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379580
1705379581
关中拥有根据地的特征，不仅成就了秦人统一天下的大业，在东西交锋中也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前周武王灭商，此后北周灭北齐，不同历史时期的王朝政治固然有别，但关中的地理优势却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其被山带河的地理形势不仅能够在战争中保全自身，而且具有转劣势为优势的可能。因此中国历史的早期在大地上画出自西向东的这一笔，起笔之处就在关中。
1705379582
1705379583
东西之间的军事较量中，支撑西部赢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关中的地理优势，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出于国家战略需要，西部的地理核心区也在变化。战国时期山东、山西之界在崤山，《战国策》中屡屡提及的山东均位于崤山以东。汉武帝时期推行“广关”政策，将关中的传统空间向四方扩展；通过这一举措，汉武帝元鼎年间，大关中区域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18]这次“广关”之后，太行山是否成了东西的分界？《汉书》中的一段记载对于了解这一问题十分有意义：“（汉成帝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19]此时的函谷关已从今河南灵宝市东迁至新安县，而天井、壶口、五阮关均位于太行山上，战国时期界分关东、关西和山东、山西依凭函谷关、崤山，汉代则移向函谷新关与太行山构成的界限。这一界分山东、山西的地理界限就此形成，并为后世所继承。宋人文谠为唐人韩愈诗句“衔命山东抚乱师”作注曰：“自太行而东皆谓之山东。”[20]即太行山为山东、山西之界。然而南宋王十朋为北宋苏轼诗句“半掩落日先黄昏，削成山东二百郡”作注时，山东、山西又有了新的理念：“古所谓山东，乃今之河北晋地是也。今所谓山东，乃古之齐地，青、齐是也。”[21]这是说唐代山东尚指太行山以东河北一带，时至南宋、金南北对峙时期则已向东推至青、齐之地，即今山东。
1705379584
1705379585
凭借函谷旧关（今河南灵宝市）界分关东、关西或山东、山西，是以关中为“根本之地”突出军事战略的结果，而以函谷新关（今河南新安县）与太行山划分山东、山西则更多考虑的是政治控制，至宋、金时期山东东退至青、齐之地则既失战略根本之地，又失政治控制之意，成为与“山东”地理内涵无关的行政单元，这就是从金代设立山东东路、山东西路两个以山东为名的一级行政区，至明清两代设山东布政使司以及今天山东省的由来。
1705379586
1705379587
若从国家战略分析，西部地区地理核心区的变化在服从立都关中王朝政治需要的同时，也随着国都在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经历着西安、洛阳、开封自西向东的变化，逐渐淡化“根本之地”的功能。随着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渐成一统，山东、山西仅以行政区名称相属，而无当年东西鼎足相峙之势。
1705379588
1705379589
回顾中国历史时期从西向东的政治空间与战略进程，经周、秦、汉、唐历代对于黄河流域的经营与战略谋划，黄河流域早已走出依托“根本之地”赢得政权的时代，不但政治中心在整个黄河中下游经历着自西向东的变化，而且这一时期伴随长江流域地位的不断提升，“十”字中由北向南的那一笔开始越来越浓重。
1705379590
1705379591
1705379592
1705379593
1705379595
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从北向南的人口流动与军事交锋之地：淮河流域
1705379596
1705379597
追溯中国历史上南北之间的军事交锋，虽然无法查找到清楚的起始时间，但分别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形成北、南两大政治地域却是在南北朝时期，基于北、南两条大河的地域空间与经济基础，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不仅北方移民不断迁入南方，南北之间的军事交锋也频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1705379598
1705379599
中国历史上推动战争从西向东与从北向南的初始动力虽然均为政治，但北方人口的向南流动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元帝率中原衣冠士族以及百姓南渡，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继此之后，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又导致北方人口第二次、第三次大规模南迁。这一系列人口南迁最直接的结果是农业土地的拓展。虽说长江流域原始农业的起步并不晚于黄河流域，但当农业生产转向传统农业阶段，由于劳动力缺乏，长江流域的落后性越来越明显。人口南迁在为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不仅促使农田面积拓展，而且不断推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1705379600
1705379601
人口南迁引发农业生产空间变化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格局的改变。政治中心或政权中心依凭的不只是政治与军事力量，经济的支撑作用也许更为重要。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位于黄河流域，政权也以此为依托将政治中心——国都设置在这里；伴随南方农田的开辟，长江流域为政权的设置提供了越来越具优势的经济基础，于是自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之后至南北朝，也被称为六朝时期，先后有六个政权依托长江下游的经济基础将政治中心确立在这里。南北并存的政权因北方人南下迁移而形成，又在人口继续南下的推动下由对峙演变为战争。
1705379602
1705379603
战争的双方均存在必须保全的政治中心以及远离核心区的战场。战场的位置的决定因素在于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也与地理形势密切相关。历史上南北之间的战事主要发生在秦岭至长江一线或秦岭、淮河一线。其中从三国时期蜀汉、曹魏之间以秦岭为战场的征战，至孙吴与曹魏之间以长江为界限的交锋，南北之间的交战地点沿秦岭至长江一线展开。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或维持在秦岭，或一度跨越秦岭进入汉中或川西一带；东部战线则向南伸向淮河流域。自此之后，中国历史再次陷入南北分裂则是宋金时期，这时南北两个政权对峙于秦岭、淮河一线。经过这样的历史进程，不仅在中国大地上屡次描绘了“十”字中自北向南的这一笔，而且将南北征战之地清晰地刻画在秦岭乃至江淮地带。当代地理学告诉我们，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线，这里包含着年降雨量800毫米等值线、一月份0℃等温线、亚热带和暖温带分界等一系列重要地理界限，难道早在千余年前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样的地理差异，并且以之来界分彼此吗？事实上并非如此。
1705379604
1705379605
山河均是大地上的界限或障碍，南北战线西端与东段的地貌并不相同。西端为秦岭，这条山脉横贯中国中部，西起甘肃南部，经陕西南部东至湖北、河南西部，长约1500公里，海拔多在1500—2500米，主峰太白山（今陕西宝鸡太白县境内）海拔3771.2米。这样的一条山脉在古代的交通技术与作战条件下，自然成为南北之间的障碍，因此历史上但凡南北之间交战，南北方政权均难以逾越这道山脉，于是在秦岭各条山口构成的道路与关隘就成了战场。南北交战的东段则从山地进入平原，分布在东段的平原分别属于长江、淮河两条大河流域，南北之间的战事最初发生在长江沿岸，最后归结于淮河一线，即淮河最终成为政治、军事上的南北之界。探究其中的原因，决定战线推移的是能够支撑政权存在的经济基础与地理空间。探讨这一问题，着眼点不应是长江流域，而应是淮河流域。
1705379606
1705379607
先秦时期出现了江、河、淮、济“四渎”的理念，这说明淮河流域获得了与江、河同等重要的地位。古人认为“渎，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也”[22]，所谓“四渎”即四条独流入海的江河。淮河跻身于“四渎”之中，在古人观念中有着与黄河、长江同样尊贵的地位，但从史前时期开始，无论文化序列还是经济发展进程，淮河流域均与其他江河流域不同，总的来看，这一地区经历了从文化独立性到经济边缘性的变化历程，正是这一变化历程导致南北之间的战线从长江一线转向淮河一线。
1705379608
1705379609
史前时期淮河流域的重要考古文化类型为青莲岗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南部和江苏省北部汶、泗、沂、沭诸水与淮河交汇地区，中心在淮河下游平原。青莲岗文化与仰韶文化基本形成各自独立的空间分布局面，前者活动在以淮河下游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后者则分布在以豫西、关中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及其毗邻地区。青莲岗文化不仅形成独立的分布空间，而且具有独立的文化特征，这说明淮河流域乃至黄河下游所在的东方有着不同于黄河中游的文明历程。龙山文化诞生于东方，经历着自东向西的空间扩展，最终龙山文化分布范围虽然取代了仰韶文化的大部分区域，但两者之间文化特色的差异性仍然十分明显。三代时期，商人出现向东扩展的趋势，西周初期通过武王分封、周公分封两次大规模分封诸侯，使得分封地从晋南、豫北、豫中向东方延伸，周公辅政时期淮水上游出现诸侯国的同时，今山东境内也有了齐、鲁等国。[23]西周分封格局在展示了政治控制基本范围之外，也表明了异己势力的区域，淮河下游就属于这样的地区。分布在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土著与部分东夷结合，组成被中原称为淮夷的文化人群，淮夷是西周时期立足于淮河流域、独立于西周之外的重要势力。
1705379610
1705379611
清人胡渭《禹贡锥指》中提到前人对于淮夷的各种说法，如：“淮夷是二水名，淮即四渎之淮，夷盖小水，后来竭涸不复有”；淮夷“淮水之夷民”；“淮夷，淮北之夷”。胡渭认为“淮南北近海之地，皆为淮夷”。[24]显然无论哪种说法都包含一个基本问题，即淮夷是与淮河流域相关的地理概念。明确了淮夷的地理位置，更需要关注的是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禹贡》徐州贡物中有“淮夷玭珠暨鱼”，胡渭引“正义曰：玭是蚌之别名，此玭出珠，遂以玭为珠名”。将玭珠与鱼作为贡物，说明淮夷是一处水环境十分突出的地方，《禹贡》用壤、坟、涂泥将九州土壤归为三类，属于壤的为豫州、雍州、冀州，属于坟的为兖州、青州、徐州，属于涂泥的为扬州、荆州，另有梁州为青黎，三类土壤代表的环境完全不同：壤所在的三州均为农业生产比较容易利用的区域；涂泥所在扬、荆二州具备典型的水乡环境；坟则为下湿之地。豫州固然“厥土惟壤”，但也存在“下土坟垆”的地方。坟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兖、青、徐三州，土壤条件虽然并不理想，但水退之后仍然可以选择性地发展农业。淮夷所在淮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不仅与黄河中游的豫州、雍州“厥土惟壤”“厥土惟黄壤”不同，与黄河下游的兖州“桑土既蚕。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也不同，从土壤条件以涂泥为主分析，淮夷所在淮河流域能够发展农业生产的地方有限，应属于渔猎占主导地位的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人群立足的基础，以黄河中游为核心的中原王朝对于淮河流域的控制，在政治、军事上征服的同时，还存在环境上的适应。也许正因此，淮河流域得以在相当长时段保持文化的独立性与空间的完整性。
1705379612
1705379613
淮河流域失去文化独立性走向经济边缘性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发展相关。伴随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强大，中原政权在南向发展中逐渐将控制范围从黄河流域延伸至淮河流域。淮河流域纳入中原势力范围的初期，在空间上处于中原政权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区，之后若中原政权继续沿淮河流域、长江流域自北向南完成政治扩展历程，那么淮河流域将逐渐从边缘变为腹心，但这样的空间发展至春秋时期中断了，崛起于长江流域的楚国、吴国挡住了中原政权南下的步伐。楚国核心在长江中游，吴国核心在长江下游，春秋战国时期两国先后向北发展，而楚国势力北向发展中一度将政治、经济核心转向淮河流域，尤其战国后期楚都迁陈、迁寿春对于沿淮地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样的时段并不占主流，多数时期淮河流域同样成为长江流域政权的边缘。秦汉两朝在统一帝国之下，淮河流域边缘化的特点有所消弭，但汉武帝元光年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25]，此次黄河决口泛滥20余年；新莽时期“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26]，这就是为后人所认定的黄河第二次重大改道，此次河水夺淮泛滥达60年。黄河数次决口，长期泛滥于淮河流域，不仅中断了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进程，而且再次强化了其边缘区特征；黄泛区的存在虽然不能改变淮河流域介于江、河之间的地理位置，但自然灾害却导致这里成为农业生产不连续分布区域。
1705379614
1705379615
两汉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仍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黄河、长江流域政治上的对立，不仅为长江下游经济崛起创造了机会，而且使长江流域经济区的开发越过淮河流域，直接立足于南方亚热带的地理环境中。随着唐宋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向长江下游地区，淮河流域边缘性的地位基本成型。北方黄河流域历代都是整个国家的政治重心，长江下游平原地带则具有经济重心的地位，淮河流域处于南北地区之交，介于政治与经济重心之间，不仅边缘性越来越突出，而且对于江、河两大区域的依赖性也越来越明显，正因此，不仅秦汉以后淮河流域没有成为任何一类政权的都城所在，而且至清代行政区划也不再保持流域的完整，流域分属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这样的情况对于中国大河流域而言十分罕见。流域范围不能支撑一个地方政权，不能基本保持自身行政单元的完整，除地理边界条件之外，重要的在于经济基础。
1705379616
1705379617
淮河流域的南北两侧与长江、黄河都没有完整的分水岭，流域整体呈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地势，上游有桐柏山脉、大别山脉以及伏牛山脉构成江淮、河淮的分水岭；中下游地区处于平原，没有自然地物界分江淮、河淮，平原上较高的地物为河流两岸的人工堤，如黄河南岸大堤为河淮之间的分水岭；大别山以东岗丘连绵，向东北延伸至洪泽湖以南，高程一般在50—100米，洪泽湖以南人工堤再次发挥江淮分水岭的作用。淮河流域不明显的地理边界条件，使其若作为政治空间几乎没有可以依凭的天然屏障，这样的地理形式不仅不具备古代中国人所强调的形胜理念，而且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淮河流域北部与黄河连为一体，南部则与长江连为一体，因此无论黄河还是长江都可将其看作本流域的自然延伸部分，后代地理学家用淮河界分南北，事实上淮河流域属于真正的不南不北之地。
1705379618
1705379619
由于不南不北的地域特征，南北交战时期淮河流域是双方的战场。以黄河、长江流域各自为中心的地区，不仅在地理上构成两大区域，政治上也往往成为两大集团，每当南北政治集团分裂时，交战地自然在淮河流域这一不南不北的区域。淮河流域并非独立地理区域的特点，在政治与军事上自然造成“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即长江、黄河流域互相以淮为屏障的结果。明末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历数江淮地理与战守关系，其所引述各个事例，大体可归为两类：三国时期孙吴与曹魏以江为界，孙吴未经营淮河流域，曹魏邓艾却在此屯田驻守，最终魏胜而吴亡。东晋南朝乃至五代十国时期南吴均拥有淮地，因此得以长久与北方政权抗衡；而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五代十国时期杨行密与朱全忠清口之役，这些以少胜多的战例，获胜关键也在于控制了淮河的关要。[27]
1705379620
1705379621
若从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经济发展进程分析，长江流域出现政权中心的孙吴时期仅是农业开发的初期，孙吴政权尚没有能力治江又理淮，于是战线处于长江一线，而此时的淮河流域既是黄河流域的延伸地带，也是其军事上的屏障；随着北方人南下数量的增加与移民自北向南的迁移，东晋南朝时期江淮联为一体，淮河流域成为长江流域的延伸部分，于是南方政权不但得到支撑，且在战事上获得了胜利。
1705379622
1705379623
尽管中国历史上南北之间的战事不止限于秦岭、淮河一线，但必须承认这里留下了“十”字中自北向南那一划最浓重的一笔。而在这一南北军事交锋之地，无论河淮相连还是江淮并属，仅就地理而言，淮河流域毫无争议地处于四战之地，南北之间的军事交锋不在于河，也不在于江，而在于淮。
1705379624
1705379625
1705379626
1705379627
1705379629
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三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战事与长城的地理学意义
[
上一页 ]
[ :1.7053795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