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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发现距今4000年的半炭化小麦籽粒（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考古》，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青海互助县发现距今3000年前的小麦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互助卡约文化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陕西周原王家嘴遗址龙山时期文化层中发现距今3000多年前的炭化小麦（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尝试性浮选的结果及初步分析》，《文物》2004年第10期），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层也浮选出炭化小麦，这些说明至少在距今3500年前后小麦已经传入中原地区（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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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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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资治通鉴》卷二○，汉武帝元鼎二年冬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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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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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吴礽骧《汉代玉门关及其入西域路线变迁》（《中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认为汉代玉门关在小方盘城以西11.5公里的羊圈湾。从玉门关至楼兰，沿西汉长城的内侧，即库姆塔格沙漠的北缘与榆树泉盆地结合部之泉水带西行，至哈拉齐。沿榆树泉盆地的西侧至呲牙井，这里位于库姆塔格沙漠与克孜勒塔格山之间的断层带，可获得水源。沿断层带西南行经矮山井、保贝拉井至羊塔格库都克，并于此分为两支：一支西北行，沿断层带北缘，越白龙堆，经罗布泊北岸汉代烽燧遗址北，至楼兰；一支西南行，至若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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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汉书·西域传》：“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三国志》卷三○《魏书·倭人传》引《魏略》：“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领，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领，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后汉书·西域传》：“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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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隋书·裴矩传》：“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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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丝绸之路新疆段各条支路的名称取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丝绸之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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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元和郡县志》卷三三“汶川县”条下：“故桃关，在县南八十二里，远通西域，公私经过惟此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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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城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9—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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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资治通鉴》载：“遣骁骑将军王洪范使柔然，约与共攻魏。洪范自蜀出吐谷浑历西域。”（卷一三五，齐太祖建元元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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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详见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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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黄文弼：《张骞使西域路线考》《两汉通西域之路线变迁》，《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7—42页；王宗维：《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吴焯：《古代青海交通西域的路线及其历史沿革》，《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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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封常清伐大勃律之路》，《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另，西汉张骞西行穿越乌恰山口、唐玄奘西行取别迭里山口，也得到王小甫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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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王小甫《七至十世纪西藏高原通其西北之路》：“唐玄奘取经归国所经过的波谜罗川以及慧超归国、高仙芝远征往返所经之播蜜川，都应该是指今天所谓的大帕米尔谷地，而不是从前有些学者所说的瓦罕帕米尔。因为在唐代汉文文献中，瓦罕帕米尔或者说瓦罕河谷被明确地称为婆勒川。大帕米尔历来是最常用的一条通道。今天，站在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唐代葱岭镇遗址）上，可以看到其正西有一个山口，据当地知名人士说，那叫新滚山口，其西边现为塔吉克斯坦所据有的地方叫新迪，正是通大帕米尔的道路所经之地。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慧超说‘过播蜜川即至葱岭镇’。另一方面，据当地人说，瓦罕河上游溪谷（所谓的瓦赫几尔）深险陡峭，且缺乏草场，很不利于商队或稍多的人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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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三《译经·法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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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唐]释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二《二十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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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马曼丽：《评外国考察家对西域的考察》，《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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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参见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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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陈致勇：《再论丝绸之路古代种族的起源与迁徙》，《现代人类学通讯》2007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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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6—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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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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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同样的观点在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中也可以看到：“在公元7世纪，焉耆和库车，无疑还有喀什仍然是说印欧语方言，这使人产生了以下推测，即塔里木盆地的居民至少有一部分必定是属印欧家族的。”（蓝琪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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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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