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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沟、菏水两段运河的修造，沟通了江、淮、河、济这被古人视为独流入海的“四渎”间的联系，同时也成就了陶这座城市的繁荣。司马迁《史记》中提到“陶，天下之中”，陶即今山东定陶，由于菏水的开凿，这里成为北通河、济，南接江、淮的交通枢纽之地，依托交通优势，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从原本无足轻重之地一跃而成天下的经济中心。正因为陶拥有“天下之中”的特点，传说范蠡助勾践复国之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至陶为朱公，凭借智谋与陶的地理位置，成功地实现了商业利润，“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3]，被后世商人奉为行业的祖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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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鸿沟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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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沟水系是连接黄河、淮河两条河流的运河系统，开通于战国初魏惠王时期（约前361—前353）。这时魏国已将都城从安邑（今陕西夏县）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国家政治中心移向中原地区，以沟通黄淮之间政治、经济为目的，开凿了鸿沟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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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沟水系是通过人工运河将黄河与淮河数条支流连为一体的水道系统，水系由荥阳引黄河水东南流，形成数条分支。其中主水道由荥阳引水东行，经魏都大梁转向东南至陈国都城陈（今河南淮阳），向南注入颍水，后人也将这段运河称为浪荡渠。鸿沟水系至大梁开始分支，依各条分支的流向自东北向西南分别是汳水（汴水）、睢水、涡水、涣水、鲁沟水、颍水、汝水。鸿沟这些分支中汳水与获水通，这原本是两条天然河道，鸿沟开凿后遏汳水入获水，汳水下游渐失水源，而汳、获二水连为一体注入淮河。至于睢水，人工只开凿了陈留至睢阳一段，睢阳以下与天然河流睢水相接，并以睢水称整条河段。涡水也称水，与睢水的情况相似，水道的上段为人工渠道——阴沟水，至今江苏沛县与天然河道涡水相合。鸿沟水系中涣水、颍水、汝水均是天然河流，由于浪荡渠等人工水道而串联为一体。[4]鸿沟水系虽为魏人开凿，但其水道所经范围却涉及黄、淮间大部分平原地带，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九川既疏……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5]鸿沟水系的开凿连接了黄、淮间的水道，不仅沟通南北，而且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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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隋唐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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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开凿运河的活动从没有在中国历史上间断过，但对于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首推隋唐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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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运河开凿于隋文帝、炀帝两代，运河由数条分支构成，并分别开凿于不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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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通渠：开凿于584年，自唐兴城堰（今陕西咸阳西18里）引水，渠道与渭水平行而东，至潼关入黄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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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阳渎：隋炀帝开皇七年（587）“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7]，至今江苏淮安，其流径大体循邗沟故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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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济渠：开凿于605年，由洛阳西苑引谷、洛水入黄河，又由板渚（今河南荥阳西北）分黄河水南行入淮，主要流经今河南荥阳、中牟、开封、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安徽宿县、灵璧、泗县，于盱眙北流入淮河。[8]通济渠所经之地并非战国时期鸿沟水系汳水（汴水）流径，东汉年间曾经对汴水水道进行过维护，但隋代因“汴水迂曲，回复稍难”而开凿了新的运河[9]，尽管如此，原来的汴河也仍然发挥着作用[10]，故唐人白居易《长相思》有“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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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渠：开凿于608年，运河南引沁水入于河，北上连接淇水，并于天津静海县与海河水系连通，最后止于涿郡（今北京市南，治所在蓟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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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河：开凿于610年，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绕太湖东岸，经今江苏常州、苏州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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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两帝开凿运河的目的并不一致，文帝时期开凿广通渠在于解决关中的漕运，开凿山阳渎则是为伐陈做准备。炀帝开凿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的主要目的在于沟通长江、黄域南北两大经济区，而永济渠的开凿与用兵辽东相关。隋代开凿的系列运河从南到北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水系连为一体，无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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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对于隋代运河的功过评价很多，尽管隋代大量的国力、民力投入运河工程，并由此激化社会矛盾，导致隋王朝的覆灭，但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量，无疑贯穿南北的运河的开凿，对于中国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无需看今天的论说，距其时一两百年的唐人即已有了中肯的评论。唐人李敬芳《汴河直进船》：“汴河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唐人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李唐王朝是隋代运河的直接受益者，南北两大经济区的沟通促进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且成为北方政治中心需求物资的重要供给地，有力地支撑了政权的存在。无论南北运河，运送中心均是洛阳，隋代洛阳及其毗邻地区运河沿线均设有仓廪，河阳仓（今河南偃师）、常平仓（又名太原仓，今河南三门峡）、黎阳仓（今河南浚县）、广通仓（今陕西华阴，大业初改名永丰仓）、洛口仓（今河南巩义）、回洛仓（今河南洛阳）、含嘉仓（今河南洛阳）、子罗仓（今河南洛阳）均是当时重要的国家粮仓。[13]唐代承袭了隋代仓廪的同时，又添设了新仓，并实行“缘水置仓，转相受给”的制度。[14]众多的粮仓不必一一列举，仅以含嘉仓为例，即可看出粮仓规模之大。含嘉仓为设在洛阳的国家官仓，仓有城，建在东都洛阳城北，考古界在仓城东北与偏南地区勘探出大小不等圆形或椭圆形地下粮窖287座，如果将铁路和建筑物下面的粮窖估算在内，仓城应有粮窖400座以上。这些粮窖窖口直径最大18米，一般10—16米；窖深最深12米，一般7—9米；每窖储粮五六十万斤，算下来仅含嘉仓储粮就达200万石。这与《通典》记载的数字基本吻合：“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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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宋时期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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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立都开封，这是一座位于黄河中下游平原之上的城市，除北临黄河，其他三面完全没有可以依凭的地形屏障。为保都城安全，北宋实行重内轻外军事布局，大量的军队驻守在开封周围，军队与政府的庞大开支使漕运粮食变得十分必要。北宋以开封为中心，除汴渠外，又于太祖建隆二年（961）疏凿了广济河（即五丈河）、金水河及惠民河，此三渠与汴渠并称为“通漕四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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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运河几乎均承唐代之旧，其中：（1）汴河，因唐代汴河之旧。（2）惠民河，起自今河南新郑一带，导洧水、溱水等河流东北与开封连接，这一段原本为闵水；又从开封折向东南，经陈州（今河南淮阳）入颍，这一段即唐代循浪荡渠旧迹，开渠于陈、颍之间的蔡河。宋开宝六年（973）改闵河为惠民河，后统称闵、蔡二河为惠民河，即事实上惠民河由两条水道构成。（3）广济河又名五丈河，唐武则天载初元年（689）利用汳、菏等水故道，凿湛渠以通曹、兖诸州。宋太祖建隆二年（961）自开封东北行，历曹（今山东菏泽南）、济（今山东巨野）、郓（今山东东平）三州，注入梁山泊，以通齐、鲁漕运。（4）金水河，从荥阳导京、索、须诸水东流，过中牟至开封城西，架渡槽于汴渠之上，设斗门东汇于广济河。[16]北宋时期，“通漕四渠”外，黄河水道也发挥着水运功能（图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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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北宋开封府周围“通漕四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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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以开封为中心形成的水路通道，虽然兼具天然河道与人工运河两种形式，但沟通物资、财富往来的功能是相同的。各条水道连通的地区不同，拥有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存在很大差异。“通漕四渠”与黄河水道所连接的多为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只有汴河水道指向太湖平原这一经济最富庶的地方。唐宋两代经济重心逐渐移向太湖平原，富足的物产不仅使这一地区拥有优于其他地区的经济水准，而且每年通过漕运输送到朝廷的物资多数来自这里。北宋时期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分离，江南经济重心对于朝廷起到根本的支撑作用，故宋人李觏留下这样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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觏江南人，请言南方事。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何者？汴口之入，岁常数百万斛，金钱布帛百物之备，不可胜计，而度支经费尚闻有阙，是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也。吴楚之地，方数千里，耕有余食，织有余衣，工有余材，商有余货，铸山煮海，财用何穷？水行陆走，馈运而去，而不闻有一物由北来者，是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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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觏陈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运河不仅仅是一条水道，更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北宋时期以黄河为中心的“通漕四渠”之外，江淮之间以及长江、钱塘江之间的运河基本因袭隋代的水道走向，并继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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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元、明、清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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