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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四野皆农田，只有一些农业聚落能够发展为城市，从农业聚落发展到城市经历一系列过程，登封王城岗就是这样一处遗址。王城岗遗址前后延续几千年，自史前时期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至历史时期的夏、商、周、汉、唐、宋、元、明代，文化传承从未间断。但文明演进的不同时期，王城岗遗址的性质却在变化，裴李岗、仰韶时期这里还是小聚落，龙山文化时期步入辉煌，成为嵩山东南部颍河中上游最为重要的中心聚落。[4]这一时期遗址存在大城、小城，其中大城约30万平方米，小城1万平方米，两城相连，时代相同，这就是“禹都阳城”之地。[5]史前时期河南农业聚落遍布全省各处，其中太行山东南麓与颍河、汝水流域存在两条聚落集中分布带，且两条分布带交汇于伊、洛河下游至嵩山山麓地带，王城岗即处于颍河上中游至嵩山南麓地区。农业生产是聚落存在的基础，因此聚落集中与稀疏首先是农业生产环境优劣的反映。战国时期黄河下游修筑大堤之前，以漫流形式存在的黄河河道使今河南东部平原地带屡经水患，而西部的丘陵岗地以及颍水、伊河、洛河等河流谷地却有着农业生产的便利条件，聚落密集。有了农业生产基础，交通条件也十分重要。登封地处嵩山之阳，临颍河之滨，不仅具备通向四方的交通条件，且依托嵩山构成防御屏障。农业是立足的根本，交通是壮大的基础，凭借两者，王权将分散且独立的农业聚落置于统一的控制之下，并实现人力、物力向一地集中，由此农业聚落发展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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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都城不止一座，这一时期不仅聚落时有迁移，帝都也是如此。聚落与都城不断迁移与土地连年耕种肥力递减、黄河水患以及敌对力量的威胁相关，但每一处新的都城诞生，支撑性的地理条件总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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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是中国城市的肇始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每一步均具有重要意义。从农业聚落到城市，地理因素与王权力量交织在一起，完成了城市位置的选择与物质基础的营造。进入商、周两代，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分布范围从伊、洛河流域向黄河南北两岸以及东部平原发展，除天子之都外，几乎所有封国的都邑均为城市。城市走出肇始时期，成为构成社会的重要元素，但无论哪一类型的城市，在以农业为共同基础的同时，交通条件都是不可或缺的支撑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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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北地区城市发展与中东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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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的城市进程可上溯至数千年前，有着几乎与中国历史比肩的悠久历程，东北地区的城市进程却是在近百余年间完成的。固然论及东北地区我们会想起渤海国、辽王朝、金王朝等政权设在这里的城邑，但这些王朝兴建的城邑并未连续使用，一段时期的兴盛之后即被毁弃。元、明两代东北地区除军事据点之外，鲜有农业聚落。明代在东北地区设置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连接辽东都司治所（今辽阳）和奴儿干都司治所（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的道路沿线设有驿站、堡寨、卫所等驻兵地及军事支撑点，很少有民居聚落。明末满族先民进入松辽平原且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垦殖地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的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及牛庄一带，吉林、黑龙江等周边地区仍散居着以渔猎为主的民族或部落。明清之际的战争使东北地区原本稀疏的农业受到致命的摧残，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清廷于顺治十年（1653）开始实行垦荒戍边，奖励出关开垦，并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条例》打开了出关的大门，自宁远、锦县、广宁辽西走廊一线至奉天、辽阳、海城一带，耕地与聚落不断增加。但关外放垦维持时间不长，康熙七年（1668）清廷为了保存“龙兴之地”取消《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对东北地区实施了长达190年的封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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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90年内，以保障“龙兴之地”安全为目的，朝廷先后在东北设置镇守辽东等处将军（简称辽东将军）和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简称宁古塔将军）。后来辽东将军改称为奉天将军（康熙四年）、盛京将军（乾隆十二年，1747），宁古塔将军改称为吉林将军（乾隆二十二年），并于康熙二十二年正式设置了黑龙江将军。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的主要任务是镇守“龙兴之地”，均驻留一定数量的士兵，为满足驻军粮草之需，几乎各驻军之地均实行屯田。开垦农耕土地必然促使驻军边塞、城堡集聚人口，并向城镇发展。康熙三十九年，盛京内务府皇庄已达91个，此外还有盛京户部、礼部、工部官庄。盛京既是清朝关外的政治中心，也是通向吉林、黑龙江等地的军事重镇。此后清廷又相继在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市）、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墨尔根（今黑龙江省嫩江县）、黑龙江（今黑龙江省黑河市）等地设置了官庄，与官庄并存的还有旗地，这些地方均是控扼吉林、黑龙江重要通道的军事重镇。朝廷在增置官庄的同时，又在东北各地修建了驿道，沿驿道有卜魁（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吉林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等重要驻兵地。从辽西走廊北端的锦州开始，驿道连接一系列军事重镇沿松花江、第二松花江、牡丹江、嫩江形成“T”字型的布局形式，每一个军镇均派兵镇守，朝廷也会将内地犯人遣送至此，尤其康、雍、乾时期由于科场案、文字狱、平三藩、年羹尧、隆科多等案充配东北的人犯一拨又一拨，都成为塞外农业开垦的劳动力。[6]在军事重镇基础上形成的官庄、旗地，形式上均具有点状开发的特点，以各个军镇为中心，人口与农田均集中分布在周围，距离军镇较远的地方大多仍属荒闲之地。支撑“T”字型布局的军事重镇乃至早期农田形成的地理条件是交通，即由内地通向东北的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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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后期的边疆危机使“移民实边”成为朝野的共识，关禁彻底打开了，真正意义的“闯关东”从这时开始。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重新颁布了放垦政策，来自河北、山东的农民纷纷涌出山海关、古北口等长城关塞，进入东北地区进行垦荒活动。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宣统三年（1911）的14年中，奉天增加了600万人口，吉林增加了470万人口。大量关内农民涌入东北，加速了土地开垦与城镇的形成。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东北地区全面实现了由南向北，由军事重镇向一般地区扩展的面状开发，移民定居之处即成村落，今日所见东北各地地名如范家窝堡、张家烧锅[7]、崔家马架子[8]、郭家屯、三家子、七家子等均是最初的移民聚落的名称。这些村落都是农业聚落，其中地处道路通达之处的聚落，在人口与商机的促动下逐渐从农业聚落发展为城镇。今辽宁新民市就是一例，这里地处辽河下游，为南北往来必经之地，清初移民在此开垦，所在村落俗称新民屯，乾隆初年将巨流河巡检移驻新民屯，带动了人员流动与商机，经历“聚而成村，久而成镇”的过程[9]，新民逐渐成为府、县行政治所，并迈向城市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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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光绪年间东北各地的城镇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仍具有融农业、商业与行政为一体的属性。此后，工矿业逐渐加入东北地区经济开发进程之中，尤其是日、俄两国势力的渗入，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城市转型。其中以中东铁路的修建为转折点[10]，不仅铁路沿线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沈阳、旅顺等步入近代城市行列，而且铁路沿线筑路工人驻地亦发展为城镇，如牡丹江、肇东、公主岭等。在中东铁路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城市，长春就是一例。长春原名宽城子，本为蒙古王公所属的前郭尔罗斯草原，18世纪晚期关内移民至此垦殖，此处凭借交通优势汇集了大量人口并成为农产品交易之地。19世纪20年代长春厅治所迁至宽城子，此时宽城子虽然并未形成城市街坊，只是在个别地段设有固定的集市和较为集中的商业店铺，但却奠定了日后城市发展的基础。清光绪十五年（1889），长春厅升为长春府，长春城市规模正值形成期，城市内部形成了基本道路网并集中大量店铺，城市商业形态处于自然经济向现代商业经济转变的阶段。[11]20世纪初中东铁路修筑以后，长春凭借铁路便利的运输条件，赢得了更大的经济腹地，获得了对于周邻地区更大的控制权，快速发展为近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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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东北地区城市形成、发展与其他地区不同，移民聚居村落、集镇均建立在农业与传统手工业、商业的基础上，中东铁路修通之后，以巨大的力量迅速将长春以及其他铁路沿线的城市推入近代进程，从乡村农业聚落起步到近代城市仅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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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东北两地并不能涵盖中国所有的城市，但因其城市起步一早一晚的时间差异，具备了解读城市产生、发展地理过程的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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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各地的城市功能并不一致，大体可归为行政、经济、文化、防务、交通、旅游几种类型。城市类型的差异往往会被视作城市产生的缘由，若仅将视线停留在当代，从类型到缘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回顾城市产生、发展的历史，依托农业生产形成的聚落几乎是所有城市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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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中国古代城市地域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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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城市地域空间格局着眼于地理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关系。城市的存在不是孤立的，依凭内在的关联，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所在地区之间往往构成地理统一体。当代地理学使用“城市体系”这一概念表述以城市为核心的地理统一体，依据这一概念，城市体系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相互关联、起各种职能作用的不同等级城市的群体。就各种职能、不同等级的城市群体而言，中国古代城市群究竟从属于哪种职能？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存在两套层级：一套为因政治管理而建立的行政体系；另一套则为因经贸活动而形成的经济层级。[12]我并不否认中国古代城市存在这两套层级，但更关注两套层级出现的时间以及构成城市群的初始原因，基于这一思路，本节将重点集中于中国古代两套城市体系的产生与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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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两套城市体系的产生与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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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德国学者提出中心地理论之后，以此为理论基础，地理学界提出的城市体系主要偏重于经济层级，且具有这样的基本特征：（1）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具有相对稳定的分工、联系，包括物资、人员、资金以及信息往来，并通过经济与行政的纵向、横向关系，形成社会经济、政治实体。（2）城市群内，各城市从大到小、从主到次、从中心城市到一般集镇，共同构成等级序列，一般上级城市支配下级城镇。（3）城市群内，各城市地域上是邻近的，一些城市位于另一城市的郊区，或互为郊区。若缺乏其中任何一点，则城市群体只是一种地域、功能或规模的排列组合，而不是体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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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这一标准，中国古代城市乃至某一地域的城市群，几乎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尤其“各城市间具有相对稳定的分工、联系，包括物资、人员、资金以及信息往来”，这一基于经济要素而界定城市体系的标识，不是中国古代城市群具有的关系。这一认识来自于历史常识：城市肇始时期正处于夏、商、周三代，而这一时期均实行分封制，分封制之下无论邦国还是封侯均是独立的“有土之君”，领地的独立性导致城市的独立性，尽管国都与邦国、封侯的都邑存在人口、占地以及工商业规模的大小之别、强弱之分，但国都不具备统辖邦国、封侯都邑的权力，也不属于都邑的上一级城市。在分封制这一政治制度的制约之下，城市之间不仅不具备自上而下的纵向关系，而且同样不具备由此及彼的横向关联性，它们各自从属于自己的土地之主，政治从属与经济供养均是如此。城市是在王畿或邦国、封侯土地上形成的独立的、以非农产业与非农人口集聚为特征的较大居民点，也是分封制政治背景下不同层级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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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从分封制进入郡县制，城市仍然是政治中心，但不再是封建领主的统治中心，而是各级官员的施政中心。无论秦汉时期的郡县之制，隋唐时期的州县之制，还是明清时期的省、府、州、县，无论哪一级行政区，官员的施政中心均位于城市，官员依托官衙所在城市管理四方，城市表现出鲜明的政治中心特点。郡县制政治中，城市处于各级行政区中心，在国家政治力量的推动下，行政区上下相属，层层相叠，高级行政区拥有对低级行政区的统辖权，高级行政区的官员也有权支配、统领、过问下一级别官员的政务，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城市间也具有这种关系？就实质而言，作为政治中心，城市层级之间的统属相辖关系，仅作用于政权与官员，并不涉及整座城市。将整座城市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纳入一个体系之中，只有经济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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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城市体系存在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即经济之间的供需关系将城市群纳入共同体系中。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小农经济长期在经济构成中占主导地位。在自给自足经济背景下，农户与市场的关系被压缩到最低，大多数农户完全固守于农田。虽然郡县制下不存在分封制的领地限制，但小农经济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传统农业的产业特点决定了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几乎不存在物资、人员、资金往来，因此也无从建立城际间的经济关联，至少明朝之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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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小农经济而言，自给自足的经济使得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几乎不存在，但置身于小农经济之上的官府却通过赋税，将隶属于不同行政层级的城市串联起来。中国古代的赋税缴纳制度从来都是自下而上，县级行政建置是最基层的衙门，来自于民间的粮食汇集于县城，并由县及郡或由县及州府，最后送至京师。关于赋税缴纳程序，且以唐代为例。唐前期，国家税收由国家统收统支，地方政府依法征税、纳税、输税，没有制税与擅自支用国家税收的权力。“安史之乱”后，唐中央将部分税收、部分财权划归地方，税收形成两大类目，一类为中央直接收益税，另一类属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税。780年唐王朝实行两税法，两税收入以州为单位划分为留州、送使、上供三部分。唐代前后两个时期地方获得税收的方式并不相同，税收固然经由县城向上逐层交纳，但前期县、州两级官衙需要的钱粮在地方制定计划后由朝廷拨放，这一过程中县、州两级官衙并没有建立直接的经济关联，收到它们手中的均是中央下拨的钱粮。唐后期地方获得钱粮的途径就不同了，留州这一部分直接由州属各县赋税汇集而得。各州按照朝廷规定的比例留在州衙的钱粮来自于各县，州属各县构成支撑州衙的经济腹地，县、州两级官衙依托钱粮建立了关联。但这样的关联就城市而言，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即每个官衙固然立足于一座城市，但服务于官衙的赋税并不能延伸至整座城市，因此凭借赋税而认定隶属于各个行政层级的城市已经纳入城市体系之中，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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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前，中国几乎不存在因经济而关联的城市体系，仅存在由于政治统辖而建立的城市间上下相属关系。中国历史进入明代，社会经济发生重要变化，商业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工商业城镇大量涌现。沿江、沿海地区响应这一变化，成为新兴工商业城市最集中的地域。那么这些城市及城市间的关联性又如何呢？且以上海、天津以及台南市为例。上海市全部成陆大约在唐、宋时期，伴随成陆过程，人口向这一地区迁移，渐成聚落。唐天宝年间设立华亭县，北宋时期上海地区分属华亭县、昆山县，元至元年间华亭县升府，次年改称松江府，进入明代府、州、县几个行政层级皆备。天津市起步于明初设置于小直沽的天津卫，清代天津从县治、州治升为府。上海、天津均处于沿海或沿江地带，工商业加港口的区位优势均为两座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使两座城市表现出明显的工商业城市特征。伴随两座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与农村腹地建立了经济关联，同时也与周邻城市形成密切的经济往来。这时两座城市兼具地区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功能，并就此融两套空间体系于一体，即如施坚雅所言，其一是产生于中国“法定的”官僚政治结构，由大小官吏与各级衙门组成，上下有序，等级森严；其二源于中国社会“自然的”结构，在经济贸易中形成，包括市场、贸易体系、民间政治活动及乡绅、豪商操纵的特殊社会群体。[14]大陆城市如此，台湾城市也有着相同的历程。明代天启年间荷兰人在台南兴修“红毛城”（今安平古堡）、“红毛楼”（今赤崁楼）作为与大陆通商的基地，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建承天府，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改为台湾府。台南最初作为商港，后升置为府，同样经历着由商港转为政治中心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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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历程中，受政治、经济两种力量作用，有两套空间体系，由于两种力量的作用方式不同，导致城市空间体系复杂化。近200年以来经济力量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源于经济因素建立的空间体系也越来越清晰。由于两套体系的存在，处于地区核心的官衙所在城市以及由此统辖的区域，既是经济体，又是行政管理体，官衙所在城市兼具两套体系的中心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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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性的地理环境与城市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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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环境复杂多样，那些为山地、河流所包围的地域，有着近似封闭的地理环境，并构成独立的地理单元。依凭这些山地、河流，区内农业生产自成一统，区域间则各具特色。一个区域内作为边界的山地与中部平原，自然环境完全不同，农业开发进程也大不一样。平原既是率先从事农业开发的地带，也是人口与技术的扩散中心。平原与山区不仅存在开发进程的时间差，而且处于完全不同的技术层级，因此在区域开发进程中，平原始终具有核心地位，无论人口流动还是技术传播有自平原到山区的特点。南方闽、浙、赣、湘、鄂、川等地这一特点尤其突出。城市是农业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自然环境营造的独立地理单元之内，城市的空间发展进程几乎经历了与农业生产近似的轨迹，即从平原的核心地带向边缘扩展，从河流的下游向上游推移，并在空间扩展中形成级别不同的城市群。讨论这一问题，可以江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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