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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选址突出地理因素中的哪个环节，并非一成不变，历史进入战国，直至秦统一，军事地理对于都城的支撑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兼具政治、军事乃至经济优势之地就是关中，其地历史上曾为十三朝古都，故后人诗文中有“关中自古帝王都”之说。那么关中凭借什么地理形势而成为帝王之都？前已论及，《史记·留侯世家》称关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何谓“天府之国”？即因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含天子府库之意。关中平原由渭河冲积而成的深厚沃土，加之渭河、泾河等河流的灌溉之源，在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中极尽地利之势。经济腹地是支撑都城存在的必要基础，对于国都而言，另一项必须考虑的就是军事地理与交通区位。就地形来说，中国古人将易守难攻之地称为“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关中地区就具备这样的地形条件：南有秦岭，北则黄土丘陵山地，关中平原地处其中，不仅营造“四塞之国”的地形，且平原与山地结合之处的山间谷地自然成为冷兵器时代的关隘，并由此构成“形胜之区”。关中地区同时为“天府之国”“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独占冷兵器时代少有的地理优势，正因此而成为十三朝立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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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优势都并非永久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关中地区作为“根本之地”的优势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邻近西北游牧民族，极易受到北方民族的攻击；其二是随着统治集团的庞大，为了支撑朝廷日常支出以及皇族、贵族、百官的物质需求，仅凭八百里秦川自身的物产已经无法满足，而关东地区的漕粮与其他物资又面临着运输困难，尤其黄河河道三门峡段“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十七八”[32]。于是，东汉都城东移至洛阳。此后经魏晋至北魏时期，历时数百年，均以洛阳为都。隋代北周而起，立都于长安，唐代继承了这一都城选择，尽管如此，隋唐两代均在洛阳另设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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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虽然没有关中“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优势，但北依黄河，南临洛水，且居“天下之中”。北宋时期定都开封，除北靠黄河外，几乎无险可守。故宋初关于立都何处，曾经有过一番讨论。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赵匡胤到洛阳巡幸，并打算以此为都，甚至还有定都长安之意。但其弟赵光义与群臣都力谏劝阻，赵光义等人的理由主要是开封有通江淮漕运之便。无奈之下宋太祖接受了群臣的意见，但他已经预见到由于开封无险可守，必须仰仗重兵，“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33]。以后的历史证明了赵匡胤预见之准确，不仅重兵驻守在开封城周围需要的粮饷耗尽民力，且因无险可守屡遇险境，最终还是被女真人攻陷都城，徽、钦二帝被俘送北国，结束了北宋王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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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沿黄河一线设置的都城，在优先选择军事屏障还是经济补给之间反复徘徊，取此必失彼，最终以北宋王朝的覆灭而终结了都城沿黄河一线东西之间变换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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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国至东晋南朝时期，以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为基础，建康即今南京开始了都城历史，并于明代成为统一王朝之都。北京作为都城起步于金代，并于元、明、清三代成为统一王朝的国都。看得出来，无论位于长江流域的南京还是位于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南、北二京作为都城均起步于地方政权，即分裂时期的地方政权从事的经济开发与城市建设为后来统一王朝的都城奠定了基础，并依托运河这一物资补给线为南、北两京提供了物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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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选址是一个复杂过程，“龙兴之地”即统治集团起家的政治根据地或其邻近之地，也是都城选址的重要取向。周、秦、隋、唐、辽、宋、金、元、明、清无不如此，甚至连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权也有如此说法。孙吴政权晚期孙皓为国主，迁都武昌，由此“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元穷匮”。故陆凯上疏孙晧：“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塉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沉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34]供应烦劳固然是东吴人不愿意都于武昌的理由，但远离家乡也许是真正的原因。辽王朝为契丹人于907年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建立的北方政权，根据《辽史》记载，都城上京临潢府以及各州建置地点的确定，主要有这样几种背景特征：（1）奉陵州及契丹祖先纪念地。（2）皇家猎场或官牧地。（3）契丹部族的活动地带。无疑，西拉木伦河流域不仅是辽王朝都城所在之地，也是辽帝王的“龙兴之地”。那么，为什么“龙兴之地”或接近“龙兴之地”会成为都城的重要选地？道理十分简单，这些地方统治者不仅熟悉，且占有人脉与信念，人心可以信赖，水土带来昌运，有助于国运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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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选址在整个国家宏观视角下，既是地理选择，也是政治选择，而将所有选择原则归结为一点，就是保证长治久安。而长治久安的内涵不仅在于时间，政治上得以号令全国、文化上拥有根基、经济上保障供给、军事上实现自保，均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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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界提出，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古城，但是，史前时期的城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并不一样，仅是拥有城垣的较大聚落。城市真正出现，是历史进入国家时期的事。这时国家的都城乃至各个邦国、侯国的都邑都发展为真正的城市。回顾中国城市数千年的发展进程，城市在构成中国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独特的地域空间格局与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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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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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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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平山：《登封王城岗遗址性质分析》，《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方酉生：《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与桀都斟鄩》，《考古》1995年第2期；袁广阔：《古河济地区与早期国家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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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燕明：《登封王城岗遗址聚落形态再考察》，《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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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肇清：《略论登封王城岗遗址大城与小城的关系及其性质》，《中原文物》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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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孔经纬：《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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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烧锅指酿酒的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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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过去东北常见的简易民居，由几根木头简单搭建。正面呈三角形，侧面呈长方形。上面笘草，门开在三角形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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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民国《新民县志》卷二《疆域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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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东铁路，俄国于1896—1903年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路线呈丁字型。初名“东清铁路”，民国改称“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日俄战争后，南段长春至大连为日本所占，称南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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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曲晓范：《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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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G.W.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7—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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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杨吾扬：《论城市体系》，《地理研究》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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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美〕G.W.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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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宋]曾巩：《元丰类稿》卷一九《洪州东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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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美〕G.W.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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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G.W.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7—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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