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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南迁引发农业生产空间变化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格局的改变。政治中心或政权中心依凭的不只是政治与军事力量，经济的支撑作用也许更为重要。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位于黄河流域，政权也以此为依托将政治中心——国都设置在这里；伴随南方农田的开辟，长江流域为政权的设置提供了越来越具优势的经济基础，于是自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之后至南北朝，也被称为六朝时期，先后有六个政权依托长江下游的经济基础将政治中心确立在这里。南北并存的政权因北方人南下迁移而形成，又在人口继续南下的推动下由对峙演变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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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双方均存在必须保全的政治中心以及远离核心区的战场。战场的位置的决定因素在于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也与地理形势密切相关。历史上南北之间的战事主要发生在秦岭至长江一线或秦岭、淮河一线。其中从三国时期蜀汉、曹魏之间以秦岭为战场的征战，至孙吴与曹魏之间以长江为界限的交锋，南北之间的交战地点沿秦岭至长江一线展开。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或维持在秦岭，或一度跨越秦岭进入汉中或川西一带；东部战线则向南伸向淮河流域。自此之后，中国历史再次陷入南北分裂则是宋金时期，这时南北两个政权对峙于秦岭、淮河一线。经过这样的历史进程，不仅在中国大地上屡次描绘了“十”字中自北向南的这一笔，而且将南北征战之地清晰地刻画在秦岭乃至江淮地带。当代地理学告诉我们，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线，这里包含着年降雨量800毫米等值线、一月份0℃等温线、亚热带和暖温带分界等一系列重要地理界限，难道早在千余年前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样的地理差异，并且以之来界分彼此吗？事实上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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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均是大地上的界限或障碍，南北战线西端与东段的地貌并不相同。西端为秦岭，这条山脉横贯中国中部，西起甘肃南部，经陕西南部东至湖北、河南西部，长约1500公里，海拔多在1500—2500米，主峰太白山（今陕西宝鸡太白县境内）海拔3771.2米。这样的一条山脉在古代的交通技术与作战条件下，自然成为南北之间的障碍，因此历史上但凡南北之间交战，南北方政权均难以逾越这道山脉，于是在秦岭各条山口构成的道路与关隘就成了战场。南北交战的东段则从山地进入平原，分布在东段的平原分别属于长江、淮河两条大河流域，南北之间的战事最初发生在长江沿岸，最后归结于淮河一线，即淮河最终成为政治、军事上的南北之界。探究其中的原因，决定战线推移的是能够支撑政权存在的经济基础与地理空间。探讨这一问题，着眼点不应是长江流域，而应是淮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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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出现了江、河、淮、济“四渎”的理念，这说明淮河流域获得了与江、河同等重要的地位。古人认为“渎，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也”[22]，所谓“四渎”即四条独流入海的江河。淮河跻身于“四渎”之中，在古人观念中有着与黄河、长江同样尊贵的地位，但从史前时期开始，无论文化序列还是经济发展进程，淮河流域均与其他江河流域不同，总的来看，这一地区经历了从文化独立性到经济边缘性的变化历程，正是这一变化历程导致南北之间的战线从长江一线转向淮河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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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淮河流域的重要考古文化类型为青莲岗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南部和江苏省北部汶、泗、沂、沭诸水与淮河交汇地区，中心在淮河下游平原。青莲岗文化与仰韶文化基本形成各自独立的空间分布局面，前者活动在以淮河下游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后者则分布在以豫西、关中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及其毗邻地区。青莲岗文化不仅形成独立的分布空间，而且具有独立的文化特征，这说明淮河流域乃至黄河下游所在的东方有着不同于黄河中游的文明历程。龙山文化诞生于东方，经历着自东向西的空间扩展，最终龙山文化分布范围虽然取代了仰韶文化的大部分区域，但两者之间文化特色的差异性仍然十分明显。三代时期，商人出现向东扩展的趋势，西周初期通过武王分封、周公分封两次大规模分封诸侯，使得分封地从晋南、豫北、豫中向东方延伸，周公辅政时期淮水上游出现诸侯国的同时，今山东境内也有了齐、鲁等国。[23]西周分封格局在展示了政治控制基本范围之外，也表明了异己势力的区域，淮河下游就属于这样的地区。分布在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土著与部分东夷结合，组成被中原称为淮夷的文化人群，淮夷是西周时期立足于淮河流域、独立于西周之外的重要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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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胡渭《禹贡锥指》中提到前人对于淮夷的各种说法，如：“淮夷是二水名，淮即四渎之淮，夷盖小水，后来竭涸不复有”；淮夷“淮水之夷民”；“淮夷，淮北之夷”。胡渭认为“淮南北近海之地，皆为淮夷”。[24]显然无论哪种说法都包含一个基本问题，即淮夷是与淮河流域相关的地理概念。明确了淮夷的地理位置，更需要关注的是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禹贡》徐州贡物中有“淮夷玭珠暨鱼”，胡渭引“正义曰：玭是蚌之别名，此玭出珠，遂以玭为珠名”。将玭珠与鱼作为贡物，说明淮夷是一处水环境十分突出的地方，《禹贡》用壤、坟、涂泥将九州土壤归为三类，属于壤的为豫州、雍州、冀州，属于坟的为兖州、青州、徐州，属于涂泥的为扬州、荆州，另有梁州为青黎，三类土壤代表的环境完全不同：壤所在的三州均为农业生产比较容易利用的区域；涂泥所在扬、荆二州具备典型的水乡环境；坟则为下湿之地。豫州固然“厥土惟壤”，但也存在“下土坟垆”的地方。坟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兖、青、徐三州，土壤条件虽然并不理想，但水退之后仍然可以选择性地发展农业。淮夷所在淮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不仅与黄河中游的豫州、雍州“厥土惟壤”“厥土惟黄壤”不同，与黄河下游的兖州“桑土既蚕。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也不同，从土壤条件以涂泥为主分析，淮夷所在淮河流域能够发展农业生产的地方有限，应属于渔猎占主导地位的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人群立足的基础，以黄河中游为核心的中原王朝对于淮河流域的控制，在政治、军事上征服的同时，还存在环境上的适应。也许正因此，淮河流域得以在相当长时段保持文化的独立性与空间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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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失去文化独立性走向经济边缘性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发展相关。伴随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强大，中原政权在南向发展中逐渐将控制范围从黄河流域延伸至淮河流域。淮河流域纳入中原势力范围的初期，在空间上处于中原政权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区，之后若中原政权继续沿淮河流域、长江流域自北向南完成政治扩展历程，那么淮河流域将逐渐从边缘变为腹心，但这样的空间发展至春秋时期中断了，崛起于长江流域的楚国、吴国挡住了中原政权南下的步伐。楚国核心在长江中游，吴国核心在长江下游，春秋战国时期两国先后向北发展，而楚国势力北向发展中一度将政治、经济核心转向淮河流域，尤其战国后期楚都迁陈、迁寿春对于沿淮地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样的时段并不占主流，多数时期淮河流域同样成为长江流域政权的边缘。秦汉两朝在统一帝国之下，淮河流域边缘化的特点有所消弭，但汉武帝元光年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25]，此次黄河决口泛滥20余年；新莽时期“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26]，这就是为后人所认定的黄河第二次重大改道，此次河水夺淮泛滥达60年。黄河数次决口，长期泛滥于淮河流域，不仅中断了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进程，而且再次强化了其边缘区特征；黄泛区的存在虽然不能改变淮河流域介于江、河之间的地理位置，但自然灾害却导致这里成为农业生产不连续分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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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仍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黄河、长江流域政治上的对立，不仅为长江下游经济崛起创造了机会，而且使长江流域经济区的开发越过淮河流域，直接立足于南方亚热带的地理环境中。随着唐宋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向长江下游地区，淮河流域边缘性的地位基本成型。北方黄河流域历代都是整个国家的政治重心，长江下游平原地带则具有经济重心的地位，淮河流域处于南北地区之交，介于政治与经济重心之间，不仅边缘性越来越突出，而且对于江、河两大区域的依赖性也越来越明显，正因此，不仅秦汉以后淮河流域没有成为任何一类政权的都城所在，而且至清代行政区划也不再保持流域的完整，流域分属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这样的情况对于中国大河流域而言十分罕见。流域范围不能支撑一个地方政权，不能基本保持自身行政单元的完整，除地理边界条件之外，重要的在于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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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的南北两侧与长江、黄河都没有完整的分水岭，流域整体呈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地势，上游有桐柏山脉、大别山脉以及伏牛山脉构成江淮、河淮的分水岭；中下游地区处于平原，没有自然地物界分江淮、河淮，平原上较高的地物为河流两岸的人工堤，如黄河南岸大堤为河淮之间的分水岭；大别山以东岗丘连绵，向东北延伸至洪泽湖以南，高程一般在50—100米，洪泽湖以南人工堤再次发挥江淮分水岭的作用。淮河流域不明显的地理边界条件，使其若作为政治空间几乎没有可以依凭的天然屏障，这样的地理形式不仅不具备古代中国人所强调的形胜理念，而且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淮河流域北部与黄河连为一体，南部则与长江连为一体，因此无论黄河还是长江都可将其看作本流域的自然延伸部分，后代地理学家用淮河界分南北，事实上淮河流域属于真正的不南不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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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南不北的地域特征，南北交战时期淮河流域是双方的战场。以黄河、长江流域各自为中心的地区，不仅在地理上构成两大区域，政治上也往往成为两大集团，每当南北政治集团分裂时，交战地自然在淮河流域这一不南不北的区域。淮河流域并非独立地理区域的特点，在政治与军事上自然造成“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即长江、黄河流域互相以淮为屏障的结果。明末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历数江淮地理与战守关系，其所引述各个事例，大体可归为两类：三国时期孙吴与曹魏以江为界，孙吴未经营淮河流域，曹魏邓艾却在此屯田驻守，最终魏胜而吴亡。东晋南朝乃至五代十国时期南吴均拥有淮地，因此得以长久与北方政权抗衡；而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五代十国时期杨行密与朱全忠清口之役，这些以少胜多的战例，获胜关键也在于控制了淮河的关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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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经济发展进程分析，长江流域出现政权中心的孙吴时期仅是农业开发的初期，孙吴政权尚没有能力治江又理淮，于是战线处于长江一线，而此时的淮河流域既是黄河流域的延伸地带，也是其军事上的屏障；随着北方人南下数量的增加与移民自北向南的迁移，东晋南朝时期江淮联为一体，淮河流域成为长江流域的延伸部分，于是南方政权不但得到支撑，且在战事上获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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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历史上南北之间的战事不止限于秦岭、淮河一线，但必须承认这里留下了“十”字中自北向南那一划最浓重的一笔。而在这一南北军事交锋之地，无论河淮相连还是江淮并属，仅就地理而言，淮河流域毫无争议地处于四战之地，南北之间的军事交锋不在于河，也不在于江，而在于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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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三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战事与长城的地理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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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与明长城几乎处于相同的位置，而农牧交错带不仅是农田与草原两种不同环境的过渡地带，也是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生活方式的结合部。历史上，发生在这一地带的战事，不同于农耕区内部东西、南北之间的争斗，而属于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军事争锋。民族的分异，首先表现于依赖自然环境而建立的经济生活方式，其后才是习俗与宗教。由于农田与草原的环境分异，农耕区的西北、东北先后成为匈奴、氐、羌、柔然、突厥、回纥、铁勒、薛延陀、沙陀、吐谷浑、党项、蒙古以及濊貊、肃慎、挹娄、夫余、乌桓、鲜卑、室韦、库莫奚、豆莫娄、乌洛侯、地豆干、勿吉、奚、契丹、靺鞨、女真、满等非农业民族或部族的活动区域。这些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军事争锋与地质力学提出的北北东向、北北西向两大构造体系营造的山脉走向以及应力方向十分相似，无论出击者还是还击者的来向与去向均在西北、东北，而长城即横亘在农耕区的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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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中国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工程，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且在国际上享有不凡的知名度，据称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飞船上的宇航员曾说，在太空能够看到的人类工程只有中国的万里长城与荷兰的围海大堤（尽管这一说法并非事实，但着实让中国人兴奋了一阵，我们终于拿出了独领风骚的品牌）。长城，就像它脚下的土地一样，无论为人所知还是不知，厚重的历史永远有着磁铁一样的吸引力，令人驻足、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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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名为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的著作问世，这是一部围绕长城描述中国北方边地的著作。拉铁摩尔的著作出版不久即被译成中文，最早的译本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译者为赵敏求，书名为《中国的边疆》；2005年唐晓峰的译本出版，书名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无论哪种译法，均没有离开中国的边疆这样一个主题。一部以长城为核心的著作，为什么会以中国的边疆冠名？拉铁摩尔的立意非常清楚：长城南北有着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人文风貌，长城以南有密集的人口、适宜耕种的农田；长城以北人口稀少，草原荒漠之上民生所系为畜牧业；长城则是两者之间的过渡带。拉铁摩尔所说的“中国”并非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而是持农耕生产方式的汉民族所在区域，“长城内各地即所谓‘中国本部’，包括清初18省”[28]，正因此，以长城为边疆也并非国家的边疆，而是种植业生产区域的界限或农耕民族政权的边界，这一界限以北即长城外还有东北、蒙古草原、新疆以及青藏高原这些属于中国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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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坐落于农田与草原的过渡地带，拉铁摩尔文中提到长城“是环境分界线上社会影响的产物”，他没有说明这是什么性质的环境分界线，在当代中国年降雨量分布图上，400毫米年降雨量等值线东段与明长城走向惊人的相似，这一点告诉我们，正是降水这一制约种植业的关键因素决定了长城所在位置拥有过渡地带的特征。400毫米年降雨量等值线是农耕生产对于水资源需求的底线，这条年降雨量线以东为半湿润区，以西为半干旱区，两个不同性质的环境地带在雨量因素的制约下，不仅表现出农田与草原、荒漠的差异，同时也造就了农民与牧民的区别。长城界分农、牧，而自身却是真正的过渡地带，既不属于农耕民族，也不属于非农耕民族，无论经济生活方式还是人们的社会风貌均具备明显的农牧兼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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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地带修筑长城，从战国时期直到明代陆陆续续延续两千多年，目的是什么？难道人类的这项伟大工程仅仅是要表明自然环境与人文风貌过渡地带的位置吗？对于这一问题已经有诸多讨论，传统且主流的观点认为长城是抵御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的军事屏障，拉铁摩尔则认为长城是国家稳定边疆的一种努力，用以限制汉族的活动范围，并隔绝草原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均起源于上古时期，文化同样久远，只是因各地的自然资源不同，在文化上表现出差异。长城坐落在环境过渡地带的位置，几乎是在战国至秦代农耕民族的空间推移中确立的，汉族向草原发展，对于所取得的每一个区域，都会通过汉化将少数民族改变为汉族，而在这些被汉化的少数民族背后才是真正的戎狄。从这一角度来说，汉人与真正的少数民族之间的边界北移了，且最终确定了作为过渡地带的长城的位置。因此在农业社会与草原社会的关系史中，主要是农业社会限定了草原社会，而不是草原社会“扰乱”了农业社会。若站在完整的长城地带历史角度审度拉铁摩尔的观点，不难看出，这仅是长城位置确定之初的一幕，此后长城脚下上演的不但以武戏为主，且主要为自外向内，另一位美国学者巴菲尔德的著作《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再现了其中的主角与重要的几幕[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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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铁摩尔的观点抓住了将长城修建在农牧过渡地带的决定力量来自于农耕民族这一关键之处，汉民族的活动范围决定于农耕生产对环境的适应，因此长城的位置既是汉民族以及汉化的少数民族依托农耕生产定居的底线，也是农耕生产的底线。汉民族试图用长城这一人为的工程挡住北方民族南下的马队，但历史证明，长城的出现并没有真正终止农、牧两种力量的较量。自战国至秦汉时期匈奴人带着草原民族特有的雄豪，跃然于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之中，此后乌桓、鲜卑、柔然、羌、氐、吐谷浑、突厥、回纥、吐蕃、铁勒、契丹、女真、蒙古、满人……这些来自于长城以外，活动在草原上、森林中的非农业民族，如同抢滩的浪潮，倏忽之间来到长城之下，又旋即呼啸而去，不仅将金戈铁马、烽火狼烟留在塞上，而且也为后人留下许多思考：历史时期长城地带的战事究竟是土地之争还是民族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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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民族与非农耕民族立足于不同的环境之中，自身的生产物不同，固然都能自给，但对方的物质创造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尤其非农业民族对农耕文明积累的各类财富需求更强烈。对此巴菲尔德的著作中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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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农业社会中，统治者的权利最终建立在对日渐积累的剩余粮食的控制之上……草原统治者则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之中，因为草原经济建立在粗放且高度流动的游牧生活方式这一基础之上，游牧财富无法有效地集中或贮存……这些内部的脆弱性迫使那些成功的游牧国家统治者建立一种更为安全的经济基础。在内陆亚洲，通过从草原外部获取资源并为游牧国家提供资金的方式实现。匈奴帝国政府将游牧部落组织为一个统一力量，被单于用来从中原攫取商品与贸易利益。在战时，单于发动突袭，为他的追随者和匈奴国家提供战利品。在和平时期，单于扮演了中原与草原之间中介者的角色，进行贸易，并通过贵族制度对汉地物资加以再分配。通过从草原外部攫取资源，匈奴国家获得了其他政权所未曾获得过的稳定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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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尔德的论述中用“外部边界战略”概括了匈奴之后，长城以外其他非农耕民族南下动机的一致性，显然这一动机与资源索取、物资需求相关。但长城内外的战事，出击的一方并非只是非农耕民族。面对草原民族的南下，经营定居生活的中原王朝最初无力出击，长城即成为战略守势的产物；当历史进入西汉中期，汉武帝“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设置河西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如此举措导致“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31]。汉武帝的战略在于断匈奴右臂以绝其援，此后唐王朝乃至清朝更进一步图谋拥有草原，并在阻遏草原骑兵南下的同时，实现版图扩展以及与西高东低地形一致的高屋建瓴的政治战略。经过近两千年的努力，如法国学者格鲁塞所言，至乾隆年间才最终将大清帝国的版图稳定地扩展至亚洲西部山地与草原的边界，并实现了“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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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人，我无意于评论长城脚下的战事谁是谁非，只希望解读战争发生于这里的地理基础，显然，无论西北或东北的民族还是中原民族，长城所在地年降雨量400毫米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里首先成为农耕民族守疆保土的底线，然后成为农牧双方交锋的战场。南下突破这条界限，鲜卑、匈奴、氐、羯、羌、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均在农耕区建立过政权，固然中原王朝曾时断时续将权杖伸向草原，但作为农耕民族的代表，最终越过400mm等降雨量线，将田园与草原统为一体的却是来自东北森林草原地带的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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