个帕米尔及瓦罕地区，东至嘉峪关与明朝相邻。叶尔羌汗国所统治地区包括当时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伊斯兰教文化区和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区，汗国的建立将两种文化统一到伊斯兰教之下，正是这一政治与文化统一，为维吾尔族从古代民族向近代民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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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出现不仅为新疆造就了文化基础，而且沟通了欧亚大陆东西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东方的首先是凌驾于人类之上的衮衮众神，大约公元前5、6世纪佛教诞生于南亚，西汉末年就传入中国，公元2世纪东汉王朝都城洛阳出现了第一座官方佛寺——白马寺，白马寺的修建说明佛教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内地。沿着丝绸之路，佛祖与众神一路东行，留下大量石窟佛寺，包括如今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甘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继佛教之后，魏晋到隋唐时期，诞生于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伊斯兰教也沿丝绸之路先后传入中国，这些宗教的众神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仰，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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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不仅是宗教，汉代胡桃、葡萄、胡瓜、胡葱、胡椒、胡桐、胡萝卜等水果、蔬菜十有八九来自西方，此外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和杂技等也在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中被带到东方。同样是魏晋到隋唐时期，随着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支的粟特人大批迁入中国，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也陆续传入东方。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不仅获得了来自于西方的物质与文化，也将诞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丝绸、瓷器、茶叶乃至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输入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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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通道上，若想分清哪些是西方、哪些是东方的，需进行大量的研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不仅融入了彼此的历史中，也使这条道路从历史延伸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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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西南地区远离中原，交通道路不仅成为连接国家政治中心的支撑体，且在经济、文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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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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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7—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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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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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戊午，帝亲率诸军围河东郡，分遣大郎、二郎、长史裴寂，勒兵各守一面……帝曰：‘兵临蒲坂，诸君欲以舜职见推，此意可知，未烦如此。必为僚属增府，任从便宜加置。’……丙辰，冯翊太守萧造率官属举郡归义。相继有华阴县令李孝常据永丰仓，遣子弟妹夫窦轨等送款，仍便应接河西关上兵马。又京兆万年、醴泉等诸县，皆遣使至。帝曰：‘吾未济者，正须此耳。今既事办，可以济乎！’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河。庚申，率诸军以次而渡。甲子，舍于朝邑长春宫。……己巳，帝之蒲津，观河东城。庚午，南过永丰仓。是夜，宿于临晋泺、渭合流之处，将渡渭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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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柳宗元：《河东先生集》卷二六《馆驿使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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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辛德勇：《汉〈杨孟石门颂〉堂光道新解——兼析傥骆道的开通时间》，《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6—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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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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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八《散氏盘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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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史记·项羽本纪》：“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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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书》卷三九《萧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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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章邯所都之地在今陕西兴平市；司马欣所都之地在桃林塞，今河南灵宝以西、陕西潼关以东，董翳所都之地在今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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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辛德勇：《论刘邦进出汉中的地理意义及其行军路线》，《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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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隆中对》：“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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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三国志》卷一七《张郃传》载：“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于街亭。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三国志》卷四三《王平传》载：“建兴六年，属参军马谡先锋。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众尽星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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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三国志》卷四○《蜀书》引《魏略》曰：“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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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图12-2引自史念海《河山集》四，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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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见鲜肖威：《阴平道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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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三国志·邓艾传》：“艾上言：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由，蜀守将马邈降。”《三国志·姜维传》：“而邓艾自阴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诸葛瞻于绵竹。后主请降于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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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水经注》卷三三《江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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