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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是中国著名的纬向构造带之一，但并不是一道连续的山体。南岭基底由加里东运动（距今5.7—4亿年前）形成。燕山运动是侏罗纪至白垩纪期间（距今1.4—0.65亿年前）中国广泛发生的地壳运动，在这一地质期南岭构造带受强大的挤压褶皱隆起为山脉。此后多次造山运动使本来东西走向的构造线受到华夏式北东向构造线的干扰支离破碎，并形成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条山岭，山岭间则为南北走向或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谷，自然成为南北交通的孔道。南岭自身的地貌特征使水、陆两类交通道路均与五岭通道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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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为一体的人工运河是灵渠，据称灵渠为秦始皇时期派军戍岭南所开。灵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境内，这是一条连接湘江上源海洋河与漓江源头大溶江的运河，全长33公里，“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22]，顺次启闭，增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通过高地。灵渠修成后，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南北交通，从长江流域沿湘江南下的船只经漓江到大溶江转而向南入桂江，最后经梧州进入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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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南岭陆路交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战国秦汉时期，但宋代岭南的经济开发进入新的阶段，由于政治、生计，从长江流域进入岭南的人越来越多，针对越岭通道的记载也越来越明确。由长江流域越南岭进入岭南主要有三条道路，在宋人的记载中：“凡广东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离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阳下武水者亦由韶州。”[23]这三条南岭通道自西向东依次为湘桂道、骑田道、大庾道。湘桂道由湘江经灵渠下漓江而至桂州，这是一条以水路为主的通道，由湖南去广西多走此道，如北宋范成大去广西赴任就选择了这条道路[24]。桂州即今桂林，正当这条道路的要隘，是南渡人口首先选择的地方。骑田道、大庾道分别与武水、真水相关，武水源自湖南郴州，穿越骑田岭，构成骑田道；真水（浈水）源于江西赣州，穿越大庾岭，构成大庾道。两条道路南下汇合于韶州。[25]南渡人运用这两条道路，若自“湘衡而得骑田，故武水最要”，即自湖南南下岭南多取骑田道；而北宋“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水最便”[26]，这是说若从中原沿汴河南下转赴岭南，或从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去岭南，从江西走大庾道比较捷近；南宋迁都临安后，朝廷管理往来，走大庾道显得更加便捷，故南宋人陈渊称江西赣州一路不仅“贵人达官常往来”，而且“朝廷之有事交广者，出入必过”[27]。周去非《岭外代答》也记载了越岭道路，“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这五条道中，大庾道与湘桂道如前所述；潮州是由福建漳州一带进入广东的“漳州道”必经之路；循州则为由福建汀州进入广东的“循梅道”途经之地，连州处于“自湖南之郴入连”道路上，自秦代就是湘江流域南通广东的冲要。汉武帝时征南越，“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28]，路博德一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此外如周去非所述，自湖南道州溯潇水达广西贺州也是一条越岭通道（图13-2）。自福建、江西、湖南穿越南岭进入岭南后，珠江干、支流构成的水路交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水路与陆路组合为一体，将交通的终点指向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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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宋代岭南人口密度与主要越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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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交通凭藉舟楫、借助水力，与陆路相通，交织成网络，成为历史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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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始于先行者足下，纵横于大地之上，它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印记，也是文化传播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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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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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传》鲁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曰：“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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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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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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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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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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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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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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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太平寰宇记》卷一《河南道》载：“隋大业元年，以汴水迂曲，回复稍难，自大梁城西凿渠，引汴水入，号通济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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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元和郡县志》卷六《河南道》载：“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史念海《中国的运河》提出：“隋及唐初，运道仍以溯泗入汴为常。唐中叶以后，新道才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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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隋书》卷三《炀帝纪》载：“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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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皇帝大业六年冬十二月己未：“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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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文物》197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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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德宗建中元年六月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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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通典》卷七《食货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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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247页。图13-1根据史念海《中国的运河》插图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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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宋]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八《寄上富枢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