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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05 data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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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3 做母亲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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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死亡率并不适用于与妊娠有关的死亡。事实上,孕产妇死亡率——每10万次活产的孕产妇死亡人数——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健康方面最大的差别。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每年大约有53万名女性因妊娠或分娩有关的原因死亡;其中99%生活在欠发达国家中,那里孕产妇死亡率大约是发达国家的30倍。尽管如图表所示那样,孕产妇死亡的发生率绝不相同,但是妊娠、分娩和人工流产并发症是发展中国家育龄女性致死的头号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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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0年的数据,非洲每20起妊娠中就有1起死亡的风险,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为1/160,欧洲为1/7700。在国家水平上其差别更加令人瞩目:例如,安哥拉每7起妊娠中就有1起死亡,而瑞典只有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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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2000年的孕产妇死亡率为4.4‰,而所有死亡中的10%是由于围产期和母系的原因;最欠发达国家登记在册的死亡率为8.9‰。2000年亚洲和非洲有几乎相等的孕产妇死亡数字(分别为世界总数的48%和47%),但承受着全世界孕产妇死亡人数45%的重负的撒哈拉南部的女性,才是统计意义上风险最大的。那里,2000年安哥拉、马拉维和尼日尔的孕产妇死亡率达到16‰以上,而塞拉利昂则超过20‰;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每16人中就有1人死于做母亲。相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其母亲死亡率为万分之二,而且一些国家——例如爱尔兰、澳大利亚和瑞典——更低至每10万中只有2—5人(2000年加拿大为6人,美国为17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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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孕产妇的死亡是可以预防的。此类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她们家庭环境中女性终生所面临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障碍:营养不良、贫血、缺乏对母亲及时的基本医疗保健、因矮小而发育不成熟,以及没有适当的产前医护或训练有素的助产士。尽管女性地位与孕产妇死亡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精确,但造成这种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女性被认为是社会上可牺牲的部分。在那些文化中,人们极少注意女性的健康或营养和妊娠状况,死亡的主要原因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正常情况,无须给予专门考虑或处理。为了改变这种认识并增强采取负担得起的方法以减少全世界孕产妇死亡率的意识,联合国把1998年定为“母亲安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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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可比性不足,死亡率可以按某个年龄组来计算。例如,婴儿死亡率就是每1000个存活婴儿1岁以下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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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岁或1岁以下死亡数/1000个存活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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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加强了医疗保健服务,所以这个年龄段上出现了最大的死亡率降低。婴儿死亡率降低是过去几十年总死亡率降低的原因,因为生命中第一年的死亡率常常高于其他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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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纪之前,每千名婴儿在第一年死亡200—300名并不罕见。即使在今天,尽管过去60年来许多国家死亡率大为降低(图6.8),但各地、各国之间的差别依然很惊人。整个非洲的婴儿死亡率仍高达90‰,个别非洲国家(例如安哥拉、利比里亚、尼日尔和塞拉利昂),本世纪初该比率高达150‰以上。一个国家之内死亡率也不一致。苏联曾报道,该国婴儿死亡率为23‰(1991年),但其中亚地区有110‰以上的记录。相反,北美白人和西欧、北欧该比率较均一,在4‰—7‰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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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部分国家的婴儿死亡率。由于实施了针对发展中国家婴儿和儿童的国际医疗保健计划,所有国家死亡率均出现大幅降低。然而,按比率下降最大的还是正在城市化的工业化国家,那里广泛使用卫生设施、安全饮用水和高质量的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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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ata from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and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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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药卫生状况延长了人类预期寿命并改变了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由来已久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只有北欧的5个国家婴儿出生时的预期寿命高于70岁。2001年,欧洲和北美以外大约有60个国家——尽管没有一个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名列其中。能得到并采用现代医疗保健方法的国家因区域而不同,最不发达的国家获益最少。在这些欠发达和贫困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大部分地区,除HIV/AIDS以外的主要死亡原因是发达国家不再关心的那些疾病,如疟疾、肠道感染、伤寒、霍乱等,尤其是婴幼儿的营养不良和痢疾造成的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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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全球性预期寿命延长和成人死亡率及婴幼儿死亡率降低的时候,HIV/AIDS是一个悲剧性而且(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普遍的例外。艾滋病在世界常见死亡原因中位列第四,而且据预测将超过14世纪的黑热病——估计造成2500万欧洲人、1300万中国人死亡——成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传染病。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报道,2000—2020年间,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45个国家因该病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6800万人,其中5500万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联合国预计2005年HIV阳性人数为4000万,其中大约9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70%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里女性病例占60%。在感染最严重的地区,一些国家高达1/4成年人口为HIV阳性,平均期望寿命急剧下降。南非21世纪初出生的婴儿期望寿命应为66岁,艾滋病使之降低为47岁;在博茨瓦纳为36岁而不是70岁;津巴布韦从69岁降到43岁。总体上,自20世纪50年代HIV(原本是猴子的一种疾病)在非洲被确定为一种人类致命传染病品系以来,已有1500万非洲人因艾滋病死亡。随着撒哈拉以南地区预期寿命急剧降低,现在预测2015年其总人口将比没有这种疾病时少6000万人。在经济上,到2010年,受艾滋病之害最严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国民收入将减少8%。非洲南部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女性负担大部分农活和家务。因艾滋病致死的女性多于男性,撒哈拉以南的粮食不安全性增加了,又由于许多年轻成年人过于虚弱不能从事耕作,因此粮食短缺。营养不良、饥饿且易感染其他疾病使艾滋病加重了客观的国民收入(impersonal national income)减少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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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但由于除南非以外所有撒哈拉以南国家的高生育率,2000—2050年人口仍有可观的增长,非洲人口还将增加近10亿。的确,尽管HIV/AIDS造成了高死亡率,但据联合国预测,50个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在2000—2050年间,高生育率将使其人口增加近2倍。然而,即使出现某些非洲和东南亚国家传染病和死亡率正在下降的充满希望的报告,俄罗斯、乌克兰、南亚和东亚——特别是印度——艾滋病迅速蔓延的警告还是引起了新的全球性人口学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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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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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人口对比的另一种方法是绘制人口金字塔(population pyramid)——一种表现人口年龄和性别组成的图解。“金字塔”一词是17世纪创造用以描述许多国家人口状况的图解:底部是宽阔的年轻年龄组,上部因年长人口的死亡而渐次变窄。现在形成的各种不同形态的年龄金字塔,各自反映不同的人口史(图6.9),有些人认为“人口剖面”是一种更合适的称谓。把几个世代的人口组合到一起,金字塔或“剖面”突出显示了“婴儿潮”、导致人口减少的战争、出生率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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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人口结构的4种模式。这些图解表明,人口“金字塔”有多种形式。这些国家人口年龄分布反映了过去、记录了现在,并预测了未来的情况。像乌干达那样的国家,与年轻人口有关的社会成本很重要,而且经济增长为新劳动力进入市场提供就业机会。奥地利的负增长意味着未来要以较少的劳动人口去赡养老龄人口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俄罗斯1992年的金字塔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出生锐减的情况,形成了45—49岁年龄组的“收敛”,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男性大量伤亡和战后俄罗斯男性寿命急剧缩短造成65岁以上男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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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 Base; for Russia: Carl Haub,“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Population Bulletin 49, no. 4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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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乌干达这样最低年龄组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迅速增多,较年长年龄组所占百分比持续下降,形成一个斜边明显的金字塔。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欠发达国家年长年龄组中女性预期寿命缩短,因此乌干达年长年龄组女性的比例低于瑞典等其他国家。女性预期寿命和死亡率可能受到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见“1亿女性缺失”专栏)。瑞典是一个出生率很低的富国,各年龄组人口近乎相等,“金字塔”两边几乎呈直立状态。在老龄人口组中,像奥地利表明的那样,男女比例可能不平衡,原因是后者的预期寿命较长。战争的影响也很明显,俄罗斯1992年的人口金字塔生动地显示出该国因战争减少的年龄组和男女比率的不平衡。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欧之间金字塔组成的尖锐对比概括地表现了世界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人口的差异;从博茨瓦纳人口的预测可以看出,一般公认的人口金字塔的形状能迅速改变(图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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