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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6 南京历代城址变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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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京城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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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曾为金、元、明、清四个王朝的都城。唐代置幽州于今北京之地，936年草原民族契丹人据幽州城，并在这里建立陪都，即后来的辽南京，又称燕京。继契丹人之后女真人在塞外建立了金王朝，并于贞元元年（1153）正式迁都于燕京，改置为中都。北京城的建都历史起步于金中都，金中都位于今北京原宣武区西部，整座城市呈方形。元代立都于北京，以金中都外的离宫——大宁宫为设计中心，展开大都的规划与营建（图15-7）。经元、明、清三代的改造，北京城城市布局具有如下特点：（1）元大都由外城、皇城、宫城组成，建筑布局具有“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特征。“前朝后寝，左祖右社”这一出自于《周礼·考工记》的都城格局，并未被历代都城设计者遵守，元大都却将宫城与皇城安排在整个城市的南面，且宫城内处理朝政的宫殿也位于南部，寝宫位于北部，将《周礼·考工记》都城布局理念融于北京城设计之中。（2）商业区是一座城市最活跃的部分。元代商业区主要集中在与通惠河连接的积水潭东北斜街至钟鼓楼一带，以及东四牌楼与西四牌楼附近。明代通惠渠故道被包围在城内，切断了城内与大运河的联系，全城的商业中心也从北向南推移，并与东、西四牌楼构成十字型商业中心。正阳门附近本为城南主要商业区，自明代中后期外城修造以后，商业活动更加活跃。晚清修建铁路之后，火车站坐落在这里，使商业中心的特点更加突出。元、明、清时期北京商业中心经历着从“东四、西单、鼓楼前”到“前门大街，鼓楼前”的变化。（3）北京城的中轴线经由钟、鼓楼向南延伸，穿过紫禁城，至正阳门。（4）元大都整个城市呈长方形，南墙在今北京城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北墙在今德胜门和安定门以北5里处，东墙与西墙分别与今东直门、西直门各在南北一条垂直线上。明代放弃了北部城区，并在北城墙以南5里修筑新城墙，又将南城墙向南推移了2里。明代嘉靖年间为了防御蒙古人南下，朝廷决定全面修筑外郭城，嘉靖四十三年（1564）首先在南郊修筑了外城垣，后因经费紧张取消原有计划，由此北京城形成“凸”字型城市轮廓（图15-8[27]）。（5）清代满八旗入住内城，并形成两黄旗居住在北城、两白旗居住在东城、两红旗居住在西城、两蓝旗居住在南城的分布形式。[28]旗人入居内城，汉人迁至外城，内城满族为主，外城为汉族聚居地；内城、外城形成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内城具有贵族文化特征，外城则以平民文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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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7 元大都与金中都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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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8 北京历代城址变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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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具备所有城市功能的同时，重点在于服务政治，而政治对于都城建设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功能利用上，另一方面则将礼制融汇其中。纵览中国古代都城平面布局的变化，在从属于政治需要的前提下，城市布局越来越规整，不但具有清楚的规划理念，且赋予其规范的建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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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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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四 中国古代都城选址的地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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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城市以政治中心为主兼具地区经济中心的特点，使城市生长必然依托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供给充裕的经济腹地，两者的结合构成了城市选址的地理基础。都城从属于城市基本需求之外，又与普通城市有别。都城不仅是整个国家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国家的象征与文化的凝聚体，出于这样的需要，都城在城市选址共同的地理基础之上，又增加了更多的支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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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合聚散使中国历史上存在统一王朝与地方政权，然而无论哪一类政权建国与立都是并行的两件大事，都城确立在什么地方不仅决定统治者权力核心的地理归属，而且影响着政权的昌运。史念海的研究指出，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与地方割据政权兴建的都城共二百多个[29]，由于地方政权地分南北东西，都城也因地而置，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统一王朝的都城就不同了，偌大的国家究竟将国都设置在什么地方，既要满足统驭全国的需要，又要保障自身的安全，众多的古都看似无序，但在地理的视角下不难看到其共同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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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理中心为都城是最初古人建都选址的重要理念：“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30]“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31]这时古人十分强调“国之中”对于都城选址的意义，而此时的“国之中”就是今河南洛阳。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中心固然经历多次变化，但始终没有脱离这一地区，尽管西周“文王作丰，武王治镐”，但至成王时还是在洛邑兴建了成周，东周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彻底转向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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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选址突出地理因素中的哪个环节，并非一成不变，历史进入战国，直至秦统一，军事地理对于都城的支撑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兼具政治、军事乃至经济优势之地就是关中，其地历史上曾为十三朝古都，故后人诗文中有“关中自古帝王都”之说。那么关中凭借什么地理形势而成为帝王之都？前已论及，《史记·留侯世家》称关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何谓“天府之国”？即因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含天子府库之意。关中平原由渭河冲积而成的深厚沃土，加之渭河、泾河等河流的灌溉之源，在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中极尽地利之势。经济腹地是支撑都城存在的必要基础，对于国都而言，另一项必须考虑的就是军事地理与交通区位。就地形来说，中国古人将易守难攻之地称为“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关中地区就具备这样的地形条件：南有秦岭，北则黄土丘陵山地，关中平原地处其中，不仅营造“四塞之国”的地形，且平原与山地结合之处的山间谷地自然成为冷兵器时代的关隘，并由此构成“形胜之区”。关中地区同时为“天府之国”“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独占冷兵器时代少有的地理优势，正因此而成为十三朝立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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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优势都并非永久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关中地区作为“根本之地”的优势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邻近西北游牧民族，极易受到北方民族的攻击；其二是随着统治集团的庞大，为了支撑朝廷日常支出以及皇族、贵族、百官的物质需求，仅凭八百里秦川自身的物产已经无法满足，而关东地区的漕粮与其他物资又面临着运输困难，尤其黄河河道三门峡段“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十七八”[32]。于是，东汉都城东移至洛阳。此后经魏晋至北魏时期，历时数百年，均以洛阳为都。隋代北周而起，立都于长安，唐代继承了这一都城选择，尽管如此，隋唐两代均在洛阳另设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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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虽然没有关中“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优势，但北依黄河，南临洛水，且居“天下之中”。北宋时期定都开封，除北靠黄河外，几乎无险可守。故宋初关于立都何处，曾经有过一番讨论。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赵匡胤到洛阳巡幸，并打算以此为都，甚至还有定都长安之意。但其弟赵光义与群臣都力谏劝阻，赵光义等人的理由主要是开封有通江淮漕运之便。无奈之下宋太祖接受了群臣的意见，但他已经预见到由于开封无险可守，必须仰仗重兵，“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33]。以后的历史证明了赵匡胤预见之准确，不仅重兵驻守在开封城周围需要的粮饷耗尽民力，且因无险可守屡遇险境，最终还是被女真人攻陷都城，徽、钦二帝被俘送北国，结束了北宋王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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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沿黄河一线设置的都城，在优先选择军事屏障还是经济补给之间反复徘徊，取此必失彼，最终以北宋王朝的覆灭而终结了都城沿黄河一线东西之间变换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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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国至东晋南朝时期，以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为基础，建康即今南京开始了都城历史，并于明代成为统一王朝之都。北京作为都城起步于金代，并于元、明、清三代成为统一王朝的国都。看得出来，无论位于长江流域的南京还是位于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南、北二京作为都城均起步于地方政权，即分裂时期的地方政权从事的经济开发与城市建设为后来统一王朝的都城奠定了基础，并依托运河这一物资补给线为南、北两京提供了物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