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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关于不受控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生产只能以算术级数⑩ 增长的可怕推论在人类历史中已有记录，就如同今天看到的一样。饥饿作为资源耗竭的最终表现，在现在和过去都不陌生。据保守估计，在你阅读本页的2分钟内，全世界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超过40（每年1100万），其中一半是5岁以下的儿童。当然，同一个2分钟内又有更大数量的新生儿取代他们。损失几乎总能得到补偿。人类历史上过去300年来死于战场上的人数也许为7000万，略少于目前自然增长率下1年置换期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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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可避免地——根据马尔萨斯的逻辑、历史上明显的证据以及对动物种群的观察——在人口数目与资源支持之间达到平衡。任何物种种群过大时，种群的群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J型曲线疯狂上升的斜边被扳成水平状，使J型曲线变成S型曲线（S-curve）。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如图6.29所示。S型曲线顶部代表一个种群的规模与可利用的资源基础相协调并得到资源基础的支持。当该种群规模等于它所占据地区的承载力时，就达到自稳平台（homeostatic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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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9 人类达到较高的自稳平台（平衡状态）证明了我们通过技术进步增加土地人口承载力的能力。每个新平台代表J型曲线向S型曲线的转变。“医药革命”意味着极大地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现代卫生和公共保健技术与疾病预防和医疗进步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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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界，过分拥挤和环境压力显然会在生理上释放一种自动的生育抑制。虽然饥荒和慢性营养不良可能降低人类的生育率，但是人口的限制通常必须通过强迫或自愿的手段方能奏效。人口转型为与死亡率相匹配的低出生率被引为马尔萨斯第一条假设错误的证据：人口不一定呈几何级数增长。人们观察到，生育行为受社会决定因素的控制，而不是只受生物学或资源规则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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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根据欧洲的人口经验，马尔萨斯的思想在19世纪末就已被摈弃，但他所表示的关切在20世纪50年代又复活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这种增长对其资源的压力导致了这样的观点，即生活水准的改善只有通过提高对每个工人的投入方能达到。人口快速增长被看作稀缺资源严重偏离其资金总额，进入无休止的社会福利程序。为了提升生活水准，现有全国性降低死亡率的努力必须和政府降低出生率的计划取得平衡。因这个观点而为人所知的新马尔萨斯主义（Neo-Malthusianism），成为主要通过控制生育与家庭计划达到人口控制的国际计划的基础（图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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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0 印度孟买一处宣传政府坚持降低本国高生育率的计划的广告牌。女性绝育手术是世界上计划生育最流行的形式，有报告称，印度、巴西和中国1/3以上已婚妇女已经接受绝育手术。相比之下，全世界已婚男性的绝育率仅为4%。（© Carl Pur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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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新马尔萨斯主义所采取的态度颇不相同。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国家从总体上——虽然所取得的成就不同——采取了家庭计划生育的政策和程序。1965年新加坡成立了计划生育和人口理事会（Family Planning and Population Board, FPPB），那时每个女性终生的生育率为4.9；到1986年生育率下降到1.7，远低于发达国家2.1的替代水平，该机构也因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被撤销。加勒比海和南美国家，即使最贫穷而且多为农业国，也经历了生育率下降的过程，虽然这种下降常常是在受罗马天主教影响的政府鼓励多生育的观点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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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和中东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论点反响一般不大，因为民间的文化信仰根深蒂固，如果不在政府影响范围之内，大家庭——6、7个孩子——是最合意的。虽然撒哈拉以南大多数国家的总生育率开始下降，但几乎仍然停留在替代水平之上。宗教激进主义反对限制生育也是近东和北非的一种文化因素。然而，伊朗的穆斯林神权政治批准了一系列避孕方法，推行了世界上最积极的家庭计划生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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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控制还存在着其他障碍。当西方国家首次提出为了发展必须实行家庭计划生育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论点的时候，遭到许多欠发达国家的反对。他们断言，是殖民时代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的残余而不是人口增加阻碍了发展，这反映了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方面的观念。有些政府领导人认为在人口数量、权力和鼓励生育政策之间有相关性，如同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那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美国经济学家主张人口增长对发展是一种促进因素而不是阻碍，人的智力和技能是世界上最根本的资源基础，他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丰饶角论”（cornucopian）⑪ 。自马尔萨斯的时代以来，他们观察到世界人口已从9亿增长到60亿以上而没有出现可怕的后果——证明了马尔萨斯未能认识到技术对提高地球承载力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即使人口数量更多，甚至所有人都提高了生活水准，地球还是能够供养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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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观点是对“丰饶角论”乐观主义的修正，该观点承认像绿色革命之类人类天才的发明使粮食产量已经赶上1970年以来人口急剧增长的步伐。但这种看法的鼓吹者坚称，科学技术增加粮食生产的能力并不会自动出现，近年来自满与对研究支持不足已经阻碍了进步。他们还观察到，即使取得更大的进步，也并非所有国家或地区都有利用这些进步的社会意愿和政治意愿。第三种观点的鼓吹者警告说，那些不这样做的国家或地区，将会赶不上老百姓需求的步伐，陷入不同程度的贫困与环境退化，造成国家和地区——虽然不一定是全球——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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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人口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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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口的人生观、理论或文化准则如何，事实依然是：许多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都表现出明显的下降。全球生育率和出生率似乎以悲观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未曾料到的程度在下降，下降的速度使人想到世界人口达到峰值的时间要比先前所设想的更快，而且总数更少（见 “人口剧减？”专栏）。近年来世界各地区都有生育率稳步下降的记录，生育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全球平均每个妇女5个孩子下降到21世纪初的3个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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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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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下降到每个妇女大约2.1个孩子的替代水平，并不意味着人口增长立即终结。由于许多社会人口的年龄组成，即使每个女性的生育率下降了，出生人口的数目也将继续增长。其原因可以从人口惯性（population momentum）（或人口学惯性［demographic momentum］）中找到，其中关键在于一国人口的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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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口大部分为年轻人时，过去高生育率期出生的人口每年越来越多地进入生育年龄，这就是21世纪初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发展中国家人口较业已工业化地区的人口年轻（图6.11），15岁以下人口占30%（亚洲和拉丁美洲）到40%（非洲）。这些年轻人生育率的结果尚未体现出来。年轻人数目较大的人口，无论其分娩水平如何，都倾向于迅速增长。在现有的年轻年龄组步入成年并逐步通过人口金字塔之前，这种结果将持续被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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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实行最严格的限制增长的国家政策，也不能完全停止人口增长。现在人口基数大的国家，尽管出生率下降，但仍将经历人口大量增长。实际上，原先的生育率越高、向低水平下降越急速，人口惯性的作用就越大，即使生育率下降到低于替代水平之后也是如此。将韩国与英国做简单比较就能显示这一点。2002年两国生育率处于同一水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6个小孩。从2002年到2025年，预期人口数量较大的英国（不考虑移民或与新移民有关的生育）将减少200万人，而人口规模较小、较年轻的韩国人口预计会继续增长，增加2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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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人口学家而言，人口惯性的现实已经对联合国2003年所做的世界人口将于2075年达到大约92亿峰值的预测提出严肃的疑问。他们注意到，目前世界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出生率高的15—40岁年龄段。即使各处每个人都接受每对夫妇2个孩子的政策，若想使世界人口稳定在120亿也需要（由于人口惯性）大约70年，比联合国的预测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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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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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年轻人口最终会变老，即使年轻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面临这种现实。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认识到工业化经济已经遭遇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到2025年60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超过10亿人，到2050年将达到19亿人，那时世界上60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超过15岁以下的人口。1998年较发达地区已经出现青年人与老年人这种重大相对比例的逆转。人口老龄化的走向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这是当前全球人口从高水平生育率和死亡率向低水平转变的结果。过去年轻人居多的情况不大可能重新出现，因为本世纪初全球范围内老年人每年增长2%——比整个人口增长快得多——2025—2030年间，60岁以上人口增长率达到每年2.8%。到2050年，据联合国预测，全世界每5人中就有1人在60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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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中叶将有大约80%老年人住在欠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老年人的增长率为发达国家的3倍。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老年人预计占人口的20%，相比之下2000年60岁以上人口只占8%。因为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很快，所以他们和发达国家相比，用以调整老龄化后果的时间较少。而且老龄化的后果将是在个人与国家收入水平，以及经济实力都较低的情况下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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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劳动年龄人口都将面临日益增加的负担和义务。潜在赡养率（potential support ratio，PSR）——每个65岁以上公民对应15—64岁公民的数目——业已稳步下降。1950—2000年，每个老年人相对应的工作年龄人员从12个降低到9个，到21世纪中叶预期降至4个。这对社会安全体系和社会赡养义务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而由于较老龄人口本身也日益变老，问题就会更加严重。到21世纪中叶，1/5老人将达到平均80岁以上，较之年轻的长者，对他们的医疗保健和长期照顾需要更多的赡养费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似乎最难处理人口老龄化的后果，这些国家一般都缺乏保障老年公民需求的保健、收入、住房和社会服务的制度。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考虑目前人口惯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时，必须结合过去人口格局老龄化的结果和增长率（图6.31）。