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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承担东、西方之间物质与文化交流媒介的基础，首先是人口自身的流动与迁移。确定新疆境内早期的人口流动方向与人群来源，古代人种分析是最好的证据。最初针对新疆古代人种展开研究的是西方人，斯坦因、斯文·赫定在新疆采集的几具头骨成为最早的研究样本，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逐渐将人种纳入重要研究范围[49]。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涉及几个人种类型，其中欧罗巴人种几乎都与中国古代文献提到的塞种人相关，而塞种人的先祖就是分布在东欧森林——草原交界地带的原始欧洲人，以此为基础通过迁移进一步分化为其他类型。[50]人种鉴定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新疆历史早期欧罗巴人种占明显优势，这些来自中亚、南亚、西亚甚至俄罗斯草原的人群，携带着属于各自迁出地的文化进入新疆。就总体而言新疆蒙古人种比例很低，但不同地区也有差异，其中哈密焉布拉克墓葬被鉴定头骨72.4%属于蒙古人种。蒙古人种属于东方的人种类型，哈密地处古西域通向东方的门户，自东向西迁入新疆的蒙古人种自然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带。面对新疆历史早期人种的构成特点，古人类学研究者韩康信指出：“至少在汉代以前，东、西方人种在新疆境内存在反向渗入，但相比之下，蒙古人种向西的渗入比较零碎，不如西方人种的东进活跃。”这些不同文化属性人群的空间活动，为新疆早期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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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人群带来流动的文化，语言既是传承人类文明的工具，也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与空间分布。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民丰尼雅遗址发现佉卢文木牍文书，在若羌的磨朗遗址发现古印度婆罗迷字体写成的梵文贝叶，在楼兰遗址发现写在木片或纸上的佉卢文文书以及窣利语文字（亦称粟特语）纸片。佉卢文是一种印度古文字，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流行于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南部）。斯坦因指出磨朗的梵文贝叶“由婆罗迷字体看，年代不超过第四世纪”，且这片贝叶书写于印度；至于楼兰发现的佉卢文与尼雅相似，而窣利文则“流行于今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一带的古康居国”。[51]此外，谈及新疆境内使用的古语言，必须提到吐火罗语，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西支，文化源地为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这种语言以婆罗迷文书写。吐火罗语的持有者为吐火罗人，大量考古发现证明这是“最早定居天山南北的古民族之一，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兴起的月氏人、塔里木盆地北部的龟兹人、焉耆人、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皆为吐火罗系统民族”[52]。上述新疆考古发现的几种文字均属于印欧语系，且起源于不同地带，其中佉卢文与吐火罗文两种文字发现物最多，并形成西域北道以吐火罗文为主，而西域南道以佉卢文为多的分布格局。明确了新疆历史早期语言类型，接下来需要关注的则是这些语言的使用范围，中外考古提供的证据显示，上述文字书写物包括佛经、文书、契约、书信等，这说明无论佉卢文还是吐火罗文等既通行于官方，也应用于民间，既是庙堂用语，也是世俗语言；这样的使用力度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事实，即新疆历史早期的人口主要为操印欧语系的文化人群[53]，这一结论与人种鉴定结果几乎全部吻合，进而从人种与文化两个方面落实了新疆早期历史创造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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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历史文化中的另一条线索就是汉文化的进入。中外考古均发现公元前后这一时段，不但墓葬中蒙古人种头骨比例提升，且在尼雅、楼兰等遗址发现汉文木牍以及汉代铜钱等，这说明从这一历史阶段东方的文化以及人群逐渐进入西域，并且影响不断增强。而这显然与西汉以来官方丝绸之路的凿空以及西域都护府等政权机构的设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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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携带者，在原始印欧人为主的文化基础上，以后新疆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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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干旱少雨，天山、昆仑山下的绿洲不仅成为农耕民族的定居之地，而且也是游牧民族往来的通道，自官方丝绸之路开辟以来，绿洲上三十六国乃至中原政权外，匈奴、柔然、铁勒、薛延陀、突厥、回纥等骑马民族交相辉映在西域的土地上，但真正对于文化起改变作用的是突厥人。其结果如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所说：“在8世纪后半期，突厥各部落征服该地区以前，塔里木南北的印欧绿洲，从莎车和于阗到罗布泊，从喀什、库车、焉耆到吐鲁番，他们的文化不是来自阿尔泰文明和草原文明，而是来自伟大的印度和伊朗文明。”[54]历史时期西域绿洲上印欧文化占据主角时代的终结者是突厥人。那么，突厥人所持有的文化又来自何方，属于何种类型？对于突厥人，格鲁塞是这样讲的：“他们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这一事实已由伯希和认定，属于匈奴人的原始突厥特征所证实。”而匈奴人以及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蒙古人“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颏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耳环”[55]。格鲁塞对于匈奴乃至突厥人的描述，传递给我们的是蒙古人种的形象。体质人类学对于人种的分类，也有突厥人不属于典型的蒙古人种，而是黄种人与白种人混血的说法。然而，无论分类如何细化，突厥人的来源、文化与原来绿洲上的印欧人都是不同的，从突厥人登上历史舞台到最后融入其他民族之中的几百年内[56]，西域是这一草原民族的重要活动场所。几百年中突厥人不仅活动在这里，而且将自己的文化留在这里，改变、替代着原有的文化。也许在所有文化更迭之中，语言的替代最为明显，突厥人持有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位于今蒙古国境内的8世纪突厥语碑铭证明了古突厥语与今突厥语族一些语种语言分类的一致性，即6—8世纪时期突厥人用自己的语言取代了当地原印欧语系的语言，并延续至今，今天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等语种均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大约6—8世纪出现的突厥化过程，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重大文化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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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历史上第二次重大文化更迭为伊斯兰化过程。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于阿拉伯半岛，大约7世纪中后期即传入中国。丝绸之路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重要路径，但最初伊斯兰教对于西域的影响并不普遍，伊斯兰化过程发生在蒙古人建立的东察哈台汗国时期。13世纪初，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次子察哈台获得了从中亚阿姆河到阿尔泰山一带的土地，并渐次将天山以南并入其中。这些绿洲地带的自然条件使蒙古汗国的统治者逐渐放弃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农耕生产，并放弃原来的信仰，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东察哈台汗国接受伊斯兰教乃至带动整个新疆伊斯兰化进程中，秃黑鲁帖木儿汗起了重要作用。秃黑鲁帖木儿汗是成吉思汗第七代孙，皈依伊斯兰教发生在这位大汗登基后的第六年（1353），《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用了整整一章记述这位蒙古大汗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其中当高大强壮的异教徒与矮小羸弱的穆斯林交手失败后，“人们大声欢呼，当天有十六万人剪掉长发皈依了伊斯兰教”，为皈依过程带来神圣的光环。“于是伊斯兰教的光辉驱散了不信的暗影，在察哈台汗国这一地区传布开来。”[57]1514年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后人萨义德汗创建了叶尔羌汗国，汗国的政治中心设在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强盛时期统辖范围从昆仑山北麓至天山南麓，囊括西域南、北两道全部空间，西面包括整个帕米尔及瓦罕地区，东至嘉峪关与明朝相邻。叶尔羌汗国所统治地区包括当时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伊斯兰教文化区和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区，汗国的建立将两种文化统一到伊斯兰教之下，正是这一政治与文化统一，为维吾尔族从古代民族向近代民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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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出现不仅为新疆造就了文化基础，而且沟通了欧亚大陆东西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东方的首先是凌驾于人类之上的衮衮众神，大约公元前5、6世纪佛教诞生于南亚，西汉末年就传入中国，公元2世纪东汉王朝都城洛阳出现了第一座官方佛寺——白马寺，白马寺的修建说明佛教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内地。沿着丝绸之路，佛祖与众神一路东行，留下大量石窟佛寺，包括如今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甘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继佛教之后，魏晋到隋唐时期，诞生于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伊斯兰教也沿丝绸之路先后传入中国，这些宗教的众神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仰，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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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不仅是宗教，汉代胡桃、葡萄、胡瓜、胡葱、胡椒、胡桐、胡萝卜等水果、蔬菜十有八九来自西方，此外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和杂技等也在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中被带到东方。同样是魏晋到隋唐时期，随着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支的粟特人大批迁入中国，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也陆续传入东方。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不仅获得了来自于西方的物质与文化，也将诞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丝绸、瓷器、茶叶乃至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输入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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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通道上，若想分清哪些是西方、哪些是东方的，需进行大量的研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不仅融入了彼此的历史中，也使这条道路从历史延伸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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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西南地区远离中原，交通道路不仅成为连接国家政治中心的支撑体，且在经济、文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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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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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7—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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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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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戊午，帝亲率诸军围河东郡，分遣大郎、二郎、长史裴寂，勒兵各守一面……帝曰：‘兵临蒲坂，诸君欲以舜职见推，此意可知，未烦如此。必为僚属增府，任从便宜加置。’……丙辰，冯翊太守萧造率官属举郡归义。相继有华阴县令李孝常据永丰仓，遣子弟妹夫窦轨等送款，仍便应接河西关上兵马。又京兆万年、醴泉等诸县，皆遣使至。帝曰：‘吾未济者，正须此耳。今既事办，可以济乎！’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河。庚申，率诸军以次而渡。甲子，舍于朝邑长春宫。……己巳，帝之蒲津，观河东城。庚午，南过永丰仓。是夜，宿于临晋泺、渭合流之处，将渡渭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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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柳宗元：《河东先生集》卷二六《馆驿使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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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辛德勇：《汉〈杨孟石门颂〉堂光道新解——兼析傥骆道的开通时间》，《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6—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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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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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八《散氏盘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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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史记·项羽本纪》：“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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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书》卷三九《萧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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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章邯所都之地在今陕西兴平市；司马欣所都之地在桃林塞，今河南灵宝以西、陕西潼关以东，董翳所都之地在今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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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辛德勇：《论刘邦进出汉中的地理意义及其行军路线》，《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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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隆中对》：“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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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三国志》卷一七《张郃传》载：“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于街亭。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三国志》卷四三《王平传》载：“建兴六年，属参军马谡先锋。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众尽星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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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三国志》卷四○《蜀书》引《魏略》曰：“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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